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蘇南新四軍滬上擴軍，日軍嚴密防范仍征兵2000

1940年夏，蘇南東路地區(qū)黨政軍主要領導人譚震林沉思多日，一個有關部隊轉型建設的大計在胸中悄然成型。

1939年11月，陽澄湖后方醫(yī)院新四軍傷病員重建武裝，“新江抗”應運而生。翌年3月，譚震林主政東路地區(qū)，“新江抗”改稱江南抗日救國軍東路司令部，與常熟抗日武裝整編為3個支隊。譚提出，盡快將部隊擴充到100個連，打造一支上萬人槍的雄師勁旅。不久，“新江抗”再度發(fā)展到5000多人。

但如何改善部隊成分，高起點培養(yǎng)干部，成了譚震林思考的重要問題。一番思考后，他把目光投向上海，那里的產業(yè)工人數量占全國一半。

從上海向蘇南根據地輸送兵員，新兵需乘火車到昆山或蘇州，再徒步跋涉到目的地，沿途要接受盤踞京滬鐵路的日偽軍檢查，風險極大。而且這樣做，會危及上海地下黨安全。

譚震林決定另辟蹊徑。

7月的一天，他找到“新江抗”二支隊政治處主任張鏖說：“我想在江南創(chuàng)造十萬產業(yè)軍，建成一支以產業(yè)工人為基礎的部隊。過去部隊補充上海兵員，靠地下黨跨越敵占區(qū)輸送。這種做法十分危險，也很難持久。今后，我們要主動承擔擴軍任務。”

張鏖問：“老板的決心是，我們派人打入大上海，到日偽鼻子底下去擴軍？”

譚震林點點頭。

譚震林從茅山赴任蘇南東路時，為掩護身份，率一眾人馬戴禮帽、著長衫、穿皮鞋，大老板派頭十足。毛澤東戲稱他“譚老板”，于是這一雅號不脛而走。

譚震林說：“到上海去擴軍，大量吸收工人、學生和貧民，這是改善‘新江抗’成分、提高部隊戰(zhàn)斗力的關鍵一招。此事事關重大，你當主任的要親自出馬！”

張鏖建議先派幾個官兵試擴，得到譚震林首肯。張鏖向二支隊司令員陳挺和總支書記、組織股股長黃烽傳達了譚震林指示。

此時，深受戰(zhàn)火摧殘之苦的市民大量流落街頭，青年人在尋覓出路和歸宿。而“江抗”東進夜襲滸墅關車站和火燒虹橋機場等威震江南的壯舉，使很多失業(yè)工人、青年學生和貧苦店員始則驚喜，繼而心向往之。陳、葉兩人經半個月緊張工作，成功擴軍20多人。

譚震林高興地對張鏖說：“這次試擴成功創(chuàng)造了經驗，證明各部隊都可以自行組織力量到上海招兵買馬。”他分析了赴滬擴軍的環(huán)境和條件，要求擴軍人員不驚動上海地下黨，穩(wěn)扎穩(wěn)打，由點到面，由少到多，積極穩(wěn)妥展開。

原“江抗”政治部主任劉飛，赴上海療傷歸隊后任“新江抗”政治部組織科科長。他找到二支隊二營教導員張夢瑩，問他在上海有什么關系。張夢瑩說，當年參加過上海職業(yè)界救國聯合會，后在難民收容所干過，能找到一些朋友。陳挺、張鏖也積極主張張夢瑩擴軍打頭陣。

赴滬擴軍前夕，“新江抗”3個支隊分別與其他部隊合編為3個縱隊。各縱隊根據譚震林指示，借鑒原二支隊赴滬試擴經驗，形成了小群多路、獨立運行的擴軍形式。

3個小組統一由縱隊政治處主任張鏖負責單線聯系，各小組之間不發(fā)生橫向聯系，也不與小組之外其他任何組織發(fā)生關系，請示匯報事項一律按秘密工作規(guī)定辦理。

根據偵察的情況，張鏖組織擴軍人員把工作重心放在社會底層貧民群體，通過串聯親友和同學故舊“滾雪球”推進。

小沙渡是蘇州河流經滬西的一個渡口，兩岸工廠林立，是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中堅力量富集地，成了擴軍首選之地。擴軍人員從串聯親友群入手，開枝散葉，積小成為大成。曹家渡、外白渡橋等失業(yè)工人聚集處，也是他們訪貧問苦，引導工人奮起抗日救國的重點。

張夢瑩從無錫寨門包巷一戶包姓房東家，借了一件駱駝絨灰色長衫和一頂銅盆帽來到上海，住進法租界霞飛路恩派亞戲院對面弄堂鄰居家，找到當年在難民所入黨的煙廠管理員俞寶琴和做紙花生意的周守信、祁寶根，通過他們四處聯絡發(fā)動。

