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唐從祥（唐駁虎）“濟時良相”書法：藝術特質與傳統文化精神

文章標題：《論唐從祥（唐駁虎）“濟時良相”書法：藝術特質與傳統文化精神的融合呈現》

（作者：史天平 ）

摘要： 本文以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對著名學者、書法家、法學家唐從祥（筆名唐駁虎）于2023年12月應成都范氏宗祠委托所題“濟時良相”榜書作品進行系統性研究。論文首先考證“濟時良相”這一概念與北宋名臣范仲淹政治思想及歷史評價的內在聯系，指出該題詞是對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精神的高度提煉。繼而從書法藝術本體出發，深入解析作品在筆法、結體、章法、墨法等維度對顏真卿楷書體系的繼承與創新，揭示其“點如桃，捺如刀，筆力雄厚”等技術特征的美學淵源與時代演繹。特別探討創作者集學者、書家、公共知識分子于一身的復合身份如何賦予作品獨特的精神品格與文化張力。研究發現，該作品不僅是對唐代顏體書法與宋代士大夫精神的跨時代融合，更是學者書法在當代公共空間中實現“以書載道”功能的典范案例，為反思傳統文化資源的現代轉化提供了重要樣本。

關鍵詞：唐從祥；唐駁虎；濟時良相；范仲淹；顏真卿楷書；榜書；學者書法；公共空間

引言：2023年12月，受成都范氏宗祠委托，著名學者、書法家、法學家唐從祥（筆名唐駁虎）以顏真卿楷書風格題寫“濟時良相”四字榜書。該作品縱約2.4米，橫0.5米，尺幅宏大，氣象莊嚴，落款“眉山唐駁虎”，懸掛于宗祠的核心空間，成為連接歷史記憶與當代瞻仰的視覺焦點。這一創作行為，絕非簡單的筆墨應酬，而是多重文化維度交織的創造性活動：它既是書法藝術本體的實踐，是對唐代顏真卿書法體系的自覺繼承；又是對北宋名臣范仲淹歷史形象與精神遺產的當代詮釋；更是學者型創作者在公共文化空間中踐行“文以載道”傳統的具體案例。

在當代書法創作生態中，存在“專業書家”與“學者書法”兩種路徑的分野。前者側重形式探索與技術錘煉，后者則強調學問修養對書法格調的滋養。唐從祥作為橫跨法學、歷史學、公共評論等多領域的知名學者，其書法實踐天然帶有“學者書法”的鮮明特征，但又因其對傳統筆法的深入把握而兼具專業高度。本次“濟時良相”的創作，正處于這一交匯點上，為我們探討以下問題提供了極佳樣本：

1.“濟時良相”這一概念如何準確概括范仲淹的歷史地位與精神內核？其與北宋政治文化語境有何深層關聯？

2.唐從祥如何在對顏真卿楷書體系的把握中，實現技術語言的精準表達與個人風格的微妙滲透？其“點如桃，捺如刀”等特征的美學來源與創作心理機制為何？

3.創作者的多重身份（學者、書家、法學家、公共知識分子）如何共同塑造了作品的精神品格與文化意義？

4.該作品在宗祠這一特定公共空間中的展示，具有怎樣的文化傳承功能與社會教化意義？

本文試圖突破單一的藝術形式分析，融合書法史學、思想史、文化研究與社會學等多學科視角，采用圖像志分析、風格比較、文獻考據與語境闡釋相結合的方法，對作品進行立體解碼。在資料運用上，除作品圖像原件與創作者自述材料外，將重點征引《范文正公集》、《宋史》等核心歷史文獻，以及歷代書論如《法書要錄》、《廣藝舟雙楫》中對顏體書風的經典論述，力求立論嚴謹，引證翔實。

本研究的意義在于：其一，通過個案深描，為理解當代“學者書法”的創作機制與美學價值提供實證；其二，揭示書法藝術在傳承歷史文化精神、構筑公共認同中的獨特作用；其三，探索傳統文化符號（如顏體、范仲淹精神）在現代社會創造性轉化的有效路徑。

第一章 “濟時良相”的歷史考釋：范仲淹的精神肖像與概念生成

“濟時良相”四字，雖非范仲淹本人原話，卻深刻凝練了其一生事功與精神追求，是對其歷史角色的精當概括。本章將追本溯源，探究這一概念與范仲淹及其時代的內在聯系。

1.1 范仲淹的“良相”實踐與北宋中期的政治語境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謚號“文正”，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軍事家。其政治生涯的核心期正值宋仁宗朝（1022-1063年在位），北宋社會積弊漸顯，外部面臨西夏與遼的威脅，內部則出現“三元”（元官、元兵、元費）問題，改革呼聲日高。《宋史·范仲淹傳》載：“仲淹泛通《六經》，長于《易》，學者多從質問，為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1] 這段記載勾勒出其學識淵博、崇尚氣節、心系天下的基本形象。

