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吸過毒，曾經是“爛人”，想要個機會

被警察帶走驗尿時，李萬強戒毒3年沒有復吸，早已過了動態管控期。

那是一次普通的出差。他和領導、同事一起到某一線城市入住酒店，沒多久，警察上門，把他帶走驗尿。結束后，他清白地回到酒店，但事態已經無法收回——領導和同事都知道了他“有過吸毒史”。

出差回去，工作就沒了。

李萬強已屬幸運之人——更多的戒毒人員，因為開不出一張“清白”的無犯罪記錄證明，根本沒有機會找到工作。

同是戒毒人員的王軍有同樣的感受。他說，他們這樣的人，為數不多能找到的工作是清潔工、保安、摩的司機等，“運氣好的人還能送送外賣，但很不穩定”。但現在，這類工作也都需要無犯罪記錄證明。

按照我國的法律，吸毒屬于治安違法，不是刑事犯罪，但在過去，戒毒人員去開無犯罪記錄證明時，“派出所一般都會標注此人有過吸毒史，導致我們很難被錄用”，王軍說。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治安違法記錄封存”進入公共討論。但爭議隨之而來：封存吸毒違法記錄，會不會變相縱容吸毒，乃至讓吸毒人員脫管？

爭論中的各方聲音很多，唯獨缺少了當事群體。我們或許也需要聽聽，那些被“記錄”的人，是如何理解這件事的。

復歸社會，步履維艱

李萬強已經戒毒六七年，但在社會管控的數字網絡中，他依然是一個“預警對象”。

因為出差驗尿而丟掉了工作后，他回到老家，在一家由當地“禁毒明星”胡新剛負責的敬老餐廳做志愿者，沒有收入。

李萬強曾經還送過外賣，做快遞和物流的日結工，但這幾年都做不了了。“我們的資料一進入人家那個平臺，就會直接被排除掉”，李萬強說，“按理來說，除了公安，其他機構都沒法查詢，也可能是通過大數據分析，顯示我們存在某種風險。”

他也曾試過去大城市闖。剛去時，他借住在妹妹家，后來準備辦居住證，交了相關資料到派出所。不久，有人跑到了妹妹家找他驗尿。

李萬強說，對此他能理解，可以單獨找他或給他打個電話。

“但他們是先找我妹妹小區的物業，再讓物業帶他們來找我，搞得物業和小區里其他人都知道我妹妹有個以前吸過毒的哥哥，這個影響很壞。”李萬強告訴南風窗。

影響還延伸到其他方面。李萬強之前辦了一張信用卡，沒用幾個月就被銀行停掉了。他說這期間他都正常使用，按時還款。后來打電話去問，銀行回復他“風控”不過關。

甚至去銀行貸款，就算征信沒有問題，對方也不會放貸，理由同樣是“風控”不過關。

李萬強已經戒毒六七年，但在社會管控的數字網絡中，他依然是一個“預警對象” 圖源：unsplash

這些不是李萬強一人的遭遇。同是戒毒康復人員的王軍也有著相似的感受。今年42歲的王軍，曾吸食冰毒多年，進過兩次強制戒毒所。2021年，他結束了第二次強戒，試圖重返社會。

但是找工作越來越難，王軍說，即便是處于就業鏈條末端的工作，近幾年來也充滿變數。

問題的核心，在于那一紙無犯罪記錄證明。

有時碰到用人高峰期，有些工作也會起用他們，但一旦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很快就會把人開掉。又或者，碰到一些重要時刻，舉辦大型活動等時，他們也會被遣返回家。

王軍說，這種基于過往記錄的系統性排斥，讓他們回歸社會變得步履維艱。

“我們不奢望別人怎么去幫我們，只是不要排斥、歧視我們，給我們一次機會就好了。”李萬強說，于他們而言，治安管理處罰記錄的封存，確是一個好消息。

他說，這不是為了去再次作惡，而是為了求得一個不被系統自動彈出、不被雇主直接秒拒的平等機會。

“很多人說，像我們這樣的人就不該給機會。”王軍告訴南風窗，他承認自己以前犯過錯誤。“但我們已經拿自己青春去贖罪了，吸毒本身就是對我們的懲罰，我們也接受了罰款、行政拘留和兩年多的強制戒毒。”王軍說，這些都是他們為吸毒付出的代價。

“你就當我是個畜生”

李萬強和王軍遭遇的困境，胡新剛都看在眼里。作為一個曾經吸毒20年，后又成為當地禁毒先鋒的過來人，他知道戒毒康復人員復歸社會的困難，也知曉毒品如何摧毀一個人，以及重建一個人被毒品摧毀的“快樂機制”的艱難。