“新江抗”司令部作戰(zhàn)參謀黃振中也到上海擴軍，很快在同學父親開的煤球店與學徒汪賢孝交上了朋友。汪賢孝哥嫂和兩個侄兒都被日軍飛機炸死，父親一病不起住進醫(yī)院。聽完汪賢孝傾訴，黃振中問他愿不愿意參軍抗日。不待他說完，汪賢孝表示同意。

黃振中摸出10塊銀圓塞給汪賢孝：“這些錢給你父親治病，救個急！”

汪賢孝興沖沖跑到醫(yī)院對父親說：“阿爸，我運氣來了，今天遇到個好朋友，介紹我到無錫去學藝，這10塊錢是他接濟我的，都給你！”

汪賢孝到蘇南參加了新四軍，在戰(zhàn)斗中鍛煉成長，曾任二十集團軍五十八師后勤部部長。

湯江聲（唐良楠），時任二支隊三連指導員。他住在萬興食品店做職員的哥哥唐良楣處，借穿哥哥的衣服，時而西裝革履，時而長衫馬褂，出沒鬧市和陋巷。1945年，他在江蘇高郵三垛河伏擊日偽軍時殉國，沒有留下赴滬擴軍的成績單，但哥哥唐良楣證實，弟弟把130位上海青年送到了新四軍。

為了解決部隊醫(yī)護等專業(yè)技術人才匱乏問題，擴軍小組通過可靠渠道和關系定向擴軍招攬人才，以解部隊燃眉之急。

擴軍中最大的風險不在日偽，而在漢奸和部隊逃兵。

有個逃兵在法租界認出一位擴軍干部，伸手就向他要錢。擴軍干部沒給，逃兵就把他拖到附近巡捕房，說：“這是個新四軍干部，他把我弟弟拐到部隊賣了！”巡捕雖說端洋人的飯碗，但中國人的良知未泯，瞅著那個面容猥瑣的逃兵氣憤，伸手打了他兩個耳光，嘲笑說：“你弟弟當新四軍是好事，我以為他把你的妹妹賣了呢！滾！”

攆走告密的逃兵，巡捕叮囑擴軍干部說：“你等一會兒再走，免得再碰上那個家伙?！笔掳l(fā)后，張鏖馬上安排這位擴軍干部返回蘇南。

另一個來自蘇南的逃兵，三番五次敲詐擴軍干部，不給錢就威脅。開始，擴軍干部懶得跟他糾纏，想給點錢把他打發(fā)掉，但這個無賴竟沒完沒了。張鏖向譚震林作了報告。譚震林果斷決策：“這種人劣性難改，如不采取措施，很可能禍及擴軍，必須馬上解決掉！”張鏖令擴軍小組采取措施，排除了這個隱患。

17歲就入黨的孤兒俞忠祥，到市郊工廠擴軍因漢奸告密不幸被捕。日本憲兵用鐵絲穿透他的手掌和腳掌，將他綁在木架子上嚴刑拷打，逼他說出其他擴軍人員，俞忠祥堅不吐實。鬼子牽來狼狗威嚇，俞忠祥怒視敵寇，一言不發(fā)。狼狗直撲俞忠祥，一口就從他身上撕下一大塊肉來。鋼鐵戰(zhàn)士俞忠祥寧死不屈，最終被狼狗活活咬死在木架子上。

張夢瑩所在擴軍小組有個上海兵，置身險境臨陣動搖，帶上經費逃之夭夭。事發(fā)突然，擴軍小組以變應變，迅速調整計劃和住址，外出更加謹慎。上海解放時，這個逃兵夾雜在路邊迎接大軍入城的群眾中，被張夢瑩所部官兵認出，受到應有處置。

在狼窺虎伺的大上海招募抗日青年已屬不易，要把為數眾多的應征新兵安全無虞送到根據地，更是難上加難。

擴軍之初，各小組每批安排十來個新兵從上海乘火車到蘇州，然后步行進入根據地，輸送風險尚可控。后來，一周就要回送三四十名新兵，難度和風險驟增。另外，新兵送達根據地后，如何安排不合格兵員穩(wěn)妥快速返回上海，也是個難題。

張鏖向“譚老板”請示。譚震林沉思有頃說：“關于上海新兵如何安全帶到根據地，我來想辦法。其他問題，你們自己研究解決?！?/p>

過了幾天，譚震林找到張鏖說：“今天，沙洲縣的蔡悲鴻來匯報財經工作，你也參加聽聽?！?/strong>

蔡悲鴻任中共沙洲縣（張家港市）工委書記和抗日民主政府首任縣長，是新四軍有名的財經專家。沙洲縣是長江南岸澄、錫、虞抗日根據地的北屏障，又是長江航道東接上海、西連南京的交通樞紐。抗戰(zhàn)爆發(fā)后，日偽規(guī)定長江航線中國船只一律禁航，只允許外國商船行駛。為打破日偽對長江的封鎖，蔡悲鴻受命兼任沙洲縣江防管理局局長。

