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一山民族革命史觀的形成及其清史敘述范式轉變

△ 蕭一山（1902—1978）

蕭一山是民國時期的重要史學家，他在清史研究方面取得的開創性成就為學界所公認。其史學特色鮮明，正如諸多學者所指出的，民族革命史觀是蕭一山對清代以降歷史的敘述模式，同時他也強調史學的經世致用功能。對于蕭氏史學及其經典作品，學界已有一定關注。有學者針對性地研究了他的史學思想，對其內容和表現形式有所論述。也有學者對其民族革命史觀影響下的史學進行了研究，但對該史觀的形成過程及影響因素的論述不是特別深入。

筆者在閱讀蕭一山的史學著作、文章，尤其是在閱讀稀見作品時，認為其民族革命史觀并非早年成型，它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發展過程，從早期作品《清代通史》到后期名著《清史大綱》再到其晚年修訂再版的《清代通史》，敘述框架發生了重大變化，民族革命觀念在抗戰時期逐步成為蕭氏的代表性史學思想。本文擬對這一變化過程進行深入梳理，并嘗試探究其原因。

一、蕭一山的早期清史、近代史敘事

蕭一山的成名作《清代通史(上)》于1923年底由中華書局出版，此時他還是一名大學生。這一史學青年才俊的鴻篇巨制迅速引起學界的轟動，孫中山、蔡元培、梁啟超等為其題寫書名，梁啟超、朱希祖、蔣百里、今西龍(日本文學博士、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李大釗、楊棟林、李泰棻、蔣夢麟為之作序，皆對其贊許有加。蕭氏本人也因此書一舉成名。

但綜觀《清代通史(上)》的結構和內容，發現該書并未明顯有民族革命的措辭或線索，而是在借鑒中國傳統史學中的紀傳體、紀事本末體的基礎上，以章節體的形式呈現清代前期歷史。其文風接近文言，從努爾哈赤寫起，至康雍末年止，包含后金建立、明清鼎革、清初戰爭、清初中國社會、中外交流、康熙雍正朝政治、清初學術與思想等，內容非常全面。該書的主線是“取普通史例，文化、政治、生計三者亦均衡詮敘之”，在“民族”與“革命”兩個關鍵詞上著墨極少。

與傳統史學不同的是，該書對社會組織等關注較多，不僅在第四編詳述“清初中國社會之組織”，而且在入關前部分也專門提及后金時期東北地區的社會與民生。這很符合當時“新史學”的風氣。在其早期版本的《導言》中，蕭氏表達了對歷史學的基本理解：“歷史者，宇宙現象之敘述錄也。”深受梁啟超新史學思想影響的他認為，中國有史但是無史學，史學者即“鉤稽史實之真象，為有系統有組織之研究，以闡明其事變演進之跡，并推求其因果相互之關系者也”。他認為當時中國史學尚處于“不良”階段，這也體現了蕭一山在青年時代就具有的史學使命感。

在頗為關鍵的歷史分期問題上，蕭一山將中國歷史分為上古(漢族成育時代，秦統一前)，中古(漢族全盛時代，秦統一至唐亡)，近古(蒙古族盛勢時代，五代自有明)，近世(滿族主政時代、西力東漸時代，清朝)與現代(五族團結時代、東西融合時代，民國成立以來)。從中可以看出，此時蕭氏認為近代史應從清代開始，他也畢生堅持這一論斷。此外，在他的分期體系里，民族問題貫穿其中，并成為分期的主要依據之一。不過，這里的民族僅為今日所指“中華民族”內部各民族之勢力消長，屬民族關系范疇，與之后強調作為基本線索的民族革命是有根本區別的。