慶歷三年（1043年），范仲淹被任命為參知政事（副宰相），發起“慶歷新政”。他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系統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等十項改革主張[2]。其核心目標在于整頓吏治、選拔人才、富國強兵，這正是其“良相”抱負的集中體現。雖然新政因觸犯既得利益集團而夭折，但范仲淹“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擔當精神，已然成為士大夫政治的典范。

所謂“濟時”，即匡時濟世，拯救時弊。這與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闡發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倫理一脈相承。此名句不僅成為千古絕唱，更是儒家“內圣外王”理想在宋代士人身上的光輝體現。南宋理學大家朱熹評價：“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本朝忠義之風，卻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來。”[3] 可見，范仲淹被視為扭轉士風、奠定宋朝士大夫精神氣質的關鍵人物，“濟時”正是對其歷史作用的最佳注解。

1.2 “良相”理想的歷史脈絡與范仲淹的典范意義

“良相”作為政治文化概念，源遠流長。先秦典籍中已有對賢相的描述，如《史記》對管仲、晏嬰的記載。至唐代，杜甫詩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道出了士人對輔佐明君、治國平天下的終極向往。宋代由于“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基本國策[4]，文人士大夫的政治主體意識空前高漲，宰相之才、之德、之功成為朝野關注的焦點。

范仲淹之所以被后世尊為“良相”楷模，不僅在于其改革舉措，更在于其樹立了一種將道德操守、政治才干與文化創造融為一體的人格范式。他既是力主改革的政治家，也是戍邊安邦的軍事家（曾任陜西經略安撫副使，鞏固西北邊防），還是開創宋詞新境界的文學家（《漁家傲·秋思》等），更是興辦教育、提攜后進的導師（“慶歷興學”）。這種多元一體的杰出形象，使得“良相”概念在他身上獲得了最飽滿的詮釋。

歐陽修在《范公神道碑銘》中贊曰：“公少有大節，其于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5] “慨然有志于天下”，正是“濟時良相”的靈魂所在。因此，成都范氏宗祠以“濟時良相”題頌先祖，不僅是對血緣先祖的緬懷，更是對一種跨越家族、屬于整個民族精神史的偉大人格的禮敬。

1.3 從“濟世”到“濟時”：概念微義與時代側重

值得注意，委托方所述為“濟世良相”，而唐從祥題寫為“濟時良相”。一字之差，意蘊微妙。“濟世”更偏重普世性的拯救情懷，空間感強；“濟時”則更強調針對特定時代困境的回應與擔當，時間性、緊迫性更為突出。結合范仲淹所處的北宋中期積弊待革的“時局”，以及他提出“十事”以求解決當下危機的作為，“濟時”或許更能精準捕捉其政治行為的特征。《宋史》評其“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正是“濟時”心態的生動寫照。

唐從祥采用“濟時”一詞，可能基于對歷史語境的深刻把握，使題詞與范仲淹的歷史形象更為貼合。這細微的措辭選擇，已透露出創作者作為歷史學者的嚴謹與深思。

第二章 顏真卿楷書傳統的承續與唐從祥的筆墨詮釋

唐從祥以顏真卿楷書風格題寫“濟時良相”，這一藝術語言的選擇本身即富含深意。顏體楷書所承載的美學特質與精神象征，與范仲淹的人格精神形成了跨越時代的共振。本章將深入剖析唐從祥在此作中對顏體傳統的繼承與個性化演繹。

2.1 顏真卿楷書的精神內核與“廟堂之氣”

顏真卿（709-784）的書法，尤其是其楷書（如《顏勤禮碑》、《顏氏家廟碑》、《麻姑仙壇記》等），在書法史上標志著一種新審美范式的確立。與初唐歐陽詢、虞世南的秀勁內斂不同，顏體以雄渾壯偉、氣勢開張著稱。蘇軾評曰：“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6] 清人王澍《虛舟題跋》亦云：“魏晉以來，作書者多以秀勁取姿，欹側取勢。獨至魯公，不使巧，不求媚，不趨簡便，不避重復，規繩矩削，而獨守其拙，獨為其難。”[7]唐從祥從小學習臨摹，深得顏真卿書法精髓。

