康震：指手畫腳誰不會？能寫出《平凡的世界》這種水準的，有幾個

名氣這東西，有時候是蜜糖，有時候是枷鎖。

1982年，路遙就結結實實地被這副金枷鎖給銬住了。

一部《人生》讓他火遍大江南北，走到哪兒都是鮮花和掌聲，可他自個兒心里發毛。

這個從陜北黃土疙瘩里走出來的漢子，最怕的就是被當成猴一樣圍觀。

別人請他去講座，他講著講著，看著底下黑壓壓的人頭，突然就覺得這事兒不對勁，感覺自己像個騙子。

他后來跟朋友說，那時候真想地上有條縫，一頭鉆進去就再也別出來。

就在所有人都以為他會趁熱打鐵，再寫幾部《人生》這樣叫好又叫座的作品時，路遙卻一腳剎車，掉頭鉆進了牛角尖。

他心里憋著一個更大的念頭，一個能把他自己掏空的念頭。

他要寫一部能反映中國近十年變遷的全景式小說，要把他熟悉的那片土地上，那些普通人的掙扎、奮斗和命運，原原本本掰開了、揉碎了，再立起來，給時代做個見證。

這個想法一出來，就把他自己都嚇了一跳。

他知道，這不叫寫作，這叫玩命。

但他那股倔勁上來了，九頭牛都拉不回來。

他決定從名利場上“失蹤”，把自己扔進一場前途未卜的苦役里。

路遙做事，從來不是頭腦一熱。

他給自己立了個軍令狀：動筆之前，先準備三年。

這三年，他過得不像個作家，倒像個準備考狀元的秀才。

他把自己關在西安的家里，那間小屋子很快就被書給淹了。

從中國的《紅樓夢》到外國的《百年孤獨》，一百多部經典，他不是看，是啃。

柳青的《創業史》，他翻來覆去讀了七遍，書頁都起了毛邊，上面密密麻麻全是他畫的道道、寫的批注。

他是在找一條路，一條能通往他心里那部巨著的路。

光讀書還不夠。

他要寫的是1975年到1985年這十年，這十年發生了什么，老百姓的日子是怎么過的，他必須搞得一清二楚。

他托關系，找來了這十年間幾乎所有的《人民日報》《陜西日報》和《參考消息》的合訂本。

那玩意兒死沉，摞起來比人都高。

他就那么一頁一頁地翻，一天一天地看。

從國家大事到社會新聞，甚至豬肉價格漲了幾分錢，他都拿個小本本記下來。

報紙的紙張又硬又脆，翻得多了，指頭尖全被磨破了，滲出血絲。

疼得受不了，他就找塊布條把手指纏上，用手掌壓著繼續翻。

三年下來，他的手指上落了一層厚厚的老繭，腦子里也裝下了一部活生生的當代史。

這期間，他也沒閑著。

一有空就往陜北老家跑，跑到鄉下、煤礦、集市，跟各色人等聊天。

他蹲在田埂上跟老農聊收成，鉆進黑乎乎的礦井里跟工人一起啃又冷又硬的饅頭。

他不是去采風，他是去“生活”。

他要知道農民的一滴汗水有多咸，礦工的一次呼吸有多重。

這些東西，報紙上沒有，書本里也沒有，只有一頭扎進生活的最深處，才能撈得上來。

這三年，路遙把自己徹底變成了一個容器，把知識、歷史和生活攪和在一起，用自己的精神之火熬著，就等著開爐的那一天。

1985年秋天，路遙覺得火候到了。

他扛著兩大箱子資料，揣著幾罐咖啡和十幾條香煙，一個人跑到了銅川的陳家山煤礦。

他要在這里，開始寫《平凡的世界》第一部。

他故意選了這么個又偏又苦的地方，就是想斷了自己的后路，讓自己除了寫作，無處可逃。

可真坐到書桌前，腦子卻空了。

小說的開頭怎么寫？

他一連三天，一個字都憋不出來。

稿紙揉了一團又一團，屋里地上一片狼藉。

他急得像困在籠子里的野獸，不停地抽煙，來回踱步。

他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根本就沒那個能耐，當初那個宏大的計劃，就是一個笑話。

就在他快要崩潰的時候，他想起了托爾斯泰的一句話，大意是說，好戲要往后放。

他一下子就通了。

他決定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開場白，就用最樸素、最笨拙的方式，像個說書人一樣，把故事的門簾子慢慢掀開。