這一時期，蕭一山對清史和清史研究的主旨認知是：“清自創業，以迄于今，歷時約三百年，史事雖要，無書可憑，非官牘鋪張之言，則口碑疑似之說，借資考鏡，寧為信史？且史學既興，當注意于社會現象之真諦，以明變遷之由，東西文化之融洽，以促交流之會，征上諸端，此《通史》之所為作也。”可見其撰寫《清代通史》的基調是在還原史實的基礎上，關注清代社會與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內容，這與抗戰時期成書的《清史大綱》有較大區別。在當時，近代史或近世史之說尚未流行，相關著作較少，清史對時人而言即是“近代”。在傳統王朝統治史和民族關系的基礎上著重關注中外關系，是蕭一山當時對近代中國研究思路的總體認知。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蕭一山為早期版本《清代通史》撰寫的導言僅限于上述內容，1923年中華書局版、1927年商務印書館版、1932年商務印書館版均如此。但目前大陸流通的《清代通史》(北京商務印書館版)使用的是臺北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62年版本，此版是蕭一山赴臺后對早期版本進行了大幅修改和增補而成的，修訂后的導言在保留前敘版本內容的基礎上進行了擴充(篇幅為原版導言之數倍)，增加了諸多關于民族革命的內容，文字與《清史大綱》的序言高度類似。這可以說明，蕭氏在晚年認為民族革命史觀確應作為其早期作品的重要補充，亦可視為其史觀發生重大轉變的一個例證。

1920年代蕭一山剛從教時的其他文獻，也可為其早期“近世史”認知提供佐證。1926年，蕭一山在清華撰寫的《中國通史講演大綱》即有中國近世史部分的講義目錄。根據前言，該講義分甲乙兩編，甲編為古代部分，乙編為近世部分，但至今只存甲編二冊(前七講)。乙編的目錄為：近世史之重要及其特色、近世社會變遷之大勢、滿明之興替與清廷統一之政略、清代鼎盛時期之政綱、五大民族之斗爭與混合、清學之鼎盛及其與政治交互的影響、國計民生之大要與治亂興衰之關系、外交之失敗與門戶開放、東西文化之接觸、四千年專制政體之結局、現代思想之劇變及其由于經濟上之基因、中國之癥結與將來。

從目錄來看，蕭一山的近代敘述始于明清之際，“近代”仍等同于清代，內容為清代史各方面之介紹，其中的“民族”也只是清代的五大民族關系，敘述主干既非“民族”又無“革命”，但也有可能是因其并未完成終稿或終稿已佚，至今無法窺得全貌。而在史觀上，該講義強調史學的現實功能：“歷史之目的，不在乎記憶過去，而在乎觀察未來。尤不在乎模仿過去，而在乎創造未來。而其樞紐，則全在乎現在，蓋欲創造未來，必須認識現在之社會。現在之社會，由近世所造成者居其半，由近世以來所造成者亦居其半，而近世尤有直接之關系。”他認為我國史學研究有“詳古略今”的現象，“今欲救正其弊，擬用漸進法，而(講義)特詳于近世”。這說明此時的蕭一山已經有了強烈的使命感，即以近代史研究為國家服務，這種現實關懷與其后來的經世史學觀念一脈相承。正如有學者所言，蕭一山在這一時段的史學著述反映了他的會通及經世致用思想。

另一組作為佐證的重要文獻是蕭一山撰寫的《史學之研究》，該系列文章連載于1923年的《學匯》雜志。按照蕭氏自己的說法，這是其“這兩年”的作品，最后落款時間為民國十一年(1922年)一月，如所述屬實，這是他剛剛入學時所作。蕭一山于1921年入北京大學學習，文中指出詳細內容將出版《史學概論》一書，但最后并未實現。該組文獻也成為他少見的關于史觀的系統論述。蕭氏在總結中外史學的區別后認為史學應為描述現象，這與《清代通史(上)》的論斷一致。他認為史學主要是“明變”和“求因”，而最重要的“因”和考察重點包括學說產生、經濟變遷、法律成立、宗教產生、重要事實、國家盛衰、種族轉移、英雄成敗、國際戰爭、會議等。民族和革命在其中的占比非常低，故這一階段蕭氏的民族觀念仍集中于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問題，對近代民族與革命的敘事不甚明顯。