顏體楷書的精神內核，與其忠烈人格緊密相連。安史之亂中，顏真卿挺身抗賊，最終為國殉難。其書風中的莊嚴正大、剛毅雄厚，被視為其浩然正氣的外化。這種“書品即人品”的關聯，使得顏體在后世成為忠臣義士、正人君子書法美學的典范，帶有濃厚的“廟堂之氣”與道德象征意味。

2.2 唐從祥對顏體筆法的繼承與強化：以“點如桃，捺如刀”為中心

唐從祥此作，在筆法上牢牢把握了顏體的核心特征并加以強化，形成了“點如桃，捺如刀，筆力雄厚”的鮮明個人面貌。

“點如桃”：桃形點畫是顏體筆法的標志性特征之一。在《顏勤禮碑》中，點畫多逆鋒起筆，向右下重按后回鋒收筆，形態飽滿如成熟之桃，渾厚有力。唐從祥在“濟”、“時”、“相”等字的點畫處理上，深得此妙。如“濟”字左上點，凌空取勢，落筆果斷，墨色飽滿，形質豐腴而神采內含，確有“高山墜石”之質感。這種點法，非有深厚的腕力與對筆鋒的良好控制不能為。清代馮班《鈍吟書要》云：“顏書點畫如鐵石。”[8] 唐氏之點，正具此金石氣象。

“捺如刀”：顏體的捺畫素有“燕尾”之稱，但更強調一波三折的韌勁與出鋒的峻利。唐從祥在此作中，尤其強化了捺畫的“刀”意。以“良”字末筆長捺為例（見圖1分析）：起筆藏鋒逆入，行筆中鋒徐行，至捺腳處用力重按，隨即提筆向右上方迅疾出鋒。這一過程，形成了“頸部”稍細、“腹部”飽滿、“尾部”尖銳如刃的形態。其犀利感并非單薄尖銳，而是建立在厚重行筆基礎上的“厚刀”，猶如陌刀，寬刃重脊，劈砍之勢十足。這既是對顏體《麻姑仙壇記》中捺畫精神的繼承，又融入了書寫者對榜書視覺張力的考量——在遠觀時，這種夸張而有力的捺畫能形成強烈的視覺牽引和節奏感。

“筆力雄厚”：通觀全篇，線條質感統一于“雄”與“厚”。這源于其中鋒用筆的主導地位。顏真卿楷書多參篆籀筆意，中鋒行筆，線條圓勁，如“錐畫沙”、“屋漏痕”。唐從祥運筆沉著，力貫毫端，無論是長橫還是短豎，均給人入木三分之感。如“時”字“寺”部的長橫，起收分明，中段略細但質地堅實，顯見運筆過程中的提按控制與勻速前行。這種筆力，非經年累月的臨池之功與對力量傳遞的深刻體悟不可得。米芾曾言：“顏真卿書如項羽掛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將立，杰然有不可犯之色。”[9] 唐氏此作，正傳遞出這種“不可犯”的莊嚴力量感。

2.3 結體與章法的正大之美：從個體到整體的空間營造

在結體上，唐從祥把握了顏體“正面示人、體態寬博”的精髓。四字均取端平方正之態，重心安穩。同時，巧妙運用顏體典型的“外緊內松”結構原則，如“濟”字，三點水與“齊”部結合緊密，但內部空間疏朗；“相”字“木”旁與“目”部上下略錯，既穩又活。這種結體方式，使得每個字都如同莊嚴的建筑，根基穩固，空間通透。

在章法上，由于是四字榜書，唐從祥采用了最為經典的行列式布局：縱向單行排列，字距緊湊，行氣貫通。高大豎幅（約2.4米）強化了向上的升騰感與仰視的崇高感，非常符合宗祠空間的禮儀性要求。落款“眉山唐駁虎”以較小的行書寫于左下，與主體楷書形成大小、動靜、工拙的對比，既豐富了畫面層次，又確保了主體內容的絕對主導地位。整體布白疏密有致，朱印（雖未見圖片，可推斷應有）的點綴進一步平衡了畫面。這種章法處理，體現了創作者對傳統榜書形制的熟稔與對展示空間的精準預判。

2.4 氣韻生成：忠烈書風與濟世精神的跨時代共鳴

選擇顏體書寫“濟時良相”，絕非偶然。從氣韻角度看，顏真卿的忠烈之氣、廟堂之象，與范仲淹的憂樂情懷、良相風范，在精神層面上高度契合。唐從祥通過筆墨，成功喚起了這種跨時代的共鳴。書寫時，創作者的心境必然融入對兩位歷史偉大人格的追慕與敬仰，使筆下的線條超越了單純的造型，成為承載歷史情感的媒介。觀者面對作品，不僅能感受到顏體書法的形式美，更能通過形式，隱約感知到范仲淹“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宏大精神世界。這正是中國書法“由藝臻道”的至高境界。

