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 銀行“退而不休”：誰在接管我們的信貸？

自20世紀60年代起，西方銀行資產占GDP比重一路攀升，直接貸款占比卻不斷下降。當前，西方銀行業正面臨信貸萎縮與監管冗余的雙重質疑。近日，《經濟學家》雜志刊文《銀行業退縮的深層原因》(The Deeper Reason for Banking’s Retreat）指出，現代西方銀行業退縮的實質是深層結構性轉型，在讓渡信貸主導權的同時鞏固了其資本配置的中樞地位。

原文 ：《現代西方銀行業的結構性轉型》

編譯 |薛梓涵、楊勇

圖片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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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信貸規模萎縮的歷史脈絡

摩根大通首席執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在今年的財報電話會議上重申了對冗余的監管條文的批評。他列舉了包括補充杠桿率（SLR）、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G-SIFI）、綜合資本分析與審查（CCAR）、巴塞爾協議III（Basel III）及美聯儲壓力測試（FSRT）在內的多重監管框架，呼吁監管機構重新評估現行政策以創造更多流動性，擴大貸款規模，構建更安全的金融體系。不少人對此感同身受，他們認為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后，西方大型商業銀行一直受限于監管約束，被迫收縮信貸業務，由此產生的市場空白正日益被金融科技新貴和私人信貸（即由資產管理公司而非銀行提供的貸款）填補。

然而，現代西方銀行信貸萎縮存在更深遠的歷史脈絡。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銀行對企業和家庭的直接貸款持續下降。這種轉變在金融危機（2007—2009年）爆發前數十年就已開始，其背后的驅動力遠比過度監管更為深層。當前歸咎于政策的指責，實則混淆了漸進式結構性轉型的表象與本質。傳統銀行運營模式是銀行吸納存款并承諾本息兌付，同時以抵押貸款、小微企業貸款和消費信貸等形式向企業和家庭放貸。其職責清晰明確，即保障存款安全、評估信用資質、監督貸款使用。盈利模式也簡明直接，即賺取存款支出利率與貸款收益利率之間的利差。曾有人打趣地將其總結為“3-6-3法則”：以3%的利率吸納存款，以6%的利率發放貸款，躺著吃息差，銀行行長下午3點就下班去打高爾夫。

然而，現今西方銀行家們主導信貸領域的時代早已落幕。1974年，美國近55%的私人貸款以直接貸款形式存在于銀行資產負債表上，但截至本世紀初，這一比例已降至不足35%，且至今維持這一水平。傳統銀行貸款正被日益壯大的債務關聯證券組合所取代，包括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商業票據及對私人信貸機構發放的貸款。盡管銀行仍從家庭吸納存款，且大多數銀行仍在發放貸款，但其不再將這些信貸資產留存于自身資產負債表上，而是轉售出去，同時以市場價格從其他放貸機構處購入證券份額。由此，西方銀行逐步將信貸供給的主導權讓渡給其他主體。這里的悖論是：盡管其銀行資產占GDP比重從1960年起一直攀升至今，其實際放貸貢獻率卻始終停滯在50%左右，形成規模擴張與功能退化的歷史性背離。

當前，在西方，企業與家庭的借款渠道已轉向各類其他貸款方及擔保機構，這些機構將債務打包后售予銀行：大企業愈發依賴公開債券市場進行債務融資；中小企業轉向金融科技公司與網絡貸款平臺；并購公司青睞私人信貸；家庭雖仍通過銀行獲取住房貸款，但這類抵押貸款需經政府機構重組證券化后，才會被最終記入銀行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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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行業變革的主要原因

西方銀行業這場變革的動因何在？戴蒙所強調的監管因素固然是重要誘因。普渡大學謝爾蓋·切爾內科（Sergey Chernenko）團隊的研究表明：正是近年的政策導致銀行將大量私募信貸主導權讓渡給了其他機構。監管規則要求銀行向企業發放直接貸款時，需比購買同類貸款支持的證券持有更多資本。

但正如斯坦福大學格雷格·布查克（Greg Buchak）教授等人的研究所揭示，這種轉變有著更深層的根源。從證券化軟件到FICO信用評分體系，技術進步推動了新型金融工具和替代性證券市場的發展。1980年以前，公司債券市場尚未成熟；政府支持的企業房利美（FannieMae，美國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尚未發行任何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彼時也無人需要理解貸款抵押債券（CLO，按風險偏好分割貸款并分配給投資者的結構化產品）。如今，這些機構已成為金融體系根深蒂固的組成部分。西方銀行主導地位下降，其放貸形式轉型以不同的、更間接的方式呈現。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妮娜·博亞琴科（Nina Boyarchenko）和萊昂納多·埃利亞斯（Leonardo Elias）追蹤信貸在金融中介間的流轉發現：過去50年間，西方銀行對家庭的凈放貸規模已下降約四分之一。儲戶行為模式的轉變同樣關鍵：他們逐漸遠離銀行存款，轉向養老金與貨幣市場基金，這些機構則將儲蓄資金引導至信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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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而不休”的深層邏輯

現代西方銀行的“退縮”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現實后果是：過去，監管者僅需監管數量有限、運作透明的傳統大銀行，就能維護金融體系穩定；如今，隨著銀行作用減弱、信貸輕易流向其他領域，監管者必須擴大監管范圍才能維護金融穩定。這常被歸咎于監管的變革，最終反而使監管工作更為復雜。

值得欣慰的是，這些銀行的脆弱性已顯著降低，不再過度依賴那種不穩定的“煉金術”，即用短期、易流失的存款為長期、不透明、流動性差的貸款提供資金。如今，銀行無需持有全部抵押貸款組合，而是可以持有證券化債務中更安全的部分，這些部分在出現問題時能優先獲得償付。風險較高的部分則可被轉移給投資周期更長的投資機構（如保險公司）或風險承受能力更強的投資機構（如對沖基金）。一些研究表明，非銀行放貸者主導的信貸擴張，其破壞力遠低于銀行驅動的繁榮周期。博亞琴科和埃利亞斯實證研究進一步揭示：此類擴張伴隨的GDP暴跌風險顯著低于傳統銀行模式。

西方銀行業的轉型也揭示了該行業的核心特征。學術界長期爭論銀行業的核心競爭力源于負債端（吸收黏性強、成本低的存款）還是資產端（發放、監控和收回貸款），而現實圖景是銀行在讓渡大量信貸業務的同時實現規模擴張，證明其成功秘訣在于爭取儲戶，而非招攬借款人。對銀行家而言，好消息是現代版“3-6-3法則”仍然適用。銀行依舊能以低成本融資，且當前支付給儲戶的利率已從昔日的3%降至約0.5%，其放貸行為實則轉型為各類證券投資組合，收益率在1%到10%之間。

而西方銀行業的“退縮”并非簡單的監管壓力下的被動調整，而是技術革新、市場演化與監管環境共同作用下的結構性轉型。從“3-6-3法則”的傳統存貸時代到如今以證券化投資為核心的現代業態，銀行雖讓出了信貸主導權，卻通過聚焦“吸納儲戶”的核心優勢實現了更穩健的發展。這場轉型既應對了監管范圍擴大的挑戰，又降低了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在變化中錨定核心價值，最終重塑了銀行業在現代金融生態中的定位。理解西方銀行業“退而不休”的深層邏輯，是把握未來金融格局的關鍵。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76期第7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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