匯報財經工作同擴軍有啥關系？張鏖不解。及至聽蔡悲鴻匯報，才恍然大悟。原來，上海的日本陸軍依靠其把持的京滬鐵路瘋狂斂財，日本海軍十分眼紅，利用其控制的吳淞口和長江口，勾結5艘德國輪船向蘇南等地販運貨物，從中漁利和分肥。

這5艘德籍輪船通常由上海裝載布匹、煤油、西藥等日用品到沙洲護漕港和江陰黃田港卸貨，然后裝運大米等農副產品返回，形成了上海到江陰的固定航線。

譚震林問：“老蔡，你考慮一下，我們從上海擴招的新兵，有沒有辦法乘這些船到根據地來？”

蔡悲鴻一聽，擊節(jié)贊嘆：“這倒是個很安全的通道！不過，此事需跟上海方面仔細合計一下，必須搞得很穩(wěn)妥才好。”

蔡悲鴻說的“上海方面”，是指負責蘇南根據地物資采購托運的總代表盛慕萊。盛是蔡的妻兄，中共地下黨員，做過黃渡鎮(zhèn)鎮(zhèn)長。長江禁航后，他毀家紓難，變賣祖產，在上海呂班路特務機構“日本海軍聯歡社”，堂而皇之開辦“中華物產公司”，與偽海軍上海辦事處主任葉樹初隔壁辦公，與其稱兄道弟，觥籌交錯，還拉上日本顧問松岡一起做生意，儼然上海的“路路通”。

他神不知鬼不覺，在長江航道開辟出一條從上海直達蘇南的地下運輸線，源源不斷為根據地輸送手搖電臺、無縫鋼管、印刷機、望遠鏡、炸藥、雷管、藥品、紙張等緊缺物資。譚震林贊揚盛慕萊是“反經濟封鎖斗爭的尖兵”。

盛慕萊疏通好3艘德籍商船，擴軍小組組長分頭與船上內線接上關系。新兵乘船來到沙洲縣護漕港水面后，由抗日政府安排運送農副產品的駁船接上岸。

從1940年底到1941年7月日偽“清鄉(xiāng)”，二縱隊擴軍小組每5至7天就可通過水路向蘇南輸送30多名上海新兵，多時一次就能編一個連。張鏖率領擴軍人員共從水路運回1500多名新兵。日本海軍做夢也不會想到，他們嚴密控制的德國商船，竟成了新四軍從上海外輸新兵最安全的通道。

輸送通道打開后，新兵政審體檢問題也迎刃而解。上海擴軍展開后，應征者如過江之鯽，魚龍混雜在所難免，一些投機分子和患有心肺病、花柳病的人也混跡其間。

張鏖等人研究后建議，在沙洲護漕港組建新兵接待站作為緩沖之地，得到批準。指導員張家信組織干部和醫(yī)務人員負責新兵政審和體檢，發(fā)現不合格者即行淘汰并轉送上海。

后來，“新江抗”在陽澄湖畔建起一個新兵連，抽調有經驗的連排干部施訓，深化新兵政治審查。新兵到來后，張鏖逐人談話，并要求連隊搞好新兵考察和伙食。素來忍饑挨餓的上海青年，來到新兵連可以放開肚皮吃飽飯，一個個笑得合不攏嘴。有一次，剛下船的12名上海新兵，第一餐竟吃掉了100碗大米飯。

1949年5月，盛慕萊策反國民黨上海警察局被捕，于上海解放前3天在虹口公園英勇就義。。

為期一年虎口征兵，新四軍收獲巨大。據統計，“新江抗”在上海招收新兵超過2000人，其中二縱隊改編的十八旅五十二團補充上海新兵上千人，還支援一縱隊改編的五十三團和三縱隊改編的五十四團500多名上海新兵。

五十二團二營五連一個班，在江陰峭岐以西澄錫公路東側成功組織起“農抗會”，被傳為佳話。經新四軍大學校培養(yǎng)，在戰(zhàn)火中淬煉成鋼的上海兵，成為基層后備干部梯次配備的重要來源。

歌聲伴隨五十二團轉戰(zhàn)蘇南蘇中，團隊一次戰(zhàn)斗勝利創(chuàng)作一首歌，一位英模烈士一首歌，一次休息整訓一首歌，一次活動一首歌。從1943年到1945年，五十二團官兵會唱76首歌，其中30首是新創(chuàng)作的歌曲。在戰(zhàn)歌聲中，全團涌現出16位英模人物，戰(zhàn)斗歌聲與戰(zhàn)斗英雄同步增長。

1944年3月，五十二團參加車橋戰(zhàn)役。戰(zhàn)前，日軍狂妄叫囂，新四軍若能打下車橋，皇軍寧愿撤出蘇中回歸大海。結果，此役殲滅日軍獨立步兵六十大隊大隊長三澤金夫大佐等465人，生俘山本一三中尉等24人，殲滅偽軍483人，生俘168人。日本東京大本營承認，車橋戰(zhàn)役標志著新四軍反攻開始，日軍從此向下坡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