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娘死了,在河南自殺了!”
1995年,律師馬軍在見到褚時健時,這個曾經在云南呼風喚雨的“煙王”,拉著他的手放聲大哭。
就在幾個月前,他還站在權力的巔峰,手里的紅塔山集團一年給國家交的稅,能造一艘航空母艦,可轉眼間,女兒自殺,妻子入獄,自己成了階下囚。
誰也沒想到,從巔峰跌落到地獄,只需要這一封舉報信的時間。而那個時候,在幾百公里外的貴州,另一個叫季克良的男人,正端著酒杯,眉頭緊鎖地盯著手里那杯渾濁的液體。
這兩個人,一個在監獄門口徘徊,一個在酒缸邊死磕,卻在幾十年后,活成了中國商業史上最硬的兩個符號。
01
一手爛牌,怎么打?
把時鐘撥回到1979年。
51歲的褚時健站在玉溪卷煙廠的大門口,心里估計也是涼了半截。
這哪是什么工廠啊,簡直就是個爛攤子。滿地的煙葉沒人收拾,機器也是別人淘汰下來的二手貨,工人們懶懶散散,甚至還在廠區里養雞。
就這么個破地方,上面派他來當廠長。換做別人,可能早就想著怎么混日子或者申請調離了。
但褚時健偏不。
這個在糖廠干過、在農場待過的男人,骨子里就有股子狠勁。他二話不說,直接干了兩件事:第一,整頓紀律,誰不好好干就走人;第二,借錢買設備。
你知道那時候借錢多難嗎?他硬是頂著壓力,抵押了全部身家,引進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卷煙設備。
就這么一折騰,玉溪卷煙廠那死氣沉沉的煙囪,終于開始冒起了黑煙。
而就在褚時健在云南拼命的時候,貴州茅臺鎮,一個叫季克良的年輕人,日子過得比他還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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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64年,季克良25歲。
他是無錫輕工學院的高材生,那個年代的大學生,那是真正的天之驕子。結果呢?一紙調令,把他分到了貴州大山溝里的茅臺酒廠。
從遵義坐車到茅臺,足足顛簸了三天。到了地方一看,季克良傻眼了。
偌大一個“國酒”廠,年產量才220噸,賬面上虧損了84萬。
這還不算完,他住的地方旁邊就是豬圈,晚上睡覺能聽見豬叫,豬仔滿地跑,白天干活得跟工人一起扛麻袋。工人們看他戴個眼鏡,斯斯文文的,背地里都說:“這書呆子能干啥?也就是來鍍個金。”
誰也沒想到,這個“書呆子”,后來會在這個山溝溝里,一待就是一輩子。
這兩個人,一個拿到了爛牌,一個拿到了死牌。但他們都沒掀桌子,而是默默地把袖子挽了起來。
02
一個瘋狂印鈔,一個拼命喝酒
褚時健在玉溪干了一件那個時代沒人敢干的事兒。
他發現煙不好抽,根源在煙葉。于是,他把手伸到了煙田里,建立了著名的“第一車間”,把煙農當成了自家的員工,手把手教他們怎么種煙,還給高價收購。
煙農高興了,煙葉質量上去了,紅塔山的口感一下子就變了。
緊接著,紅塔山火了。
火到什么程度?那個年代,你要是能從兜里掏出一包紅塔山,那面子比現在的茅臺還大。
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褚時健開啟了他的“印鈔機”模式。
玉溪卷煙廠的利稅,從幾千萬,變成幾個億,再到幾百個億。
在他在任的這18年里,紅塔集團一共給國家上繳了1400億的利稅。
1400億是什么概念?
按當時的物價,這筆錢足夠把全中國的路都修一遍。褚時健成了那個時代的“財神爺”,走到哪兒都是前呼后擁,風光無限。
而另一邊的季克良,卻還在酒缸邊上跟自己較勁。
他發現茅臺酒的產量上不去,是因為發酵有問題,有個叫“掉排”的毛病一直治不好。為了搞清楚這事兒,他干脆搬到了酒窖旁邊住,跟工人同吃同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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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來是個滴酒不沾的人,但為了分辨酒的好壞,他開始逼著自己喝。
早上喝,中午喝,晚上還喝。
不是那種抿一口嘗嘗味道,而是真往肚子里咽。因為只有喝下去,才能感覺到酒體的回味和身體的反應。
這一喝,就是幾十年。
有人算過一筆賬,季克良這輩子,光是為了嘗酒,就喝掉了整整2噸茅臺。
2噸啊,那是多少人的酒量?
就靠著這種笨辦法,季克良硬是把茅臺的產量從220噸,干到了后來的上萬噸。他解決了那個困擾茅臺多年的技術難題,把一個作坊式的小廠,慢慢打磨成了一個現代化的企業。
這兩人,一個在云南瘋狂賺錢,一個在貴州拼命喝酒。
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他們骨子里都有一種東西,叫“癡”。
03
最狠的耳光,最痛的別離
可是,生活這編劇,最喜歡在最高潮的時候給你來個急剎車。
1995年,一封匿名舉報信,終結了褚時健的神話。
調查組進駐紅塔集團,褚時健被隔離審查。他的妻子馬靜芬和女兒褚映群,也被關進了河南洛陽的監獄。
就在他被關押期間,一個更壞的消息傳來了。
他的女兒褚映群,因為受不了獄中的壓力,在河南的監獄里,絕望地自殺了。
當律師把這個消息告訴褚時健的時候,這個在商場上殺伐果斷的硬漢,當場就崩潰了。
他在律師面前哭得像個孩子,一邊哭一邊喊:“是我害了姑娘,是我害了她啊!我要是早點退休,姑娘就不會有今天!”