還應注意到的是，年輕時的蕭一山即有著樸素的民族主義觀念和愛國熱情。在《史學之研究》最后，他向史學界大聲疾呼，希望大家開拓真正的“研究”，因為“日本維新，史家輩出，其得有今日之文明燦爛者，歷史之供實多。吾國學者，乃未能注意及之，亦可慨矣！”至于《清代通史》的寫作初衷，亦有學界“以近人譯《清朝全史》于日文為恥”的因素。在日本人搶先出版了清史著作后，仍為學生的蕭一山發奮編著數十萬言之《清代通史》，開國內清史研究之先河，其作為青年史家的使命感是樸素愛國熱情的體現。

綜上，蕭一山早期的史學既繼承傳統，又受“新史學”思潮的影響。其對歷史的認知已初步形成體系，他強調史學的記述功能，較早開始關注近世史，認為近世史應從清代寫起。在史實書寫中，他更重視近世史的現實意義，經世致用的治史思想已經初步產生。蕭氏對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問題有所關注，從其史學使命感中也可看到他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立場，但他并未將“民族”或“革命”上升為清史的主要敘事線索。此時，他的民族革命史觀尚未發端。

二、學人從政與民族革命觀的形成

蕭一山是民國史學界從政的典型代表。他本為知名學者，但與政治越走越近，以至由“坐而言”變為“起而行”，最終棄學從政。在逐步關心政治、走近政治的過程中，蕭一山的史學觀念發生了較大轉變，其代表性的民族革命史觀隨之形成并趨于完備。

相比于民國時期的其他知名學者，蕭一山既無日記，又無年譜，傳記亦較為罕見，考察其生平和參政歷程有較大難度，僅可通過他的文章和官方檔案略窺一二。早在求學期間，蕭一山就開始在報上發表政論文章，參與時政探討。1923年，他曾撰長文參與“何種政體適合中國”的討論，剛開始其反對內閣制，認為內閣制不符合中國國情，造成持續的府院之爭，而總統制在中國未曾嘗試，不妨一試，后又提議采取二者折中的“委員制”解決政治困局。《清代通史(上)》出版后，因廖仲愷之請，孫中山親自為其書題簽。這使得他對孫中山充滿崇敬，逐步轉變為三民主義信徒，與國民黨高層的關系也日趨密切。

根據目前所見資料，1930年代初期蕭一山與蔣介石、朱家驊等國民黨要員已經有相當緊密的往來。1932年蕭一山赴歐考察，搜集了大量海外所藏資料，為其之后的太平天國研究和中國秘密社會研究奠定了基礎。此行是一次十足的“官派”出行，出行和經費得到當局甚至蔣介石的支持。蔣介石自稱“派蕭一山出洋考察”。蕭氏也就考察成果來函向蔣介石和朱家驊報告。是年7月19日，蔣介石親自接見蕭一山，二人就中國傳統思想展開了探討。蔣介石記其所講主要內容為：“向以黃老與名刑并用，而折中于孔子中庸這道，然孔教帶禮，又不能成為純教。治國工具，以宗教、社教、法律三者并用，今中國宗教完全失效，而法亦自曹魏來而敗壞，趙宋以來，孔教又為佛教所敗，宋儒且偏重于佛學，演至今日，禮教破產，所以思想復雜，法度不立，教禮失效，此天下之所以大亂。”他對蕭一山的論斷頗為贊賞。1934年蔣介石還專下手令，邀請蕭一山赴江西為其講解清史15個小時，并要求“尤須注重開國制度與清代外交檔案”。這兩個領域確實為蕭一山所擅長，也足見蔣介石對蕭一山的重視和認可。