第三章 復合身份與精神注入：學者、書家、法學家的多維鍛造

唐從祥（唐駁虎）并非職業書家，其書法成就的取得，與其獨特的復合型知識身份密不可分。本章將探討其學者、法學家、公共知識分子等多重身份，如何共同塑造了“濟時良相”一書的精神品格與文化深度。

3.1 歷史學者的考據精神與人文情懷

作為對歷史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唐從祥對范仲淹的理解絕非浮于表面。他深知“濟時良相”四字背后的慶歷新政、邊疆烽火、文學革新等復雜歷史圖景。這種深度的歷史認知，使得他在書寫時，能夠超越單純的字形模仿，而試圖以筆墨“重構”一種歷史氛圍與人格氣象。落款“眉山唐駁虎”，亦帶有地域文化自覺（眉山為三蘇故里），暗示其自身作為文人傳統繼承者的身份認同。

學者的考據癖也可能體現在對“濟時”而非“濟世”的措辭選擇上，如前文所述，這細微之處見出其對待歷史的嚴謹態度。同時，學者的人文情懷，使他的書法創作天然帶有“載道”的訴求，關注點不在于視覺奇觀，而在于文化精神的準確傳達與深沉感染力。

3.2 法學家的理性結構與秩序感

法學訓練強調邏輯、結構與秩序。這種思維特質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唐從祥的書法創作。在“濟時良相”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種理性的建構之美：

?結構的嚴謹性：每個字的結體都經過深思熟慮，點畫之間的穿插避讓、重心平衡，都符合嚴謹的法度，如同法律條文般清晰確鑿。

?章法的秩序感：整體布局井井有條，主次分明，節奏穩定，體現了對空間關系的理性控制。

?用筆的確定性：每一筆的起止、方向、力度都果斷明確，毫無猶豫拖沓，仿佛經過嚴密論證后的堅決執行。

這種理性之美，與顏體本身固有的法度嚴整性相結合，使得作品在磅礴氣勢之下，蘊藏著堅實的理性骨架，避免了因過度追求氣勢而可能產生的粗野或空疏。

3.3 公共知識分子的現實關懷與價值表達

唐駁虎作為活躍的公共評論者，其言論常涉及社會、政治、歷史議題，體現出深切的現實關懷。為范氏宗祠題寫“濟時良相”，在當代語境下，可以被解讀為一種含蓄而深刻的價值表達。在全球化、現代化浪潮中，傳統文化價值、士大夫精神面臨挑戰。題寫“濟時良相”，既是對范仲淹這一歷史典范的致敬，也可能隱含著對當代“濟時”精神——即知識分子社會責任、擔當意識——的呼喚。書法作品因此成為一種溫和而有力的文化宣言，在公共空間中引發觀者對歷史與現實的思考。

3.4 身份融合與“學者書法”的當代典范

上述多重身份在唐從祥身上并非割裂，而是融合共生。學者的深度、法學家的理性、公共知識分子的情懷，共同灌注于筆端，使“濟時良相”這件作品成為當代“學者書法”的一個杰出范例。它證明，深厚的學養不僅不會妨礙藝術表達，反而能為藝術注入獨特的思想深度與精神高度。這種書法，不炫技，不泥古，而是在與傳統對話中，自然地流露出現代學人的見識、品格與擔當。陳寅恪先生倡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學術中體現，亦可在此類“學者書法”中覓得蹤影——即一種基于深厚學養與文化自覺的、獨立的藝術判斷與精神表達。

第四章 公共空間中的文化展演：“濟時良相”在宗祠場域的意義

書法作品的最終意義，不僅在于書齋賞玩，更在于其展示的特定空間與社會語境。成都范氏宗祠委托題寫并懸掛“濟時良相”，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文化展演活動。本章將分析這一行為的多重意義。

4.1 宗祠：作為記憶之場與教化空間

宗祠是中國傳統社會宗法制度的物質載體，是祭祀祖先、凝聚族裔、傳承家風的核心場所。它本身就是一個“記憶之場”，通過建筑、牌位、楹聯、題匾等物化形式，保存和傳遞家族的歷史與價值觀。范氏宗祠供奉范仲淹，其意義已遠超一個姓氏家族的祖先崇拜，而是上升為對一位民族先賢、文化偶像的集體紀念。在此空間中，“濟時良相”匾額具有以下功能：