胡新剛從不避諱自己的吸毒經歷。按照他的說法，大多數有過吸毒經歷的人都在努力撕掉這個標簽，而這十幾年來，他一直在給自己貼上這個標簽。

甚至他的微信頭像，很長時間以來都是那張被他稱作“一世三生”的對比照。左邊是吸毒的他，骨瘦如柴、眼神渙散，典型的“癮君子”；右邊的兩張，是他戒毒后的模樣，眼神堅定，面容飽滿，對比之下判若兩人。

胡新剛的微信頭像/冷西 攝

而這一切，是他想要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去激勵那些正在戒毒或想要戒毒的失足人員。

“我15歲左右就吸毒了。”胡新剛回憶。那是上世紀90年代初，他因為校園霸凌輟學，混跡社會，覺得唯有如此才能擁有保護自己和家人的能力。

在這個過程中，他扎進了毒品圈子。

“那個時候毒品在我們圈子里，就是新生的時尚物品，大家吸毒是為了趕時髦。”胡新剛說，第一次吸海洛因時，他吐得昏天黑地，但為了不被“大哥”們看作“老土”，也為了融入圈子，他逼自己適應了那種苦味。

甚至，在發現自己上癮時，他“有種終于合格了的感覺”。隨之而來的是長達20年的沉淪。

毒品的可怕，不僅在于生理的依賴，更在于它對人性的吞噬。“毒品是把大腦的快樂機制毀掉了，透支人的快感。”胡新剛形容，那種快感“很直接、很強烈”，以至于世間任何其他物質都無法與之相比。

為了維持這種快感，他變成了徹頭徹尾的“爛人”。

1993年，父親病重住院，胡新剛在醫院守了兩個月，外人都說他孝順。但只要毒販一來電話，他還是會跑出去。“有一次我出去等毒販，等了一兩個小時才回去，我父親上廁所摔跤了，大出血……沒隔多久就去世了。”這件事成了他終身的悔恨。

但父親的去世，沒改變他對吸毒的渴望。自己沒錢時，他就向母親索取毒資。

母親在菜市場賣牛肉，為了不讓兒子那副模樣嚇跑客人，總是讓他先打電話，自己再把錢送過來。

有一次，胡新剛去找母親要錢，母親一瘸一拐地走出來，褲腳挽得高高的，腿上全是血。母親說是走路不小心跌進水溝劃破的。“她當時沒有罵我，（而是）問我吃飯了沒有？”那一刻，胡新剛覺得自己是“畜生”，沒有拿錢，扭頭走了。

然而，毒癮發作時的生理痛苦——“像螞蟻啃骨一樣的渾身酸痛”，讓他又折返了回去。

面對依然一瘸一拐的母親，他昧著良心拿走了錢。

“當時沒想什么母親很可憐之類的，我心里想你就認定我是個畜生，當沒我這個兒子一樣。”胡新剛說，但吸完毒以后，又想起母親，想起自己的生活，就開始后悔。

戒毒并不簡單。“只要一接觸到社會面，第一時間就會想到去復吸。”胡新剛坦言。20年間，他進過強制戒毒所五六次，勞教戒毒三次，自愿戒毒七八次。每一次出來，面對家人的不信任、社會的歧視以及內心的空虛，他都會再次扎入“毒圈”。

而且，當時為了自己不被拘留和帶去強戒所，胡新剛說，他自己隨時帶個刀片，被警方抓住時就割自己手腕。此外，他還吞過鐵絲，甚至拿艾滋病人的針頭往自己身上扎過，所幸沒有感染。

直到2009年，多次有過輕生念頭的他，在吸食冰毒產生幻覺后從5樓跳下，全身7處骨折，右腿髕骨粉碎，落下終身殘疾。

在醫院里，只有母親不離不棄。看著年邁的母親為自己奔波，也看著病友家屬無私的幫助，躺在床上的胡新剛第一次產生了“感恩”的念頭。

“雖然心里面還有去死的念頭，但看到母親每天為我奔波操勞……我就想自己要是死了，母親怎么辦，誰給她養老送終？”這個念頭，讓他堅持了下來。

重建快樂系統

胡新剛的重生，并非止步于“不吸毒”。

“戒毒是要在身體脫毒的同時，重建人的快樂系統。”這是胡新剛用半輩子換來的領悟。對于吸毒人員來說，毒品曾是他們獲取快樂的唯一捷徑，一旦切斷，巨大的空虛感往往是復吸的溫床。