隨著時局的變化，中日關系逐漸緊張，戰爭的陰云日漸籠罩，蕭一山的關注重點轉向對日關系和抗戰事業。九一八事變后，同為知名學者的傅斯年心焦如焚，為駁斥日人之“妄說”，傅氏組織一批學人編寫《東北史綱》，蕭一山亦參與其事，并負責第四卷“清代東北之官制及移民”。蕭一山大約于1932年完成了《東北史綱》第四卷的文稿，但該書后因故未出版。1935年，他曾針對華北時局通過朱家驊向蔣介石上書進言。1937年，隨著抗戰的全面爆發，蕭氏發表的文章與時政相關者開始占據多數，由其主導的“經世學社”和《經世》雜志成為他和追隨者的重要發言陣地。1937年，該雜志發行“抗戰特刊”，蕭氏在特刊上發表《上蔣委員長書》，建議“外交不可不確定、政府機構不可不調整、人才不可不集中、社會經濟不可不安定、民眾組織不可不注意”。按照蕭一山與國民黨高層的關系，直接進言蔣介石并不困難，但在雜志上刊登此文可以擴大影響。

抗戰全面爆發后，蕭一山是歷屆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他的提案大多關注教育領域，如1941年其領銜提議“因應抗戰建國需要，應對現行學制加以徹底改革”和“為因應建國需要宜應擴充國文編譯機關”，內容不僅涉及學制，也包括課程、師資、區域布局等。1942年，隨著戰時大后方經濟形勢的惡化，教員生活艱難，學校經費短缺，蕭一山聯合二十余名教育界參政員提案要求“政府增加教育經費，改善教職員待遇和學生生活，以便培養人才，而利抗戰建國”。雖然當時困難的局面不會因一紙提案而有根本緩解，但他本人已盡力為教育界呼吁。1944年，他將長子送入遠征軍參加作戰，國民政府也予以褒獎。蕭一山參政既是向國民黨逐步走近的必然結果，也是使命感和愛國抗日情懷的體現。

“從政學者”畢竟還是學者，蕭一山戰時曾先后在河南大學、東北大學、西北大學等校任教，主講過清代史、中國近世史等課程。其時他的關注重點和史學風格已有較大變化。他在著述中把歷史學與抗戰相結合，撰寫了諸如《“抗戰必勝”的歷史學解釋》等文章鼓舞士氣，以歷史經驗論證抗戰必然勝利。重要的是，他開始對民族及民族革命問題有了系統性的思考。抗戰全面爆發前后，他的文章更多集中到“民族”的相關議題上，這些文章大多收錄于文集《民族之路》和《非宇館文存》中。目前所見最早的出現于1938年，是《經世》半月刊連續三期刊登他在河南大學的演講稿《中華民族之特質及復興之途徑》。他總結中華民族的特質為“和平、寬大、知足”，認為中國復興的途徑有三：“(一)尚武，恢復生存必要的抵抗力；(二)組織，加強團結一致的精神；(三)科學，‘迎頭趕上’歐美的文化。”此文是以史為據的政論，目的是為“民族復興”和抗戰大業提供方案。同年發表的《民族戰爭與歷史的教訓》更具意義。蕭氏在文中指出，中國古代也有民族戰爭，但那些少數民族至今“已變為中華民族之新份子”，這與近代的民族戰爭(反抗西方侵略)是不同的。而“去年揭開了全民抗戰的序幕，中華四萬萬人團結一心，要完成民族革命的大業”，此時，“我們民族革命的運動，實具有一貫的思想，而革命的對象，則有逐漸被消減的趨勢”。蕭一山認為“反清復明”即是反抗滿清的民族革命，從鄭成功、天地會、洪秀全到孫中山，“前赴后繼、始終不斷”，最終推翻清廷，“結出了一顆碩果，中華民族本應該放燦爛的光輝了！”但“因為歐美力量的東漸，民族革命遇到了新對象，實在有點棘手”。

可以看出，雖然該文論述的主題并非近代史的基本線索，只是“民族戰爭”本身，寫作目的也是服務于抗戰宣傳，但文中比較完整地呈現了他當時的民族革命觀念。他認為清代的民族革命始于鄭成功，天地會等“反清復明”運動是其延續，太平天國與辛亥革命則與之一脈相承，而辛亥革命后的民族革命主題是反抗“西力東漸”以至反抗日本侵略。前者與蕭氏后期的民族革命史觀基本相同，但后者僅從辛亥革命開始計算“民族革命的新階段”，可見他此時的民族革命觀念還處于形成之中，這一觀念也仍未成為論述中國近代史的主要線索。