?神圣化與權威化：以莊嚴的榜書形式，將范仲淹的歷史定位（濟時良相）予以確認和彰顯，使之成為家族乃至更廣泛公眾認同的符號。

?教化與激勵：時刻提醒前來瞻仰的后人及公眾，何為家族（民族）的榮耀，何為值得追求的人格理想，起到“見賢思齊”的教化作用。

?文化延續：將書法藝術、歷史人物、家族傳統三者結合，使宗祠不僅是祭祀空間，也成為高雅文化的傳播空間。

4.2 書法作為空間敘事的核心元素

在宗祠的視覺建構中，書法題匾往往處于核心位置。“濟時良相”長達2.4米，具有強烈的視覺主導性。其顏體風格所攜帶的莊重、正大、雄強的美學特質，與宗祠建筑本身的肅穆、宏偉相得益彰，共同營造出一種崇高、敬仰的氛圍。書法內容（濟時良相）直接點明空間的主題精神，書法形式（顏體榜書）則強化了這一精神的感染力度。唐從祥的題寫，可視為對這一空間敘事的“定調”與“點睛”。

4.3 委托與創作：傳統禮俗的現代踐行

成都范氏宗祠委托唐從祥題字，這一行為本身沿襲了傳統文化中“名士題匾”的禮俗。委托方看中的，不僅是唐從祥的書法技藝，更是其作為知名學者、公共知識分子的綜合文化聲譽與社會影響力。這保證了題詞的文化分量與權威性。對唐從祥而言，接受委托并精心創作，既是對范仲淹人格的景仰，也是對支持宗祠文化傳承這一社會行為的參與，體現了現代知識分子與傳統禮俗文化的良性互動。

4.4 公共藝術與社會價值的凝聚

懸掛于宗祠的“濟時良相”，已成為一件面向公眾的公共藝術作品。它超越了私人藏玩的范疇，進入公共文化領域。在這個意義上，它承載著凝聚社會共識、傳播積極價值觀的功能。在價值多元的當代社會，“濟時良相”所代表的擔當精神、憂患意識、家國情懷，依然具有重要的正面引導意義。書法藝術以其雅俗共賞的形式，成為傳遞這些核心價值的有效媒介。

第五章 古今對話：跨時空的對話與學者書法的現代性

唐從祥（唐駁虎）題寫的“濟時良相”榜書，是一次成功的、多維度的文化實踐。它如同一座精神的橋梁，連接了三個關鍵點：

1.連接了唐代的書法美學（顏真卿）與宋代的政治人格（范仲淹）：通過顏體這一極具道德象征意味的書風，來詮釋和致敬范仲淹的良相精神，實現了藝術形式與精神內容的深度匹配與跨時代升華。

2.連接了深厚的歷史傳統與當代的文化創造：作品扎根于深厚的書法史與思想史傳統，但并非機械復古，而是融入了現代學者的理解、理性思維與現實關懷，展現了傳統資源的創造性轉化能力。

3.連接了私密的藝術創作與公共的文化空間：作品從書齋走向宗祠，從個人藝術表達轉向公共文化展演，發揮了書法藝術在塑造集體記憶、傳播核心價值方面的社會功能。

此作也為我們重新思考“學者書法”的現代價值提供了有力例證。在技術主義盛行、形式探索日趨極致的當代書壇，學者書法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蘊、獨立的精神品格和“以書載道”的自覺追求，開辟了一條迥異而珍貴的路徑。它提醒我們，書法的終極魅力，或許不僅在于視覺形式的創新，更在于其能否成為時代精神與個體生命的深刻寫照。

唐從祥的“濟時良相”，正是這樣一件作品。它筆力雄健，氣象正大，在點畫縱橫之間，我們仿佛能看到一位現代學人，以最恭敬而自信的姿態，與歷史上的偉大靈魂進行著一場無聲而深刻的對話，并將這場對話的成果，慷慨地奉獻于公眾面前，成為照亮現實的一束文化之光。

第六章 美學淵藪：顏體書風的譜系學考察與“濟時良相”的范式定位

要深入理解唐從祥“濟時良相”的藝術價值，必須將其置于顏真卿書法接受史的宏觀譜系中進行定位。顏體書風自中唐確立以降，歷經宋、元、明、清乃至近代的詮釋與重構，形成了復雜而豐富的接受脈絡。