而胡新剛找到的替代品，是“做好事”。

出院后，他開始跑摩的謀生。有一次，他在街邊看到一輛沒拔鑰匙的摩托車。他沒有像過去那樣想偷走換毒資，而是守在車旁等了2個小時，以防被別人偷走。雖然沒等到車主，但他把鑰匙交給了旁邊店主。

“雖然沒等到人，但是我心里好高興。”胡新剛第一時間打電話給做校長的舅舅，舅舅在電話那頭的贊許讓他淚流滿面。“那是一種可以分享的快樂，它跟吸毒帶來的、短暫的、只能自己感受的快感不一樣。”

另一次，一位打摩的到郊區的女乘客讓他找零錢，自己在原地等待。當胡新剛從遠處換完錢趕回去時，看到女乘客正對著來接她的男朋友比了一個勝利的“耶”——顯然，男朋友賭定這個摩的司機卷錢跑了，但胡新剛回來了。

“一個陌生人的信任讓我覺得很溫暖……證明我不是天生的毒品胚子。”

這些細微的、來自普通人的信任與尊重，如同磚石，一點點填補了胡新剛內心的黑洞。他開始意識到，通過幫助別人獲得的社會認可，可以產生比毒品更持久、更真實的滿足感。

基于這種理念，胡新剛創辦了“衡陽市石鼓區同伴教育戒毒服務中心”，并在衡陽市石鼓區挽月山莊建立了一所特殊的“戒毒學校”。

衡陽市石鼓區同伴教育戒毒康復培訓學校/冷西 攝

這里沒有圍墻，沒有藥物，甚至沒有強制的管束，有的只是一群有著相同經歷的“同伴”。

“每個人來，我都告訴他這里沒有藥，戒毒肯定難受。”胡新剛說。當學員心理毒癮發作，甚至發生戒毒康復人員以自己吞食打火機等自殘行為為由，想要出去時，他們沒有放棄，而是輪流陪伴、聊天，遞上一杯熱茶。

“我就跟他講，這個打火機我以前也吃過好多次……我說我知道你現在很難受，你是想去打一針。但你要想好，你出去打一針后，以后的日子又要怎么過，我這里是肯定不會讓你來了。”胡新剛用自己的經歷現身說法，打破了吸毒者心中那道“沒人懂我”的壁壘。

“這些曾經都吸過毒的人在一起，沒有隔閡也沒有欺騙，大家可以互相感同身受。”這種抱團取暖的模式，奇跡般地幫助了許多人。更重要的是，胡新剛帶著戒毒人員做公益——去敬老院剪頭發、去福利院打掃衛生，現在則是運營一家免費的敬老餐廳。

胡新剛在2025年9月開始負責的行愿敬老餐廳，給附近老人免費提供午餐/冷西 攝

而這正是他覺得可以重建人快樂系統的方式。

“當他們在幫助他人后，聽到對方的感謝和善意，他們心里也會很開心，感受到那種被需要的快樂。從而建立自我價值，覺得自己也是能幫助到他人的人，而不只是垃圾和被社會拋棄的人。”胡新剛認為，這是抵制毒品心癮的根本解藥，也是他們回歸社會時獲得他人認可的憑證之一。

封存記錄≠放任不管

胡新剛多年的努力，既在于減少吸毒人員，也致力于讓戒毒人員被社會接納。他認為，這次“封存違法記錄”制度的出臺，可以讓他們獲得一個平等的就業機會。

但在硬幣的另一面，公眾對于“安全”的焦慮同樣真實且現實。

“一旦吸了毒一輩子都戒不了”“吸毒人員復吸概率90%多”……這些流傳甚廣的說法，構成了公眾反對“違法記錄封存”的心理基礎。

然而，依據當下嚴密的禁毒、戒毒體系和現狀，公眾其實大可以放心一些。

治安管理處罰記錄的封存，并不等同于對吸毒人員管控的松懈。

按照當前法律規定，在吸毒問題上，治安處罰只是一個入口。當一個吸毒者被拘留、罰款后，真正的管控才剛剛開始。

根據我國“禁毒法”和“戒毒條例”，一旦吸毒人員被發現并被認定成癮，等待他們的是一套嚴密的流程：社區戒毒（3年）或強制隔離戒毒（2年）加社區康復（3年）。這意味著，一個吸毒成癮人員，至少要面臨長達3到6年的高強度戒治管控。

圖為注射器 圖源：視覺中國

更關鍵的是公安內部的“吸毒人員動態管控預警系統”。

2006年，公安部建立了這套系統。一旦吸毒信息錄入，身份證便與系統綁定。正如李萬強所遭遇的那樣，無論是在哪里住旅館、坐火車、進網吧，只要刷身份證，警報就會拉響，當地民警會迅速介入進行尿檢。

