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中國書法史上,若要給“組織”與“書體”各選一個代名詞,恐怕繞不開同一個名字:舒同。沒有他,或許就沒有中國書法家協會;沒有他,也就不會有后來寫進電腦字庫的“舒體”。今天,當我們把視線重新投向這位被毛澤東稱作“馬背書法家”的老人時,會發現他的故事遠不止“七分半”那么簡單,而是一場把個人筆路與時代風云焊在一起的漫長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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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神童”到“戰士”:一支筆的兩種使命1905 年,江西東鄉一個農家小院里,5 歲的舒同被父親按在八仙桌前寫《上大人》。別人是“描紅”,他是“脫影”——照著帖一筆落成,鄉鄰驚呼“神童”。少年時代,他遍臨顏、柳、何紹基,練就一手端莊厚實的正楷。可安穩日子沒過幾年,大革命的烽火把他卷出書屋,一路從贛南打到陜北。馬背上沒有硯臺,他就用搪瓷缸盛水,子彈箱當案,膝蓋墊紙,毛筆仍須臾不離。行軍間隙,別人擦槍,他“擦筆”;宿營時點油燈,燈罩常被墨汁濺得星星點點。正是這段“戎裝加身、毛筆隨身”的奇特經歷,讓舒同的字里永遠帶著一股行軍鼓點的節奏——橫畫如隊列,豎畫似旗桿,轉折處總像戰馬突然勒韁,濺起飛揚塵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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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分半密碼:一位數學家的“配方”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寫字也被要求“標準化、群眾化”。舒同受命為《人民日報》題寫刊頭,為各大機關書寫牌匾,卻苦于“顏體太莊、柳體太峻、何體太秀”,難與新時代鏗鏘昂揚的氣質嚴絲合縫。于是,他把自己關在香山一間舊廟里三個月,桌上攤滿剪開的字帖:
篆書的圓轉,取 1 分;隸書的波磔,取 1 分;楷書的骨架,取 1 分;行書的流動,取 1 分;草書的簡捷,取 1 分;顏真卿的厚重、柳公權的勁挺、何紹基的錯落,各取 0.5 分。加起來,恰好“七分半”。外人聽來像玩笑,可舒同真的用算盤核算比例,再一張張寫樣、量角、測重心,直到字與字之間的留白都變成可公度的數據。半年后,“舒體”字稿送進北京新華字模廠,澆鑄成鉛字,從此登上報紙標題、政府文件、糧票布票,成為幾億中國人每天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國家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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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馬背氣”與“廟堂氣”的混血今天看舒體,第一眼容易嫌它“太規矩”:結字方正,線條圓厚,缺少驚鴻一瞥的鋒芒。可若把字放大到三尺、五尺,就會讀出另一種味道:
橫畫中段微微隆起,像馬鞍;豎鉤收筆向外一挑,似馬鞭;撇捺張開,像軍大衣下擺被朔風吹起。這種“拙中藏巧”,正是舒同把戰場上的粗礪與書齋里的細膩揉在一起的結果。毛澤東在延安初見舒同題寫的“抗日軍政大學”校牌,曾拍著他的肩膀說:“你有馬背氣,也有廟堂氣。”一句話,點破了舒體的靈魂——它不是小橋流水,而是千軍萬馬呼嘯而過時,卷起的陣陣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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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協之父”的另一場長征1957 年,中國書法家協會籌備會議在北海公園靜心齋召開,舒同被推舉為首任主席。彼時書法散兵游勇,門派林立,他提出三句話:“團結一切寫字的人,服務工農兵,創造時代新書風。”為了讓書法家“下廠下鄉”,他帶頭到上海江南造船廠,在鋼板焊火旁寫標語;去十三陵水庫工地,在亂石灘上搭門板揮毫。有人調侃:“舒主席的字,是汗味和鐵銹味熏出來的。”舒同卻笑答:“字離了煙火氣,只剩干骨頭。”正是這股子“把書法寫到生活里去”的執拗,讓書協不再是象牙塔,而成為億萬普通人都能觸碰的文化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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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當“平凡”成為最高的難度今天,鍵盤取代毛筆,舒體被簡化為 TTF 文件,一鍵調用。可越是容易復制的時代,越能反襯出舒同當年的艱難:
把五體百家濃縮成“七分半”,難;把馬背顛簸寫成方正莊嚴,更難;讓一個民族在一撇一捺里認出共同的心跳,難上加難。舒同晚年愛寫八個字:“大道至簡,大巧若拙。”看似笨拙的舒體,恰如他一生的注腳:在最普通的橫豎之間,埋下最壯闊的山河;用最平凡的節奏,叩擊時代最洪亮的回聲。或許,這就是“舒體”留給后來者的最大啟示——真正的功夫,不是炫技,而是把千山萬水寫進一紙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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