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勞動法律監督“一函兩書”典型案例發布——共商共治保護勞動者權益

近日，全國總工會聯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共同發布2025年勞動法律監督“一函兩書”典型案例。作為工會履行勞動法律監督職責的重要制度工具，“一函兩書”通過柔性監督與剛性保障相結合，為破解勞動者權益保障難題提供了可復制、可推廣的實踐路徑，更推動形成了多部門協同治理的長效機制。

多方協同治理

全國總工會法律工作部部長朱艷麗介紹，2025年以來，各級工會與法院、檢察院協同推進“一函兩書”制度落地，確保勞動報酬、休息休假、安全衛生、工傷保險等權益受侵害案件得到及時高效處置。目前，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總工會均已與同級人民法院、檢察院建立勞動法律監督協同協作機制，一張覆蓋全國的權益保障網逐步成形。

此次發布的典型案例中，既有法院通過司法建議，協同工會解決欠薪、農民工工傷保險待遇落實的案例，又有檢察機關發揮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訴訟檢察職能，協同工會督促新業態企業規范勞動用工，落實職工勞動安全衛生權益的案例。其中，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鐵鋒區的實踐頗具代表性：從“檢察+工會”精準對接線索移送，到調查核實階段的“暖心探底”民生關懷，再到企業怠于整改后的多部門聯合會商，充分體現了“一函兩書”在勞動領域的監督合力。

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沈建峰介紹，按照“一函兩書”的制度設計，工會發現用人單位出現違反勞動法律及侵害勞動者權益的行為時，首先發出提示函與用人單位溝通；若提示無效，則發出意見書，要求用人單位答復和整改；若用人單位不答復、不整改，則進一步向行政執法部門發出建議書。“這是一套以協商、溝通等柔性化解為主的監督機制，不以追責為目的，而是幫助企業規避用工風險、促進合規經營，最終實現勞動者與企業的‘共贏式’發展。”沈建峰說。

數據印證了協同治理的實效。2024年，全國各級工會共發出“一函兩書”17萬余份，成功辦結欠資欠保案件7846件，為勞動者挽回經濟損失38412.5萬元。朱艷麗表示，在“一函兩書”的實踐中，工會發揮了“前哨探頭”“協商橋梁”和“協同樞紐”的獨特作用，通過線索發現和風險預警，推動企業與職工的集體協商和民主管理，貫通行政、司法等多方保護力量，共同筑牢勞動者權益的“防火墻”。

突破算法困局

勞動關系認定難、算法管理不透明、職業保障力度弱、個體維權受局限……近年來，平臺經濟蓬勃發展催生了8400萬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他們的權益保障問題已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算法作為勞動者獲得收入的標準，往往因過度追求效率而忽視現實場景，成為權益保障的難點和堵點。

“算法的專業性和復雜性，導致監管部門和勞動者很難摸清其背后的決策邏輯，既無法判斷規則設定是否合理，也難以識別算法歧視等隱性不公，最終容易引發行業‘內卷’和生態失衡。”上海市總工會兼職副主席、上海市普陀區國資公司工會專職副主席朱雪芹坦言，傳統監管手段難以對平臺企業用工實施全過程覆蓋，加之現有法律法規在平臺經濟領域的適用尚不完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護難免存在盲區和漏洞。

“一函兩書”直擊這一痛點。2025年3月，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檢察院收到區總工會移送的線索，反映部分快遞企業存在算法設定不合理問題——配送時限脫離實際、派費抽成比例不透明、投訴延誤即高額扣罰等，嚴重損害勞動者權益。經調查核實，青浦區檢察院向區人社局制發檢察建議，督促開展專項整治；區總工會同步向轄區快遞物流企業發出提示函，推動算法源頭治理。

在多方聯動下，快遞職工代表與企業圍繞平臺算法、考核規則展開平等協商，頭部平臺企業簽訂覆蓋全網的算法協議，快遞員單件派費收入提現比例顯著提高，165萬余名勞動者直接獲益。“數字經濟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利益訴求早已從個人或小群體訴求，轉向更廣泛的群體性、公共性利益訴求。”朱雪芹指出，“一函兩書”最大優勢就是能夠依托各級工會組織，及時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呼聲傳遞給平臺企業，推動企業主動回應勞動者關切。

2021年至2024年，圍繞訂單價格、抽成比例、派單方式、時間預估、路線規劃等核心算法規則，全國工會推動15家頭部平臺企業開展算法和勞動規則協商，2852家地方性平臺或平臺分支機構與勞動者開展協商，協商成果覆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超2000萬人。

“算法若是只追求目標最大化，而忽略量度標準的多元化，就會出現勞動者不堪重負的后果，不僅損害勞動權益，而且妨礙勞動者維權。”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黎建飛表示，該案的深遠意義在于，推動算法從“效率至上”轉向“安全優先”、從“目標最優”轉向“權益至上”，為平衡平臺算法指標與勞動規則提供了有效探索，成為平臺勞動權益保障和新業態就業法治化的可貴實踐。

凸顯預防效果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超齡勞動者用工糾紛日益增多，尤其是工傷認定及待遇實現問題，成為亟待回應的現實挑戰。

2025年7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發布《超齡勞動者基本權益保障暫行規定（公開征求意見稿）》，首次明確超齡勞動者基本權益的范圍及其保障水平，并為其維權提供了法律依據。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范圍表示，此前由于無法直接適用現行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超齡勞動者相關權益面臨法律保障不足問題，維權時也會遇到依據不明、渠道不暢、體制不順等困難。

此次發布的典型案例中，“工會+檢察+法院”協同保護超齡勞動者權益的實踐，彰顯了制度創新的力量。浙江省桐廬縣某鞋企雇傭的超齡勞動者張某，在工作中受傷構成十級傷殘，卻因用工性質認定爭議陷入維權困境。工會憑借信息靈、觸角深的優勢，第一時間獲取線索并介入；檢察院以支持起訴身份提供法律保障，助力固定證據、明晰權責；法院依據相關司法解釋，依法保障其勞動基本權益，最終張某成功獲得工傷補償。

值得關注的是，以此案為契機，當地工會與檢察院等部門重點聚焦該群體在工傷認定、保險繳納等環節的權益受損困境，探索建立超齡勞動者權益保障機制，填補法律政策空白，形成權益保障閉環，實現了從個案維權到類案治理的方案蝶變。

“‘一函兩書’及其協同機制是監督機制，也是溝通和指引機制，是新時代‘楓橋經驗’在勞動領域和工會工作中的重要體現。”沈建峰指出，工會憑借層級多、覆蓋廣的組織優勢，能夠及時發現企業用工不合規行為，推動勞動者維權關口前移，將矛盾糾紛化解在萌芽狀態，并通過共商共治，凸顯類案治理的預防保護效果，對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維護市場競爭秩序、護航經濟健康發展具有深遠意義。（經濟日報記者 康瓊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