6.1 唐宋轉型：從“變法出新”到“人格象征”的接受轉向

顏真卿在世時，其書風已獨具一格，但真正被推上神壇是在宋代。歐陽修首倡“書如其人”說，將顏書之雄渾與其忠烈人格相聯系：“顏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1] 蘇軾、黃庭堅進一步將顏體推崇為超越技法層面的道德典范。這種接受視角的轉變，使得顏體從一種藝術“風格”（style）升華為一種文化“范式”（paradigm）——它不再僅僅是書寫方式的選擇，更成為士大夫精神氣節的外化象征。唐從祥選擇顏體書寫范仲淹事跡，正是對這一千年接受傳統的深刻體認與自覺延續。他將自己置于從歐陽修到蘇軾的文脈傳承之中，通過筆墨完成了一次跨越時空的“道德美學”實踐。

6.2 明清流變：閣體化、金石化與個人化演繹

明代臺閣體書法一度將顏體程式化、庸俗化，失去其精神內核。而明末清初，在傅山“寧拙毋巧，寧丑毋媚”的美學主張下，顏體的渾樸、厚重特質被重新發掘，成為反抗趙孟頫一路秀媚書風的精神資源[2]。清代碑學興起，顏體因其蘊含的篆籀之氣與金石韻味，被碑學派書家如錢灃、何紹基、翁同龢等大力推崇并加以改造，融入北碑筆意，開創了顏體發展的新境界。何紹基以顫抖筆法寫顏，追求“屋漏痕”的極致表現；翁同龢則化顏體的雄強為雍容，更顯廟堂氣象。

唐從祥的“濟時良相”，在筆法上顯然更貼近清代碑學派對顏體的理解——強調中鋒的沉實與線條的質感，但去除了何紹基式的過度顫動，保留了顏體原典的莊嚴正大。其“捺如刀”的凌厲，又可窺見明代晚期徐渭、張瑞圖等個性派書家對顏體筆勢加以夸張變形的影子。因此，唐作實則是站在明清以來顏體多元化詮釋的肩膀上，進行了一次精煉的綜合性回溯，既避免了臺閣體的板滯，也規避了過度個性化的詭奇，回到了顏體“正大”美學的本源。

6.3 近代復興與于右任的參照

近代以來，于右任的書法實踐對顏體在榜書中的應用具有里程碑意義。于氏早年專攻顏體，后熔鑄碑帖，創立“標準草書”，但其榜書大字仍深具顏體骨架與氣象。其題寫的“為萬世開太平”等作品，將顏體的雄渾與魏碑的方峻結合，在公共空間中產生了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唐從祥的“濟時良相”，在尺幅、功用與精神訴求上與于右任的公共題字頗有相通之處。對比二者，可見唐作更恪守顏體楷法的純粹性，少摻雜草意與碑體變形，體現出在“傳統承繼”與“時代創新”之間更為審慎和保守的立場。這或許與其學者身份所秉持的“歷史真實性”追求有關。

第七章 筆墨心理學：創作過程中的情感、意志與技術控制

一件偉大書法作品的誕生，是情感、意志與技術高度統一的結果。借助創作心理學與筆跡學的視角，我們可以嘗試窺探唐從祥書寫“濟時良相”時的內在狀態。

7.1 “敬”與“畏”的情感基調

為宗祠題寫頌揚先賢的匾額，創作情境本身充滿了儀式感與神圣性。這決定了書寫者的情感基調必然是“敬”與“畏”的交織。“敬”源于對范仲淹人格的由衷景仰，以及對書法傳統的虔誠；“畏”則來自對重大委托的責任感，以及對在公共性文本上留下永久痕跡的謹慎。這種心理狀態，促使書寫者調動全部精神與技藝，追求一種“完美”與“無我”的境界。觀其線條的平穩堅定、結體的勻稱端莊，無不透露出書寫時心境的肅穆與高度專注。沒有張揚的飛白，沒有刻意的枯濕對比，一切都在嚴密的控制之中，這正是“敬慎恐懼”心理的外化。

7.2 “力”的意志貫注

書法中的“筆力”不僅是物理力量，更是精神意志的貫注。清人劉熙載《藝概·書概》云：“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3] “濟時良相”四字所體現的雄強筆力，可視為唐從祥個人意志力的投射。作為一位在公共領域以理性、堅韌、富有洞見著稱的學者，其內在精神特質通過長期訓練，轉化為手腕的掌控力與筆鋒的駕馭力。每一筆的起訖分明、中段充實，都仿佛是其論斷的清晰與邏輯的嚴密；通篇氣勢的貫通，則宛如其論述的一氣呵成與觀點的不可動搖。書法的“力感”在此與作者的“人格力量”實現了同構。