短短的幾個月之后，蕭一山的民族革命敘述迅速走向完善，1938年10月發表的《民族革命的三階段》和11月的《論近代中國民族革命》是這一過程的重要標志。他認為，中國近代的三大樞紐事件是太平天國革命、中華民國的建立和國民政府的統一，樞紐人物是洪秀全、袁世凱和蔣介石。據此，他認為民族革命的三個階段為“從反清運動到太平天國的覆敗、從自強運動到辛亥革命的成功、從倒袁運動到抗戰建國(此階段分為北伐前后兩個部分)”。相比7月的文章，蕭一山將帝國主義作為第二階段的主要革命對象，將反帝革命提前至曾、左、李的自強(洋務)運動。同時，他指出民族革命“整個的支配了近代中國社會，換句話說，就是中國近代史的形成是以它為骨干的。從二百五六十年以前直到現在，全國人民朝朝暮暮都在民族解放運動中過日子”。此時，民族革命觀成為蕭一山近代史敘述的主要線索并堅持始終。“三階段”也成為其民族革命體系的典型標志，之后雖不斷補充細節，但主體結構基本維持。

此后，蕭氏有一系列文章對這一史觀加以解釋和論證，同時他還將民族革命觀融入教學和著作之中。1943年，教育部委托蕭一山撰寫各大學文學院共同必修科目《中國近世史》的教材大綱，其開篇即指出：“本科目應以近代民族革命之史實為中心”，“民族革命運動，乃此大變局中之主潮”。在綱要設計中，民族革命線索居主位，其他內容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僅為輔助。這說明他在中國近世史的教學中已充分宣揚民族革命的敘述線索，并希望借撰寫教材綱要之機將其發揚光大。1944年出版的《清史大綱》是蕭一山流傳后世的主要代表作，書中也強調：“我是主張民族革命史觀的，尤其講中國近代史，必須以他為骨干，以為他——民族革命——整個支配了中國近代社會，一切都是依他為樞紐而變動的。”這樣，民族革命觀由問題、線索而最終成為蕭氏的代表性“史觀”。經筆者考證，《清史大綱》是依據《中國近世史教材綱要》撰寫的，民族革命觀在書中論述得更為完整。其具體要素和階段劃分如表1、2所示。

表1、2是蕭一山民族革命史觀的具體要素和階段劃分。蕭氏在抗戰勝利后徹底走向政壇，此后他的作品多為單篇文章，或對前期著作進行修正，民族革命史觀并未發生重大變化。

在史觀的轉變過程中，蕭一山對孫中山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思想的接受是和當時社會思潮的影響分不開的。國民政府建立后，國民黨試圖在全國推行三民主義，并以其為依據進行歷史解釋。在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論述中，已有以民族觀念為基準的近代史描述。例如，他的《民族主義第二講》以民族壓迫為主題論述中國近代的危機，其中已初步形成“元、清民族矛盾”和“列強壓迫”的區分。《民族主義第三講》則簡述了他對民族主義思想的理解。自孫中山應邀為《清代通史》題寫書名起，蕭一山對他就充滿敬慕，其作品中引述的孫氏經典言論比比皆是，尤其是1938年關于民族革命的系列文章中對孫中山民族主義的援引和闡釋甚多。作為“從政學者”，與國民黨越走越近的蕭一山自然愿意用孫中山的思想作為串聯近代中國歷史的線索。這種敘述體系與近代史中的“革命敘事”非常接近，此后國民黨的官方近代史敘述中也對民族革命史觀有所采用。隨著抗戰的全面爆發，早已萌芽的中華民族觀念隨著媒介的推動實現了“大普及”，知識分子和史學界深受這種思潮的影響。作為有愛國情懷的史家，蕭一山亦參與相關討論。

可見，除前輩學人所述的受家學、公羊學的影響之外，蕭一山與政治的逐步走近、孫中山民族主義觀念的影響和抗戰時局的演變，是促成其民族革命史觀形成的重要因素。此外，學者的思想轉變亦有學術交往方面的原因，早在《清代通史(上)》出版時，楊棟林為其撰寫的序言中指出：

