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史名著譯叢”出版座談暨學術研討會舉行

近日，“經典·譯介·生成：藝術史知識體系的跨語境建構”出版座談暨學術研討會在何香凝美術館舉辦。座談研討會上，何香凝美術館館長蔡顯良、商務印書館總編輯葉軍、中國美術學院教授范景中等十余位來自全國藝術史與出版領域的專家學者，圍繞藝術史研究的跨語境傳播與知識生成展開深入探討。

“經典·譯介·生成：藝術史知識體系的跨語境建構”出版座談暨學術研討會現場。主辦方供圖

“何香凝美術館·藝術史名著譯叢”由范景中擔任主編，由何香凝美術館和商務印書館共同策劃出版。譯叢涵蓋了從古希臘羅馬時期的雕刻藝術，到20世紀超現實主義的創新探索，精選從瓦爾堡、潘諾夫斯基、貢布里希等經典藝術史學至哈斯克爾、邁耶·夏皮羅、阿爾珀蒂等新藝術史學的代表著作約60余種，不僅深入剖析了藝術家的性格與行為，揭示出藝術創作背后的情感與動機，還細致入微地探討了藝術作品的隱含特質，引導我們透過表面形式，觸及藝術作品的深層內涵。迄今為止，譯叢已出版《論藝術與鑒賞》《美術學院的歷史》《藝術批評史》《美術史的實踐和方法問題》《造假》《瓦爾堡思想傳記》《歷史及其圖像》《喬托的幾何學遺產》等28種圖書。

“何香凝美術館·藝術史名著譯叢”。

蔡顯良在致辭中表示，“藝術史名著譯叢”是何香凝美術館踐行“知識生產”立館之本的核心載體，其價值遠不止于“把書譯過來”，更在于三重“跨語境建構”：其一是理論框架的跨語境，通過引入經典為中國藝術史研究引入新的問題意識；其二是學術語言的跨語境，依靠國內藝術史領域的頂尖學者實現理論的“創造性轉化”，使其成為可與中國藝術對話的“活的思想”；其三是學科視野的跨語境，推動中國藝術史學從“單向吸收”轉向“雙向對話”，“生成”新藝術史知識體系。葉軍回顧了“藝術史名著譯叢”歷時12年的發展歷程。葉軍介紹，該譯叢自2013年啟動，至今已出版近30種，系統引進了潘諾夫斯基、貢布里希等西方藝術史大家的經典作品，不僅填補了漢語學界對西方藝術史經典系統性譯介的空白，更成為“開展文明互鑒的重要方式”。

活動現場，范景中引用歌德關于翻譯的三段論述，第一段出自《阿雷曼詩歌》書評（《耶拿文學匯報》），寫于1805年：“對于一個民族而言，通往文明最高尚的一步，是把其他民族的作品譯成本族的語言。”第二段出自1827年7月寫給托馬斯·卡萊爾的信：“每一位譯者都是其民眾的先知。”第三段出自《大眾詩歌讀本編選計劃》，寫于1818年：“外來的財富必須變成我們的財產，要通過翻譯或內心的加工，使之成為我們自己的東西。”這三段引文，不僅彰顯了翻譯工作連接文明、創造新知的核心價值，也為當前美術史領域的譯介事業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指引。

在專家論壇環節，廣州美術學院教授邵宏分享了自己參與翻譯叢書的感動與體會，不僅提出了三點寶貴的專業經驗，更在每一處翻譯細節中表達了他對翻譯事業的熱愛。第一，標點規范。譯者插入語需用方括號（［］），以區別于作者原注的圓括號，并希望借此推動中文譯著的標準化。第二，統一人名譯名。例如“達·芬奇”“凡·高”中的間隔號應根據原文習慣調整，同時兼顧約定俗成的稱呼（如“蒙田”），并對不同語言的人名進行靈活處理；第三，關注語言背景。翻譯需注意作者母語對文本的影響，依據上下文靈活處理，而非依賴字典。