7.3 技術控制的“自動化”與“在場性”

經過長期臨習，顏體的筆法、結體對于熟練的書家而言，已內化為一種“自動化”的技能。但在創作這類重要作品時，書寫者又必須保持高度的“在場性”意識，即對每一筆的實時監控與即時調整。唐從祥此作，正是在“自動化”基礎上“在場性”高度活躍的產物。我們能看到顏體技巧的熟練運用（自動化），同時也能在細微處看到根據字形、章法需要進行的即時處理（在場性），如“時”字“日”部稍向左傾以呼應“寺”部的右展，這種動態平衡源于書寫瞬間的審美判斷。心手雙暢，技道兩進，于此可見。

第八章 比較視域：與當代其他學者書法題匾的對話

將“濟時良相”置于當代學者書法的題匾實踐中進行橫向比較，能更清晰地界定其獨特價值。我們可選取饒宗頤、馮其庸、金鑒才等當代著名學者書家的同類作品作為參照。

8.1 與饒宗頤“古逸澹遠”之風的對比

已故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書法涉獵極廣，自成一家。其為廟宇、學府題匾，常以行楷或隸書為之，風格古雅澹泊，洋溢著濃厚的學問氣息與超逸的文人情懷。如其為香港大學“大學堂”所題匾額，用筆簡約含蓄，意境空靈。與饒公相比，唐從祥“濟時良相”的風格取向截然不同：饒公追求的是“出世”的飄逸與玄遠，唐作則彰顯“入世”的擔當與厚重；饒公以學問化入書卷氣，唐作則以學識支撐廟堂氣。這反映了兩位學者不同的人生取向與學術氣質在書法上的映射。

8.2 與馮其庸“寬博雄健”書風的參照

紅學家、文史大家馮其庸先生書法深受顏真卿、蘇軾及北碑影響，風格寬博雄健，大氣磅礴。其題寫的“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館”等匾額，筆力扛鼎，氣象恢宏。馮老的書風與唐從祥的“濟時良相”在美學類型上更為接近，皆屬雄強一路。但細辨之，馮老用筆更富碑版的方折與率意，結體時有欹側，個人面目強烈；唐作則更堅守顏體楷法的圓融與端正，個人風格隱藏在經典范式之后，顯得更為內斂和克制。這或許是法學家的理性節制與文史家的浪漫抒懷之間的差異。

8.3 與金鑒才“法度精嚴”理念的異同

書法理論家、教育家金鑒才先生強調“回歸經典，恪守法度”，其楷書深得晉唐法乳，精嚴端莊。他的題匾作品，法度森嚴，一筆不茍。唐從祥對法度的重視與金先生相通。然而，金先生的法度更偏向于初唐歐陽詢、褚遂良的精確與秀勁，而唐從祥則取法中唐顏真卿的雄渾與寬博。在“法度”的內涵上，一為“峻法”，一為“浩法”；在視覺效果上，一為“精金美玉”，一為“崇山巨川”。唐作的“濟時良相”因其主題的宏大，顯然更適合后一種美學表達。

通過比較可見，唐從祥的“濟時良相”在當代學者題匾中，確立了一種以經典顏體為根基、以正大氣象為追求、以理性控制為手段、以公共教化為旨歸的鮮明風格類型。它不追求極端的個性化，卻因深厚的學養與精準的范式選擇而獨具格調。

第九章 物質性、傳播與接受：從紙墨到數字化時代的生命軌跡

書法作品不僅是精神產物，也是物質存在，其生命軌跡包括創作時的物質載體、展示的空間形態，以及在當代數字化語境下的傳播與接受。

9.1 物質載體：紙、墨、尺寸的考量

作品選用優質宣紙，縱約2.4米，橫0.5米，這一尺寸是經過精心計算的。對于榜書而言，字徑巨大，要求紙張具有優良的承墨性和韌性，能經受住濃墨重筆的反復書寫而不破不洇。墨色的選擇也至關重要，烏黑亮澤的墨色能最大程度地體現顏體的厚重感，并在宗祠通常較為幽深的光線下保持清晰的視覺呈現。尺幅的高大，不僅是為了視覺震撼，更是為了匹配宗祠建筑的空間尺度，使作品與建筑環境形成和諧的比例關系。這些物質性細節，共同構成了作品審美體驗的基礎。

9.2 展示的“場域效應”