今將再就鄙見所及者，以商之蕭君。明清之際，非僅一家一姓之興亡，抑且關系東亞諸民族之盛衰。即清末漢人之光復運動，亦以此為淵源，實為彰明較著之事。故本書命名雖標《清史》，而當時各民族間之關系，似不妨多所著錄，一也。復次則三百年來，世界關系，日趨密切。中國乃在在仍居于被動地位。倘不從世界大勢上為之說明，則雖萬語千言，仍不足以明中國所以孤立而被動之真像，二也。又就政治上論之。清代政權兵柄之轉移，無不以民族關系為之機樞。漢滿蒙回藏之盛衰，固不必于靖三藩，平漠北，定回疆，征西藏，以及湖廣革命，蒙藏外叛之頃，乃能見之。須知潛移默化之者功效，不必減于耀武揚威之者舉動也。此其三。最后則所謂社會者，亦與世俗常用之義稍異其趣。愚以為中國史上社會變遷之故實，當在省藩州縣中求之。如人民之移植，文化之隆替，生計之盈虧，無不皆然。夫僅云著眼社會，固屬無當之空談。而毛舉細故，亦未必能代表社會之真像。求其方法，惟在從各地方著手耳。此其四。

以上所提四點，有對蕭氏《清代通史(上)》批評補正之意味，但甚合實際。楊棟林認為蕭一山應更多關注民族關系，既包含清王朝統治內部之各族，也包括中外關系、清廷與列強地位之消長。這種提醒亦可作為蕭氏史觀轉變的一個因素。

三、民族革命史觀影響下蕭氏史學敘事的演變

蕭氏之著作雖名為清史，但在當時，“清史即近代史”不僅是其本人的認知，也為時人所認可。即便以1840年為界，晚清史亦為近代史的重要內容。對比蕭一山對相同事件、人物等關鍵要素描述的變化，可以窺見其史觀轉變對史學著作的影響。蕭氏1920年代先后完成了《清代通史》的上卷和中卷，中卷自雍正乾隆朝至鴉片戰爭為止。下卷的最初版本為北平文史政治學院講稿本，起自太平天國，終至維新運動，成書時間約為1930年前后。在與1944年出版的《清史大綱》和蕭一山在臺期間修訂再版的《清代通史》(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62年版)的比較中，可看出其史學敘事的演變。

在蕭一山的民族革命觀中，早期的民族矛盾即滿漢矛盾，故反清復明勢力均為“反滿的民族革命者”。其中，鄭成功地位最為特殊，《清史大綱》稱其為“革命運動之倡導者”，是民族革命醞釀階段的最先驅人物。鄭成功有雙重屬性，他既為抵抗清廷忠于南明的反滿領袖，亦為驅逐荷蘭殖民者復奪臺灣島的反侵略將領。但在蕭一山的早期著作中，鄭成功的抗清活動被冠以“桂王之割據與鄭氏之侵略”的章標題和“鄭成功之沿海侵略”的節標題。后蕭氏在臺重新修訂《清代通史》并再版后，標題改為“桂王之偏安與鄭氏之偉業”與“鄭成功之光復事業”，涉及“侵略”的措辭多改為“攻略”。蕭一山贊賞鄭成功對明朝“請以死以報陛下”，拒不歸降堅持抗清的“忠義”，關于鄭氏克復臺灣則數語帶過。《清代通史》關于鄭成功的主要論述為與清廷的周旋和戰爭。所謂“侵略”意在指鄭氏與清軍在沿海發生的戰爭，但立場是清廷，日后修訂時的詞語改變也意味著他的立場扭轉。1940年代之后，蕭一山對鄭氏的評價發生重大變化。在《清史大綱》中，他認為鄭成功是中國歷史上不能不大書特書的人物：“當國破家亡之后，奮身而起，作光復運動，不克，則率雄獅以驅逐西洋人，建海外之王國，替明朝保持二十多年的正朔，最后則為民族革命組織一個秘密集團，以負荷反清復明的使命，作民族解放的先驅，像這樣雄才偉略，可歌可泣的事實，真是亙古罕有。”在臺修訂的《清代通史》中，他在此節增加大幅評價，將其與箕子之朝鮮、耶律大石之西遼并論，并指出“惟成功開辟臺灣，驅逐荷蘭夷人，留存革命基地”。這樣的評價轉變不僅說明他意識到鄭成功驅逐荷蘭殖民者、克復臺灣的重要意義，也是他將鄭氏的抗清事業視為民族革命之起始。這是蕭氏的民族革命史觀形成后才發生的轉變。