上海大學美術學院教授陳平從藝術史學史的角度進行追溯。陳平指出，歷史證明，西方人文主義藝術史的觀念及研究方法的譯介，有力促進了現代中國藝術史研究新范式的生成，而眼下這套譯叢集大成之作，經過10年的努力已初具規模，相信在不久的將來能成為國內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西方藝術史譯叢，并將持續對中國藝術史的研究以至整個人文學科產生深遠影響。南京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教授李宏闡釋了西方藝術理論中的“disegno”的雙重內涵：在具體技藝層面，它特指以素描（即線條與輪廓）為基礎的藝術表現，在哲學或觀念層面，則指向藝術家內心的理念與理性秩序，是“意在筆先”的構思。“disegno”被認為是繪畫、雕塑與建筑的共同基礎。這一概念從文藝復興延續至現代藝術，連接了自然表象與永恒理念，體現了藝術創造中形式與思想的深刻統一。

復旦大學特聘教授鄧安慶強調了哲學在藝術史領域的重要價值，并以黑格爾美學研究為例，闡述黑格爾對荷蘭畫派的重新評價如何提升荷蘭藝術史地位。他認為，當前藝術史研究日益實證化，與藝術哲學有所脫離，而“藝術史名著譯叢”的出版，正為兩者搭建了寶貴的對話橋梁，并能深遠地提升整個社會的審美教養。華中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教授楊賢宗從個人翻譯經驗分享兩點思考：其一，面對AI翻譯的強大力量，翻譯形式將被改變，翻譯范圍更將超越經典之作。楊賢宗強調，翻譯的核心使命是促進中西思想交流，希望通過學習多元的思維方式，改變經驗性的傳統思維方式。其二，在AI輔助下，如今能輕易跨越語言壁壘獲取大量文獻，使美術史研究更容易接觸前沿成果，實現真正地超越編譯階段。

中國美術學院教授楊振宇從譯者和讀者的雙重身份談起，楊振宇表示，對名著的翻譯從未能夠畫上句號，而翻譯就是一種深度的、純粹的閱讀。在楊振宇看來，在這個論文寫作日益工業化的時代，這些被辛苦翻譯出版成中文的名著，很可能非常功利性地被視為“文獻”使用。其實，每一本著作都有可能引領讀者進入藝術探索的生動世界。楊振宇以自己求學期間對《批評的藝術史家》《美術史的實踐和方法問題》等著作進行的那種甚至不為論文寫作而進行的閱讀為例，強調了無功利狀態閱讀的好處。楊振宇指出，“我們在進行關于美術史的歷史性研讀時，要設法意識到，那些看起來是研究往昔藝術的藝術史家及其著作，其實都有著對于同時代藝術問題的內在關注與回應，此外，還要設法將藝術史的歷史性研究與當代圖像研究的實踐進行創造性的結合，要倡導在現實語境中去思考與實踐這些名著的學術力量。”

面對AI翻譯，華東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張平分享了自己的觀察與憂慮。張平表示，AI在文學與學術翻譯中展現出強大的能力，其流暢文風易使譯者產生依賴，存在消弭或弱化個人風格的危險。當下已進入“專業翻譯”時代，在這里，張平提議，翻譯應兼顧工具性與專業性，并探索人機協作的新可能。OCAT藝術總監方立華介紹，“藝術史名著譯叢”的發起源于黃專與范景中的學術理想，旨在系統構建藝術史知識體系，推動中國藝術史的研究，同時也為當代藝術的策展實踐和研究討論提供了藝術史的維度和思想資源。她指出，譯叢從“經典”到“名著”的定名調整亦體現了開放的學術態度，并強調了翻譯本身也是一種學術研究過程。她提議，未來的譯叢可拓展納入“全球南方”等非西方中心的代表性作品，以提供更豐富的跨文化參照。

記者/何安安

編輯/申璐

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