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剛 | 唐代藩鎮的歷史真相

藩鎮，在一般讀者眼里，幾乎成了分裂割據的代名詞，一部藩鎮史似乎就是混亂割據的歷史。這實際上是不合乎歷史事實的。唐代藩鎮近五十個，被列入《新唐書·藩鎮傳》的不過七八個，是不能代表整個藩鎮的情況的。那么，藩鎮的歷史真相又是怎樣的呢？在此，我們先做一個初步的、簡略的探討。

一　“道”的歷史演變

藩鎮又稱藩岳、藩翰、藩垣、藩侯，在歷史上并不是一個貶義詞。《詩經·大雅·板》就有“價人（勇士）維藩，大師（民眾）維垣，大邦維屏，大宗（嫡子）維翰”的說法。潘岳《為賈謐作贈陸機》詩有“藩岳作鎮，輔我京室”的贊詞。韓愈致書鳳翔節度使邢君牙亦譽稱：“今閣下為王爪牙，為國藩垣。”可見，藩鎮乃是形容地方軍政機構能夠屏藩（保衛）王室（中央）、鎮守一方的美稱。

唐代的藩鎮稱作“道”。道的長官為觀察使，雄藩重鎮的長官又兼節度使，一般的則兼都團練使或防御使以掌軍事。道在名義上是監察區，但實際上已成為凌駕于州縣之上的一級行政實體。這一行政實體形成的根本原因，必須放到秦漢以來中央與地方的矛盾關系這一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去探求。

秦始皇第一次在幅員遼闊而交通落后的歷史條件下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初置36郡，后來增至40余郡，大約與唐代藩鎮數目相當。為了有效地統治廣土眾民，秦朝采取了以御史監察郡守的措施，于諸郡皆派監御史。

漢初郡國并行，“七國之亂”后，諸侯國逐漸被削弱、廢除，郡縣數較秦代增加了近兩倍，這樣，中央直接統轄郡縣便有不少困難，武帝時把全國劃分為十三部州，各置刺史以察郡守，就是為適應這種情況而采取的措施。東漢末年，刺史改州牧（時或并置），擁有賦政治民之權，州由監察區變成了行政區，出現了州、郡、縣三級行政區。

魏晉南北朝時代，在各個分裂政權內部大都實行三級制，天下州郡不勝其多。真可謂“或地無百里，數縣并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于是隋初廢郡存州（煬帝改州為郡），又變成了州、縣二級。這樣，歷史似乎又回到了漢武帝設十三部州以前的情況——由中央直接統領郡縣了。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由中央政府直接統領數百個郡，上千個縣，勢必要削弱中央統治。于是漢代統治者曾經碰到的問題，又嚴峻地擺到了唐朝統治者面前。

唐初在這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不時地派使巡省天下，監察州縣。大約從武則天稱帝后不久，十道巡察已成定制。景云二年（711）敕分天下為二十四都督府，“察刺史以下善惡”，這等于在州縣之上另置一級機構，朝廷經過一番激烈的爭論，還是以權重難制而罷，依然置十道巡察使。開元二年（714）改為按察采訪處置使，至四年（716）又罷，八年（720）復置，十年（722）又罷……這樣置而旋罷、罷而復置的舉措，充分說明了唐王朝既懼怕地方事權過重，又無力直接控制千百個郡縣的矛盾心理。但是，統治手段（交通、通信等）既是如此落后，統治疆域與人口又是如此廣袤眾多，要想有效地施行對全國的統治，在州縣之上另立一級機構是勢所難免的，唐代的“道”正是這種矛盾運動的產物。

事實表明，在眾多州縣之上另立一級機構，不僅是秦漢以來中央與地方矛盾關系的必然結果，而且一直影響到宋、元、明、清各代，并且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宋代的路即相當于唐代的道，宣和時全國凡二十六路。元代疆域遼闊，在路之上又置行中書省，簡稱行省，作為中央政府的派出機關。明代改置布政使司，習慣上仍稱省，并且一直沿用到清代以至今天。明清時代在“省”這一級設置巡撫或總督，成為地方一級大員。總而言之，中國古代中央政府通過設立數目較少的一級機關（如道、路、省）來統領千百個州縣，是封建統治者為解決統治技術落后與統治區域廣闊之間的矛盾長期摸索的結果，是歷史的必然。