天地會與太平天國被蕭一山認為是民族革命的“前驅”和“壯瀾”，兩者在蕭氏的后期著作中被連為一體進行敘述，但早期并非如此。《清代通史(下)》的早期版本開篇即太平天國，第一節“漢族革命事業之初起”，僅用一頁多的篇幅介紹了太平天國運動的淵源是“秘密結社之中抱有民族革命之思想者，又復含有基督教之新份子”。對“秘密結社”的介紹也很簡單，只作了簡要描述和列舉，天地會僅為其列舉內容之一。但1932年出洋考察史料后，他對天地會、太平天國等的研究逐步深入，加之民族革命觀念的形成，他逐漸將天地會和太平天國連接起來。在《清史大綱》中，天地會接續了鄭氏父子留下的“革命香煙”：“陳永華遂就鄭氏舉義獻血定盟的方式，組織一個革命集團，名叫天地會，取父天母地的意思，標反清復明的目的。”而洪秀全“官私記載都說他是朱九濤或洪德元的弟子，繼續他們的勢力而起的，朱、洪的事跡無可考，但總是天地會的首領”。天地會是太平天國的“前驅”，該書用長達七頁的篇幅論述兩者的關系。作為“大綱”，此處已用了遠多于“通史”的篇幅進行論述。蕭一山赴臺后重新修訂的《清代通史》中，關于太平天國的章節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第一節題目變為“民族革命之先驅”，專論與天地會的關系，長達三十四頁。這說明在十幾年內，蕭一山對太平天國運動起源的認知發生了重大轉變，其中既有其赴歐美考察史料并加以研究的“新進展”，也有民族革命史觀的因素。同時代的太平天國研究論著并未將天地會和太平天國作如此緊密的聯結，而在蕭一山這里，早期的革命為反滿或反清復明，起自鄭成功父子，中間以天地會等抗清組織為延續，太平天國隨后承繼之。這樣的民族革命史觀作為清史或者近代史的一條主線，更清晰，也更完整。

作為當時國內重要的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蕭一山自始至終不吝惜書寫太平天國史，在北平文史政治學院演講本的《清代通史(下)》中，太平天國幾乎占據了三分之二的篇幅。1930年代，隨著史料整理的推進，蕭氏對太平天國的研究日益精進，新論迭出，評價和總結相應發生變化。較早版本的《清代通史(下)》雖全面書寫了太平天國由興到衰的過程，但并未專門論述其成敗得失，只能從字里行間看出蕭的立場和視角。如他稱太平天國為“漢族革命之初起”，在描述清軍與太平軍戰斗時，其立場時而傾向太平軍(如“武漢三城之攻克、南京之奠都”，時而傾向清廷(如“安慶之不守、武昌之再破、江南大營之失陷”等，時而又居于中立。他雖意識到太平軍的漢人革命屬性，但立場并不明確，并未對其采取完全推崇的態度。這可以從側面證明在史學理論體系和敘述框架形成之前，蕭氏對史實和人物的評價并無明確標準。但在臺北商務印書館修訂版中，其傾向于清廷的表述有所改變，比如“安慶之不守”改為“安慶之攻克”、“武昌之再破”改為“太平軍再破武昌”、“江南大營之失陷”改為“江南大營之破”等。這些細節的修正代表著蕭氏立場的根本轉變，正如他所言：“就近代民族革命的立場論，它(太平天國)無疑的是一個承先啟后的重要階段，為民族革命作初步的結果，為國民革命開嶄新的道路。”