于是，那個后來被無數人記住的開頭誕生了：“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間，一個平平常常的日子…

這扇門一打開，路遙的創作就進入了一種瘋魔的狀態。

他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就是寫。

一天工作十六七個小時是常態，有時候寫順了，能連著干二十多個小時。

他學著柳青，在墻上貼了張進度表，寫完一章，就用紅筆劃掉一個數字，那感覺，就像打了場勝仗。

他的人已經完全活進了書里。

當他寫到孫少安的磚窯倒閉，山一樣的大漢嚎啕大哭時，路遙自己也趴在桌上，眼淚止不住地流。

當他寫到田曉霞為了救一個落水的孩子而犧牲時，他更是悲痛到無法自持，扔下筆就沖出房間，一個人跑到礦區荒涼的鐵軌上，蹲在那兒哭得撕心裂肺。

他不是在寫一個人物的死亡，他是在為自己一個親人的離去而哀悼。

第一部寫完，洋洋灑灑幾十萬字。

路遙把它當成自己的孩子，滿懷希望地寄給了當時國內最好的文學期刊《當代》。

結果，等來的是一封冰冷的退稿信。

編輯的意見很客氣，但意思很明確：節奏太慢，不符合現在的閱讀潮流，讀者恐怕沒耐心看。

路遙不信邪，又轉投《收獲》《十月》，結果都是一樣，石沉大海。

這盆冷水，從頭到腳把他澆了個透心涼。

他一個成名作家，竟然沒有一家雜志肯登他的心血之作。

那段日子，他抽煙更兇了，整個人都蔫了。

可路"遙"骨子里就是頭犟驢。

短暫的消沉過后，他那股不服輸的勁又上來了。

你們說不行，我偏要寫下去！

他帶著手稿，沒回西安，而是直接扎進了陜北甘泉縣一個更偏僻的招待所。

第二部的創作，就在一個夏天還得生爐子取暖的窯洞里開始了。

那里的條件比煤礦還差，窯洞陰暗潮濕，墻壁上直往下掉土。

他經常餓著肚子寫作，唯一的“伴兒”，是一只和他“和平共處”的老鼠。

夜深人靜，他寫得筋疲力盡時，就抬頭看看遠處縣城家屬樓里透出的點點燈火，心里想著別人的老婆孩子熱炕頭，再回頭看看自己這孤燈冷壁，長嘆一口氣，又埋頭寫下去。

寫到第三部的時候，路遙的身體徹底垮了。

長期的勞累和營養不良，加上不要命地抽煙喝酒，他的肝病嚴重惡化。

他開始頻繁地吐血，有時候寫著寫著，一口血就噴在了稿紙上。

他知道，死神已經站在他身后了。

他怕，但他更怕的是，書還沒寫完，自己就先倒下了。

他想起了他的文學偶像柳青，寫《創業史》第二部時也是積勞成疾，最終撒手人寰，留下巨大的遺憾。

他絕不能重蹈覆轍。

他是在跟時間賽跑，跟死神搶命。

1988年春節，家家戶戶都在團圓。

路遙一個人在榆林的賓館里趕稿，實在撐不住了，就拿出女兒的照片看看，看著看著，眼淚就下來了。

為了這部書，他虧欠家人太多了。

這份愧疚，像鞭子一樣抽打著他，也支撐著他。

1988年5月25日，在甘泉縣招待所，他終于為這部百萬字的巨著，畫上了最后一個句號。

當寫完“全文完”三個字時，他整個人都虛脫了，六年來的所有孤獨、痛苦、煎熬，在那一刻全都涌了上來。

他什么都沒想，只是猛地推開窗戶，把自己那支用了六年的英雄牌鋼筆，使出全身力氣，遠遠地扔了出去。

他贏了和文學的這場豪賭，卻輸給了自己的生命。

四年后，1992年11月17日，路遙因肝硬化腹水醫治無效，在西安病逝，年僅42歲。

他沒有看到自己的作品如何被千千萬萬的讀者捧在手里，也沒有聽到那句后來廣為流傳的評價：“指手畫腳誰不會？

能寫出《平凡的世界》這種水準的，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