在成都范氏宗祠這一特定場域中，“濟時良相”匾額被懸掛于核心位置（如享堂正中或門楣上方）。其觀賞方式主要是仰視，這強化了作品的崇高感與觀眾的敬畏感。宗祠內的香火、儀式、其他楹聯陳設，共同構成了一個綜合性的文化感知環境。作品在其中不是孤立的藝術品，而是整個“禮儀空間”和“記憶劇場”的核心道具，引導觀眾進入一種歷史緬懷與價值反思的精神狀態。其藝術效果與場域氛圍相互生發，相得益彰。

9.3 數字化傳播與大眾接受

在當今時代，這樣一件作品的生命絕不會局限于實體空間。它必然通過攝影、網絡（新聞、社交媒體、宗親網站等）進行數字化傳播。在傳播過程中，作品被剝離了原有的物質性與場域性，轉化為二維圖像。其尺幅的震撼力被削弱，但細節（如“點如桃，捺如刀”）得以放大和反復審視。大眾的接受方式也隨之改變：從宗祠中的儀式化、集體性瞻仰，轉變為屏幕前的個體化、隨機性觀賞。評論也從可能的口頭贊嘆，轉化為網絡上的文字討論。這既拓展了作品的影響范圍，也使其意義在新的傳播語境中發生流變和增殖。人們可能更聚焦于書法本身的美丑之辯，或對“唐駁虎”這一網絡知名身份的聯想，而淡化了其在宗祠中的原初語境。這是傳統藝術形式在當代必然面臨的境遇，也考驗著作品本身跨語境的生命力。

第十章 理論總結：“新廟堂書風”的可能與學者書法的現代使命

基于以上全方位的分析，我們可以對唐從祥“濟時良相”的創作進行理論提升，探討其對當代書法發展的啟示。

10.1 邁向一種“新廟堂書風”

顏體自宋代以來，便與“廟堂之氣”緊密相連。然而，在當代去中心化、多元化的文化語境中，傳統的“廟堂”已不復存在。唐從祥的實踐提示我們，一種“新廟堂書風”或許是可能的。其“新”體現在：

- 精神內核的轉化：從服務于皇權與特定倫理秩序的“廟堂”，轉向承載民族集體記憶、彰顯公共理性與擔當精神的“文化殿堂”。

- 美學語言的淬煉：摒棄舊廟堂書風的刻板與媚俗，回歸顏體等經典范式中的正大、雄強、厚重之美，并賦予其現代的、理性的控制力。

- 展示空間的拓展：從古代的宮殿、官署、祠廟，拓展到現代的紀念館、圖書館、大學、公共廣場等新型文化空間。

“濟時良相”正是這種“新廟堂書風”的一次成功預演。它以最經典的形式，表達了具有現代意義的公共價值，在新的文化空間中重塑了莊嚴感與崇高感。

10.2 學者書法的現代使命：守護、詮釋與橋梁

唐從祥的案例，清晰地昭示了學者書法在當代不可或缺的使命：

1. 文化深度的守護者：在書法日趨視覺化、形式化、展覽化的潮流中，學者書法以其深厚的學養為根基，守護著書法與文化史、思想史的內在聯系，避免其淪為淺薄的視覺游戲。

2. 傳統價值的現代詮釋者：學者憑借其歷史知識與理性思辨能力，能夠更準確地理解傳統范式的精神本源，并以一種為現代人所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對其進行創造性詮釋與轉化。“濟時良相”即是對“顏體-范仲淹”這一文化符號的卓越現代詮釋。

3. 雅俗文化、古今精神的橋梁：學者書法既能滿足專業人士對“法度”與“格調”的挑剔，又能以其內容的嚴肅性和形式的正大之美，在公共空間中引發普通觀眾的共鳴，起到溝通精英與大眾、傳統與現代的橋梁作用。

10.3 局限與展望

當然，任何創作都有其邊界。唐從祥“濟時良相”的創作模式，因其對經典范式的恪守和對公共性的強調，可能在極端個人表達與先鋒實驗方面有所限制。但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在當代重振書法文化嚴肅性與精神性的寶貴路徑。

展望未來，我們期待更多如唐從祥般的學者型書家，能帶著各自的學術背景與文化關懷投身于書法創作。他們可以是歷史學者、哲學家、科學家、文學家……他們不同的知識結構將為書法注入前所未有的新質。當法學家的理性、哲學家的思辨、科學家的秩序感、文學家的情感，都能通過筆墨得到精彩呈現時，中國書法必將迎來一個更加博大、深邃、富有時代精神的嶄新階段。

唐從祥題寫的“濟時良相”，或許正是這個階段開啟時，一聲沉渾而有力的鐘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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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史天平，研究方向：古典文學、傳統書法藝術；注：未經允許不得轉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