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春,東風汽車廠門口的大喇叭突然播放“減員增效”通告,車間里頓時沒了機器聲。許多師傅皺著眉頭,心里犯嘀咕:鐵飯碗真的要碎了嗎?
向前追溯十多年,國企已歷過承包制、利改稅等多輪試水,但那些都更多是“在體內做小手術”,未從根子上動編制。九十年代不同,市場經濟大潮拍岸,利潤滑坡、包袱沉重的老廠一次次被推到風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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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包袱”有多重?據原國家計委1994年的一份統計,全國國企內退休與在崗職工之比高達1∶4,光福利費就吞掉管理費用近半,拉不開再投資的口子;加上重復建設、設備陳舊,許多生產線人停機停,人走機閑。
形勢逼人。1995年國務院提出“三年脫困”,隨后出臺抓大放小、增資擴股、破產清算等組合拳。文件寫得鏗鏘,但真正落到工人身上,就是“分流”“下崗”四個字。那年秋天,沈陽一家軸承廠一次性貼出兩百多張待崗通知,食堂里瞬間少了一半人。
老百姓的不安并未止步于工廠大門。城市街頭出現被戲稱為“4050工程隊”的臨時勞務市場,剛過不惑之年的師傅們幫人扛水泥、貼瓷磚,只為賺一份日結工資。有人苦笑:“昨天還在數控機床旁戴袖標,今天就得蹲路邊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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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很快傳到北京西直門外的促老會辦公室。剛退居二線不久的楊成武將軍聽完匯報,砰的一聲把茶杯放下:“工人下崗就讓他們自生自滅,我心里是不同意的!”此話不過十五個字,卻透著不容回旋的堅決。
將軍明白大勢不可逆,但他更明白人心不能涼。1996年,他帶隊去了山西靈丘。那里是他當年平型關阻擊戰的駐足之地,也是改革潮里經濟最薄弱的縣份之一。鄉親們吃水靠天,下崗工人返鄉后連挑水都得排隊。
到靈丘第三天清晨,楊成武悄悄讓隨員把行李秤出來,留下換洗衣服,其余空位全裝上干糧和工具。他拿出個人積蓄,再加上促老會籌得的三十多萬元,交給縣里基建隊:“先打井,再修水窖,等旱季來了也能吃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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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籌更多錢,他不停寫報告、跑部門,甚至把多年積攢的稿費也塞了進去。一位縣干部后來回憶:“老將軍那會兒已經八十多歲,拄著拐杖站在工地指點,嗓子啞了也不肯歇。”1997年秋,第一批水窖竣工,解決了七個村三千多口人的吃水難題。
水問題一解,他又盯上教育。靈丘唯一的中學校舍墻體開裂,他當場拍板:重建。促老會隨后聯系北京幾家出版社捐書,千冊教材隨同嶄新的黑板、桌椅一起運進山里。學生們說,從那年開始,教室里再沒漏過雨。
楊成武的腳步并未止于靈丘。1998至2002年,他跑過贛南、閩西、陜北二十多個老區,推動農副產品加工廠、電站、公路等項目,把下崗工人優先安排在這些工地。有人開玩笑:“老首長干的活,比企業人事處還貼心。”他只淡淡一句:“他們打過仗,也為國家造過鋼,總得有去處。”
改革繼續深化。2001年底,官方公布數據:與1997年相比,國企大額虧損戶銳減,但城鄉待業人數仍突破二千萬。面對改革成果與陣痛并存的現實,將軍的關注點依然是“人”而不是“指標”。一次座談,他叮囑地方干部:“企業贏利了,別忘了再給工人留條活路。”
2004年仲春,楊成武因病離世,骨灰安葬八寶山。送別儀式那天,靈丘老鄉、下崗工人代表、部隊老戰友擠滿靈堂。有人輕聲道:“沒他,我們連水都喝不上。”沒有鮮花堆滿,卻有一面洗得發白的勞動服務隊旗,被人舉得筆直。
從烏江岸邊的紅四團,到平型關的槍聲,再到九十年代廠房里的裁員名單,一條線默默牽著楊成武——將戰場上的拼命勁,用在了和平年代的民生上。歷史車輪滾滾向前,那些被潮水拍打過的普通工人,也因一位八旬老兵的牽掛,悄然改寫了自己的人生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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