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河洲上雎鳩關關，自三千年前的晨霧中傳來，銜來整部華夏詩篇的第一縷音韻。
今日所謂“君子”，已成道德人格的象征。但回溯至西周，“君子”首先是一個制度與身份的符號：它源于“君之子”，指代分封制下擁有土地與權力的貴族子弟。這一稱謂后來泛化為統治階層與士人的統稱，與“小人”（平民）相對。詩中“君子好逑”，標定了這場愛情的階層底色——它并非民間率性之歌，而是發生在禮樂教養浸潤的群體之中。
“淑女”亦不尋常。“窈”喻心靈之深邃靜美，“窕”指儀態之婉約幽雅。二字連用，勾勒出一種需經教化方能形成的風度與識見。如此，“窈窕淑女”便超越了對美貌的單純贊美，指向了德性、教養與風儀的完整統一。
后世對此詩的解讀呈現出鮮明的時代性差異。漢儒為強化政治教化，將《毛詩序》的“后妃之德”說推向極致，將其完全納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的王道敘事中。
相比之下，《詩經》中其他起興意象如“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召南·鵲巢》），則更側重于婚姻歸宿的比喻。雎鳩意象的獨特性在于，它同時涵蓋了情感的誠摯與行為的禮度，完美契合了周人對婚姻倫理的雙重要求。
孔子以“思無邪”總括《詩》三百，《關雎》正是這一精神的完美體現。詩中的情感流動熱烈而克制：“求之不得”時，有“輾轉反側”的煎熬；追求之道，則是“琴瑟友之”、“鐘鼓樂之”的雅致與莊重。這種“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分寸，正是儒家所推崇的“中和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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