“理論上來說，我從2006年以后就沒被公安抓過了……但直到2015年我外出坐火車、住酒店刷身份證時，還是會被帶去驗尿之類的。”胡新剛也證實了這一系統的嚴密性。

即便按照“戒毒條例”規定，戒斷3年未復吸人員不再實行動態管控，但這在現實中往往只是“降低管控力度”而非“完全退出”。

“動態管控并不會因為消除或下調級別就失去作用，吸毒記錄終生不會消除，它像一道枷鎖永遠束縛在吸毒人員身上。”武漢市公安局武昌區分局曾在一份公開答復中如此表述。

因此，即將推行的“違法記錄封存”，僅僅是限制了該記錄在社會面（如一般企業入職查詢）的公開查詢，從而保障戒毒人員的隱私權和就業權。而在公安機關的內部系統中，這些記錄依然存在，重點管控、動態預警的機制依然在運轉。

違法記錄的封存，不會改變它的存在。

社會接納，也是禁毒的一部分

管控體系盡管如此嚴密，但很多人還是難以理解，為什么要給吸毒、戒毒人員機會？

2006年，時任國家禁毒委副秘書長陳存儀提到，吸毒人員身份同時具有“三重屬性”：吸毒人員既是違法者，也是大腦神經功能受損的病人，更是毒品泛濫的受害者。

“沒有人是天生的毒品胚子，大部分都是不幸染上的毒品。”胡新剛在采訪中反復強調。環境的影響、家庭的破碎、年少的無知，往往是推人入淵的黑手。

如果不將他們視為需要挽救的“病人”和“受害者”，而僅僅當作必須清除的“垃圾”，社會可能會付相應的代價。

有研究顯示，家庭和社會的接納程度，影響戒毒的成敗。2022年，司法部的一項調查顯示，重慶市復吸高危人群中，失業人員的復吸率高達47.1%，無固定工作、無固定收入人員復吸比例過半。

“如果我們戒毒出來，想要重新來過時，周圍人看到我們都是躲開和遠離，社會對我們是歧視和排斥，那我們最后可能只能回到以前那個圈子”，李萬強說，“因為你只能在那個圈子里才能找到存在感。”

胡新剛也告訴南風窗，社會的排斥會使得這些戒毒人員成為一個潛在的危害，他們最后可能因為沒有出路而重返曾經的圈子，或者從事其他違法犯罪的事情。

“我們去接納這些戒毒康復人員，真的是在減少社會隱患，也可以說是在跟毒販搶資源，此消彼長。”胡新剛說。

此外，現在的禁毒形勢正在發生積極的變化。胡新剛觀察到，強制戒毒所的人數正在銳減，強戒所面臨轉型。“現在禁毒大隊的抓一個吸毒人員都很難的。”胡新剛說，這說明毒品市場的萎縮和管控的有效。

相關統計也顯示，截至2024年底，中國現有吸毒人員74.7萬名，同比下降16.7%，戒斷3年未發現復吸人員428.6萬名，同比上升5.1%。

在這樣的背景下，違法記錄封存制度的出臺，更像是一種精準的社會治理微調。它將那些已經真正戒斷、渴望回歸的“李萬強們”，從無差別的社會性死亡中打撈出來，給他們一個靠勞動自食其力的機會。

“我們要求很簡單，能有一個機會，靠自己的勞動生存下去就可以了。”王軍告訴南風窗。

當然，胡新剛也并不主張無差別的“一刀切”。他認為，封存應當分情況：“針對那些高風險的吸毒人員，比如有嚴重暴力傾向或者有販毒嫌疑、以及因吸毒產生妄想或其他幻覺類病癥的人員，可能不太適宜封存。”

更多的人渴望回到平凡的現實。2025年12月16日上午，胡新剛騎著電動三輪車來到自己負責的衡陽市石鼓區行愿敬老餐廳。廚師已在準備免費午餐。10點50分，老人們準時來到，很快坐滿餐廳。

在行愿敬老餐廳就餐的老人們/冷西 攝

穿著馬甲的志愿者們忙前忙后，端上熱氣騰騰的素食。其中，有幾個曾是讓鄰里避之不及的“癮君子”，現在，他們是老人們口中熱心的“小張”“小李”。

李萬強就是其中一員。他在這里幫忙義務送餐，雖然沒有工資，但他覺得“精神很富足”。

從“爛人”到“志愿者”，中間隔著的，除了個人的意志力，還有家人的支持和陌生人的善意，也有制度的嚴管和社會的微光。

（應受訪者要求，除胡新剛外，其余戒毒康復人員為化名。）

來源：南風窗 B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