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公平：經濟學的與社會學的

公平是人類社會的永恒追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公平法則是仁愛，要人人相愛。

這對經濟學來說，全是廢話。市場是什么？是交易，交易的雙方愛的都是錢，不會因為你是老板就仁愛天下，也不會因為你是員工就大公無私。在這種意義上，老板與員工、員工與老板，人性是一樣的，都一樣貪婪，這就是人性。

既然市場上理性人的目的性是如此赤裸裸，那如何定義公平呢？

經濟學意義上的公平

經濟學意義上的公平是競爭性公平，如同奧林匹克的競技場，機會均等與規則公正。這一傳統可追溯至亞當?斯密，并在哈耶克、弗里德曼等自由市場思想家那里得到系統發展。

經濟學假設個體是理性自利的行動者，市場是資源配置的有效機制。因此公平的首要含義是人人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沒有人能憑借行政權力定義市場。無論是高鐵的行政性漲價，還是樓市出臺的 “限跌令”，本質上都是對市場價格信號的扭曲。

競爭性公平有很殘酷的一面：在市場中，結果不平等本身并非不公，它源于能力、努力與選擇差異。

但如果你硬要作為 “自己人” 的民企，只能用臀部踢球，而作為 “不死鳥” 的國企，可以直接用手射門，那才是最大的不公平。

弗里德曼用一個極簡的寓言點透了這一邏輯：設想四個魯濱遜各自漂流到鄰近的四個島嶼，一人登上富饒的大島，三人登上貧瘠的小島。他們發現了彼此的存在，大島主不愿分享，小島民是否有權聯合起來強迫他平分財富？弗里德曼進一步追問：如果你和三個朋友走在街上，你恰好撿到一張 20 美元鈔票，你不愿均分，他們是否有權強迫你分享？

結論是：兩個錯誤不能造成一個正確。富有的魯濱遜不愿意分享他的財富，不是別人強制 “削藩均貧富” 的理由。

這不是冷漠，而是一種深刻的審慎。

弗里德曼承認：“收入不均等的很大部分系來自先天的賦予，先天賦予的能力和財產。這是在倫理上真正引起困難的部分。” 但他仍然堅定不移地堅持：將 “平等” 置于 “自由” 之上，結果往往是既無平等亦無自由。他最著名的論斷被反復引證：“一個將平等置于自由之上的社會，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一個將自由置于平等之上的社會，將會得到更大程度上的平等和自由。”

哈耶克的視角更具原理性：公平的前提是程序正義，是人人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的規則與路徑，而不是預先設計的競爭結果。哈耶克的深刻，在于一種逆向思考 —— 如果為了追求人為設計的某種結果正義，不可避免地要依賴強制力量，干預、修正那條人人平等的起跑線。紅色高棉的歷史，就是沉痛的反人類證明：1975 年柬埔寨全國約 700 萬人口，在追求結果正義的謊言中，非正常死亡近 200 萬人。

競爭性公平，允許新人憑更低的價格、更好的服務挑戰舊王座，逆襲不再是恩賜，而是權利。正是這樣的環境，才讓馬云、劉強東、雷軍、張一鳴、王興等一大批普通出身的創業者白手起家，從普通人成長為中國經濟的標志性人物。他們靠的是市場、產品與效率，而非身份與特權。只有那些不靠競爭、只靠身份與權力占位的人，才是與封建時代一脈相承的權貴世襲。

競爭驅動了效率，而效率從來不是公平的對立面；相反，沒有效率支撐的 “公平” 最終只會淪為共同貧窮 —— 而貧窮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公。

社會學意義上的公平

社會學意義上的公平則相反，認為人人都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這本身就不公平。“機會均等” 的起點從來不那么干凈。

阿馬蒂亞?森用一個具體的困境呈現了這種公平觀的張力。他設想了三個孩子爭一支長笛的場景：一個孩子說自己最窮，從沒擁有過任何玩具；一個孩子說自己視力殘疾，唯獨會吹長笛；第三個孩子說，長笛是他親手制作的。誰該得到長笛？若論收入平等，給窮孩子；若論福利平等，給盲孩子；若論勞動應得，給制作者。也就是說，從社會學的角度看，不存在一條人人平等的起跑線。

于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公平與社會學意義上的公平出現了巨大的鴻溝。

如何填平這條鴻溝？

其實很簡單，現代社會的解決方案是：讓市場充分競爭，定義初次分配；讓財政權力主導再分配，實現人人共享的平權主義，為全社會生存權托底。

市場充分競爭，就要允許少數人富起來。因為市場經濟的兩個驅動輪，一個是效率，一個是創新，沒有競爭就沒有效率，也不會實現時代級 0-1 的創新突圍；社會性公平永遠無法建立在貧窮之上，離開效率談人人平等，是近二百年來最大的謊言。

阿根廷總統米萊在 2026 年達沃斯論壇上發言：“馬基雅維利已死。” 其實他想表達的是，正義與效率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不存在以效率為代價的正義，這說的還是程序正義 —— 正義的路徑決定了正義的結果，也決定了效率。相反，結果正義不過是一種人本主義的預設，它的出發點也許是善意，但強權下的善意，恰恰犧牲了幾代人的自由與公平。它的未來是假設，而它的現實既無程序正義，也無結果正義。

米萊命題的核心是：沒有效率，不可能有正義。

在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上，我們也可以說：沒有競爭，不可能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