在《清史大綱》中，蕭一山指出太平天國影響巨大，從民族革命的角度“雖沒有把滿清打倒，然而政權轉移于漢人手中，反清的目的可謂已達到了一半”，民族革命的勢力也因此大增。在政治方面，蕭氏認為太平天國包含有民權主義，但只是偶然地為民主政治留下了一點影子。在社會革命方面，蕭氏引用孫中山《三民主義》的論斷，贊許洪秀全時代已經有“共產主義事實”。至于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彼時蕭氏認為其本應標榜中國文化，而非采用“異端”攻擊士大夫階級。在1962年重新修訂的《清代通史》中，蕭一山為太平天國的影響和失敗原因撰寫專章論述。關于失敗的原因，蕭氏總結為“思想之矛盾、神權之迷信、知識之淺薄、人才之缺乏、外國之干涉”。此五點為對《清史大綱》的總結與升華，并注入了民族革命的內容，如認為民族主義與基督教存在矛盾、外國侵略者參與鎮壓革命等。在影響方面，他維持了《清史大綱》的民族、政治、社會革命的分析框架，并對其進行豐富和完善。這種高度的評價、系統化的總結，既是蕭氏研究日益精進使然，也是其史觀轉變的結果。

綜上，可見蕭一山早期著作與民族革命史觀形成后論述之差異。學者的學術處于不斷發展的過程之中，其學術觀點和對史實的書寫會發生變化。蕭一山的民族革命史觀形成和完善于全面抗戰期間，因此其于1944年完成的《清史大綱》相比十余年前的《清代通史》，已有較大幅度的改變，“民族革命”作為敘述線索貫穿全書，著作中“論”的部分亦處處體現民族革命的觀點和立場。蕭一山在赴臺后大幅度地修訂《清代通史》，在保留大體框架的同時，將時間從同治年間續寫到清末，將民族革命加入清史書寫，并修正與史觀不符的措辭和表述。這是蕭一山觀念變化在其著作中的突出體現。

四、結語

今人提及蕭一山，多認為其是清史研究的專家，其史學的最大特色即為民族革命史觀。但該史觀并非自始有之，也非從天而降，而是有著發展演變過程的。

早在北大讀書期間，蕭一山就憑借《清代通史(上)》年少成名，此后他的《清代通史》(中)和(下)以及《史學之研究》陸續完成，在清華任教期間亦有《中國通史講演大綱》等著作問世。此時他的史學著作仍以敘事為主，雖體現了愛國情感，但并無明顯的史觀作為線索，其史學觀在繼承傳統的同時更多受到“新史學”思想的影響。

隨著時間的推進和政局的變化，蕭一山的人生選擇和學術道路也出現轉折。他逐步與政治走近，和國民黨高層有了密切往來。尤其是抗戰全面爆發后，民族危機加深，他的文章與時局聯系更為緊密，1938—1939年，其民族革命史觀初步成型。1943年，他為教育部撰寫的《中國近世史教材大綱》中已經使用民族革命作為近世史教學的主要線索，1944年完成的被后世視為代表作的《清史大綱》則是新的史觀指導下的成果。促成其民族革命史觀形成的原因眾多，既包括與政治的走近、三民主義的影響、時局的演變和民族存亡危機的加深，也包括其他學者的引導等因素。

在史觀發生重大變化后，蕭一山的史學論述發生了變化，既有敘述線索、結構的重大轉變，也有對一些具體史實、事件及人物評價的修正，一些措辭的修改亦可看出其立場的扭轉。通過對蕭一山早、中、晚年研究的對比，可見其筆下的鄭成功由忠義的抗清領袖變為中國近代民族革命的先驅，太平天國革命與天地會具備了承繼關系，成為民族革命的“壯瀾”，對太平天國的評價逐步抬高，總結也不斷完善，使之成為民族革命線索上的重要一環。（節選自《中南大學學報》，2022年第1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