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統評點看金庸｜《碧血劍》篇：早期金庸為何寫不好主角？

評點是中國古典小說獨有的鑒賞傳統，經金圣嘆、脂硯齋而發揚光大，其將批者的妙語附在小說字里行間，兼具文化與美學意義。金庸小說的根脈深處，也流淌著中國古典小說的血液。本專欄便從中國傳統評點學視角，對金庸小說逐一復盤，細讀金庸江湖的敘事美學與技法得失。

《碧血劍》（新修版），廣州出版社，2013年4月版

在金庸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和世紀之交對其作品進行的兩次大幅修改中，《碧血劍》無疑是修訂用力最勤、改動幅度最大的一部。早先金庸在后記中曾言，此書真正的主角其實是未出場的袁崇煥與金蛇郎君，袁承志不過是引線。這番話多少帶有一些針對主角塑造不力的“托詞”成分。畢竟，無論從敘事篇幅、視角聚焦還是情節承載來看，袁承志都是絕對的敘事重心。新修版中，金庸更刪去了這句辯解，并通過大幅度的增刪潤色，確立袁承志“主角”的地位。

考察新修版的改動，金庸基本上是通過增加袁承志的主動性來充實其血肉。一方面，金庸強化了他的政治與軍事參與感，讓他不再只是李自成軍中的看客，而是增加了許多獻策平亂的描寫，并增加了其抗清的情節，強化了他秉承父志、為國為民的一面。從增強小說的歷史深度方面，這些改動基本上是積極的。但此外，金庸又大幅增補了他對阿九（長平公主）的心理描寫，強化了他與多位女子的情感糾葛，據他自陳，是“加入一些平常人的生命與感情”。這些修改時常顯得荒唐無理，甚至使得人物形象前后矛盾、言行不一。諸如袁承志與溫青青的相處，頗有些郭靖的木訥氣質，到阿九這里，卻仿佛整個人開了竅。不知是否是“傻小子”加“為國為民”的組合讓金庸先生有自我重復的擔憂，因而改出了“郭靖”和“張無忌”的雜交版袁承志。

電視劇《碧血劍》（2000）劇照

相較而言，“影子主角”夏雪宜的塑造，則能看出成熟期金庸小說塑造人物的影子。他從未正面登場，全憑溫儀的淚水、何紅藥的怨毒與旁人的側寫來勾勒形象。這種“烘云托月”的技法金庸日后運用得愈發純熟，無論是《笑傲江湖》中令狐沖的出場，還是《雪山飛狐》中對胡一刀的追憶，皆濫觴于此。

然而，如果細究起來，這部充滿了歷史感的作品中唯一一個塑造得生動而鮮明的人物，卻恰恰是“去歷史化”的。如果將夏雪宜這條線索完全拿掉，情節也不會有什么斷裂。他的恩怨純粹是江湖恩怨，他的愛恨純粹是個人愛恨，與《碧血劍》主線的明清易代、國仇家恨毫無瓜葛。將他與主線聯系起來的紐帶溫青青，又被單調地塑造為一個缺乏大局觀甚至有些令人厭煩的善妒女子，這進一步割裂了金蛇郎君夏雪宜與歷史現實的聯系。

電影《新碧血劍》（1993）中的金蛇郎君

袁承志身上雜糅了袁崇煥與金蛇郎君的影子，他是袁崇煥之子，其人設與行為邏輯天然帶有國仇家恨、民族大義的儒家色彩；同時又是金蛇郎君的傳人，夏雪宜的影子也投射在他身上。這有時體現在武功上，每當袁承志使用金蛇郎君的詭異武功時，他的性格似乎也會隨之變化，變得機變靈動；而當他背負父輩旗幟投身義軍時，他又變得質樸重義、憂國憂民。

這種雜糅在袁承志身上并未表現為人物個性的復雜或深刻，反而時常變成人設割裂、情節矛盾的根源。這是因為袁承志與《書劍恩仇錄》中的陳家洛一樣，本質上屬于服務于情節與歷史的“眼中敘”人物。金庸需要一雙眼睛，去見證李自成的進京，去目睹崇禎的自縊，去親歷明清的易代。袁承志便是這雙眼睛。這一時期金庸小說的特點是“人隨事動”而非“事隨人動”。書中許多配角，如紅花會群雄或某些江湖怪客，因無關主線宏旨，反而能自由生長，性格鮮明；而主角卻總是受限于歷史情節的框架與小說高潮矛盾的需要，不得不做出某些行為。袁承志與阿九的糾纏，正如陳家洛與香香公主的悲劇一樣，更多是出于情節結構的需求（如袁承志在面對阿九與崇禎時，情感與國仇家恨兩難的高潮；或陳家洛在情感與事業之間的抉擇），而非人物性格發展的自然結果。

夏雪宜是金庸筆下第一個接近主角規格且具有鮮明主體個性的人物，然而，在《碧血劍》濃郁的歷史氛圍中，他最終只得成為一個雖然神采飛揚，卻懸空而又孤獨的存在。如何在厚重的歷史氛圍中，塑造鮮活的人物？這是金庸頭兩部作品未能解決的難題，是古龍回避的問題，也可能是梁羽生始終沒能解決完美的難題。而當這個問題解決的時候，中國武俠小說史上可能最深入人心、又光彩奪目的主角便誕生了。這便是《射雕英雄傳》里的郭靖、黃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