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終之寒：凜冽盡頭見春聲

靜言(孫靜)

每年公歷一月二十日前后，當太陽行至黃經三百度，天地便悄然迎來二十四節氣的終章——大寒。元人吳澄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凝練道：“大寒，十二月中。解見前。”這“前”指的是小寒，“寒氣之逆極，故謂大寒”。一個“極”字，道盡此節氣的凜冽本質：它是神州大地上，一年間寒氣匯聚的頂峰，是冰霜最為酷烈的時節，亦是一歲光陰循環的莊嚴終點與靜謐門檻。

大寒之淵源，可追溯至先民對天地運行最質樸而深邃的觀察。節氣體系初成于戰國，而定型于西漢。《淮南子·天文訓》（約公元前139年）中已有“大寒”之名，其記載與其他節氣一同，構成了完整嚴密的太陽歷框架。然而，對“寒”的認知與標記，遠早于此。《逸周書·時訓解》（雖成書年代有爭議，但保存古老物候觀）所載“大寒之日，雞始乳”，及“水澤腹堅”等物候，早已鐫刻在先民的生活經驗與時間記憶里。自《詩經·豳風·七月》“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的古老吟唱，到《左傳》中“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的禮制追述，對嚴寒的敬畏、利用與順應，早已融入華夏文明的基因。

歷史的江河奔流不息，大寒節氣的內核雖穩如磐石，其外延的文化習俗與感知，卻在歲月中悄然流轉。在更古老的氣候周期或地域中，大寒或許確為最冷時分。但隨著時間推移，尤其在小冰河期等特殊氣候階段過后，小寒的氣溫有時反超大寒，遂有“小寒勝大寒”之民諺。然而，“大寒”之名及其文化意蘊，早已超越單純的氣溫刻度，升華為一種節律符號與精神象征。

漢代是大寒作為禮制節點被強化的時代。《禮記·月令》描繪的季冬之月景象：“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朝廷有“凌人”專司采冰、藏冰，以供來年祭祀與消夏之需，這是“順天時而備民生”的古老智慧。降至唐宋，節氣文化融入百姓日常，大寒的物候觀察更為細膩。唐人元稹《詠廿四氣詩·大寒十二月中》云：“臘酒自盈樽，金爐獸炭溫。大寒宜近火，無事莫開門。”宋人陸游《大寒出江陵西門》亦寫：“平明羸馬出西門，淡日寒云久吐吞。”詩中暖酒、圍爐、閉戶、遠行，皆是文人士大夫對歲寒的生動應候與詩意棲居。

大寒的“由來”，深植于中國古代天文學與農學的智慧沃土。節氣本質是地球繞太陽公轉軌道上的二十四個均分點（視太陽位置），是純粹的天文劃分。先賢立圭表、觀日影、察星象，測定冬至點為基準，進而推演出包括大寒在內的完整節氣體系。這一體系之所以偉大，在于它將抽象的天文坐標，與黃河流域乃至更廣闊天地的具體物候、農事活動完美對應。“大寒”之名，正是對這一時期氣候特征最凝練的概括，是“天象—地候—人事”三維一體宇宙觀的絕佳體現。

文人墨客的筆觸，為大寒涂抹上最富情感與哲思的色彩。他們既寫其酷烈：“大寒雪未消，閉戶不能出。”（宋·邵雍《大寒吟》）亦在其中寄托孤高的志節與對溫暖的渴盼。白居易《村居苦寒》中“北風利如劍，布絮不蔽身”的沉痛，與“唯燒蒿棘火，愁坐夜待晨”的苦熬，是寒夜中人性的微光。而更為普世且堅韌的，是那冰封之下對春的篤信。宋代詩人文同《和仲蒙夜坐》中“少睡始知茶效力，大寒須遣酒爭豪”的豪情，便是以人之熱忱對抗天地之肅殺。最妙的，往往是大寒與立春的相鄰，這讓詩人們總在極致寒冷中，窺見輪回的曙光。陸游《大寒》詩云：“大寒雪未消，閉戶不能出。可憐切云冠，局此容膝室。吾車適已懸，吾馭久罷叱。拂麈取一編，相對輒終日。……明朝換新律，梅柳待陽春。” 詩人在斗室苦讀，卻心知“明朝”律管中將更飛灰，陽春已在叩門。這恰是中華文化中“窮陰畢節，陽和啟蟄”的辯證哲學——物極必反，衰極必盛。

大寒，是天地一場盛大的沉默與積蓄。它不僅是氣候的極點，更是光陰輪回中一個充滿張力的刻度：舊歲在此臻于圓滿，新春于此孕育胚胎。當萬物歷經最嚴酷的洗禮，那冰層下的潺潺水聲，枯枝中悄然飽滿的芽苞，都在訴說著同一個古老的秘密——最冷的盡頭，溫暖正在生根；最沉的寂靜里，驚雷已然醞釀。 走過大寒，便是走過完整的四季，走向又一個充滿生機的輪回起點。這歲終之寒，以其極致的凜冽，教會我們等待、忍耐，并最終相信，生命中所有深埋的種子，都將在適當的時節，破土而出，花開滿枝。

責任編輯：吳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