那是褚時健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
這一年,他67歲。
原本應該是含飴弄孫的年紀,他卻失去了女兒,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一切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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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判決下來了:無期徒刑。
從“煙草大王”到階下囚,這種落差,足以摧毀任何一個人的意志。
當時很多人都覺得,褚時健這輩子,完了。
就在褚時健在鐵窗里數日子的時候,季克良卻迎來了他的高光時刻。
2003年,茅臺酒年產量首次突破一萬噸。
這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數字。
那天,季克良站在巨大的酒庫前,眼里泛著淚光。為了這一萬噸,他頭發白了,背也駝了,那2噸酒沒白喝。
命運就是這么荒誕。
一個把企業做到了亞洲第一,卻因為體制和時代的錯位,成了罪人;一個在深山里默默堅守,終于熬出了頭,成了國酒掌門人。
這時候再看這兩個人,真讓人唏噓不已。
你說褚時健貪嗎?法院認定他貪污了174萬美元。
可你要知道,他給國家賺了1400億啊。而且,在他那個位置上,只要他稍微松松手,哪怕是漏點指縫里的灰,也不止這個數。
玉溪的老百姓不干了,甚至有人說:“他拿了多少?我們湊錢給他補上!”
這話聽著糙,但理不糙。老百姓心里有桿秤。
04
75歲,不僅沒死,還瘋了
所有人都以為褚時健會死在牢里,或者出來后變成一個混吃等死的老頭。
畢竟,他已經70多歲了,身體還有嚴重的糖尿病。
2002年,因為身體原因,褚時健被獲準保外就醫。
回到家,看著滿屋子的落寞,看著女兒的遺照,這個老頭做了一個讓所有人都驚掉下巴的決定:
“我要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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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他不搞煙了,他要種橙子。
親戚朋友都勸他:“老褚啊,你都75歲了,橙子樹掛果得好幾年,你等得到那天嗎?”
這話雖然難聽,但是大實話。
但褚時健是誰?他是那個能把爛煙廠搞成世界第五的狠人。
他借了錢,包下了哀牢山的幾千畝荒地,帶著老伴馬靜芬,再一次鉆進了泥土里。
這一種,又是十年。
他像當年管煙廠一樣管橙子樹。每一棵樹留多少葉子,剪多少枝條,用什么肥料,他都有嚴格的標準。
他不怎么說話,每天就在山上轉悠,累了就睡在工棚里,下雨天也戴著草帽在地里深一腳淺一腳地走。
有人去山上看他,問他圖什么。
他淡淡地說了一句:“我閑不住。”
這哪是閑不住啊,這是在跟命爭一口氣。他要證明,就算沒有了紅塔山的牌子,沒有了那些光環,他褚時健,依然是褚時健。
2012年,“褚橙”上市。
瞬間被搶光。
人們吃的是橙子嗎?不,吃的是那種“打不死”的精神。
那個曾經的階下囚,那個失去了女兒的老人,在84歲的高齡,再一次站成了億萬富翁。
而此時的季克良,也已經到了退休的年紀。
他把茅臺交到了繼任者手里,留下了一個市值萬億的龐然大物。
但他還是習慣每天去車間轉轉,聞聞酒糟的味道。他說,離開這個味道,他睡不著覺。
05
最后的一杯酒
2016年,在一次企業家的聚會上,兩個老頭終于相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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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88歲的褚時健和77歲的季克良坐在一起。
鏡頭記錄下了那一刻。
兩個滿頭白發的老人,手握在了一起。季克良喊了一聲:“老大哥!”
他們沒有說太多的話,但那個眼神,彼此都懂。
一個是把煙草做到了極致,一個是把白酒做到了極致。
一個經歷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從云端跌落泥潭又爬了起來;一個在一條道上走到黑,用笨功夫磨出了大成就。
他們都是那個時代的異類,也是那個時代的脊梁。
看著這兩個老人,你不得不承認,有些東西,是寫在骨子里的。
不是因為他們賺了多少錢,也不是因為他們有多大的名氣。
而是因為,在面對那個操蛋的命運時,他們沒有跪下,而是狠狠地給了它一耳光。
褚時健走了,季克良也老了。
但他們留下的故事,比那1400億的稅收,比那2噸的茅臺酒,都要勁道得多。
這才是中國企業家的底色。
不論是面對牢獄之災,還是面對幾十年如一日的枯燥,他們都證明了一件事:
只要你不認輸,就沒有什么能把你打趴下。
這杯酒,敬他們。
結語
那時候的人,真像是一塊石頭,硬得讓人牙疼,但也真得讓人心熱。
想想現在,咱們稍微遇點挫折就喊著要“躺平”,看看這二位爺,75歲還在山上種樹,25歲能在豬圈邊上睡覺,咱們這點事兒,算個屁啊。
這世上哪有什么隨隨便便的成功,不過都是含著淚,把那口苦水硬生生吞下去,然后笑著對生活說一句:“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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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二位,把這輩子活透了,也給咱們活了個樣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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