二　藩鎮格局的形成

為什么唐代道級機構會以藩鎮的形式出現呢？這就必須研究一下安史之亂及其平定后（肅宗、代宗時）的特殊政治、軍事形勢。正是在這種形勢下，邊疆節度使與內地采訪使結合而成藩鎮，中原內地亦屯結重兵，形成了所謂藩鎮林立的格局。這個問題的關鍵有兩個：其一，為什么安史降將安堵河北如故？其二，為什么中原內地亦設節度使并且在戰后仍不罷去？

安史之亂是一場旨在推翻李唐王朝的叛亂。戰爭開始不久，唐朝就丟掉了兩京，失去了統籌全局的能力。玄宗在逃往四川的途中下了一道制命，準許所在節鎮自募軍隊，自調兵食，自署官吏。

當時在前線鏖戰的除以朔方軍為首的入援邊軍外，中原內地也“分命節帥以扼險要”“其所統之增減離合，隨時制宜”。在戰爭期間，停廢了采訪使，旋即改置觀察處置使，由節度使或都團練使、都防御使兼領，其目的還在于加強所在作戰將領的應變能力。然而除同安史勢力激烈搏斗外，整個戰爭形勢還受到其他多種復雜的政治、軍事矛盾的制約。

首先是朝廷與前線平叛將領的矛盾。肅宗在靈武建立的班子基本上是在朔方軍保護下成立的，它本身十分虛弱。為了控制以朔方軍為首的各地平叛軍隊，朝廷一方面頻頻更換平叛戰爭的領導人，如朔方軍首領、討叛主力副元帥就先后換了郭子儀、李光弼、仆固懷恩等數人，河南戰場上的領導人亦更調頻繁。另一方面，又大力扶植宦官勢力來與之相抗衡。宦官李輔國身為元帥府行軍司馬，實際上掌握著戰爭的決策權。宦官魚朝恩曾以觀軍容使的身份監領九節度使圍相州之戰，后來又曾親自帶兵鎮陜。更重要的是，在前線的每一支作戰部隊中，都派有宦官監軍，許多節度使都是因與宦官不協而或被罷兵權，如郭子儀；或被賜死，如來瑱；或驚恐自殺，如同華節度使李懷讓；或被迫謀反，如仆固懷恩。這就大大牽制了唐朝的平叛力量。

其次是唐朝中央皇權與宦官及宰相的矛盾。宦官雖然被皇帝扶植起來對付新興軍閥，但當他們的勢力膨脹到有逼主之勢時，又會與皇帝發生尖銳的沖突。例如，當李輔國提出“大家（代宗）弟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時，代宗便利用另一宦官程元振除去李輔國。不久又重用魚朝恩而流放程元振。當魚朝恩認為“天下事有不由我乎”時，代宗馬上利用宰相元載來剪除魚朝恩。一旦元載專權作勢，代宗又與外戚吳湊密計圖之，終于在大歷十二年（777）誅之。其時離代宗死不過一年多時間。可見幾乎終代宗之世，宮廷內部的權力爭斗一直未已。

最后，還有唐王朝在肘腋之地與吐蕃、黨項的矛盾。由于戰亂期間西北軍隊赴援勤王，邊防空虛，吐蕃、黨項乘機進逼邠、涇，虎視長安，朝廷被迫抽調兵力防守西北。仆固懷恩的叛亂又加劇了西北戰場上的嚴峻形勢。就在平定安史之亂的同一年，唐朝的皇帝又一次被趕出了長安城，吐蕃立廣武王承宏為帝，幾乎顛覆了唐政權。仆固懷恩死后，吐蕃仍頻歲進犯，朝廷被迫每年征調大批防秋兵，最多時達28萬人以上。一直到大歷末年，吐蕃兵鋒還時常達于京郊。

上述在前線、中央和邊疆發生的這些矛盾究竟對藩鎮局面的形成產生了什么影響呢？首先是使唐王朝與安史勢力的政治斗爭逐漸讓位于唐朝內部皇權與軍將及宦官的斗爭；唐王朝與安史勢力的軍事斗爭逐漸讓位于唐朝在京西、京北地區與吐蕃、黨項的武裝抗爭。正是由于政治、軍事斗爭重心的轉移，安史首領相繼死去后，其舊部才被悉原其罪，“一切不問”。他們也就在這種情況下“招還散亡，治城邑甲兵”。其次，由于河朔地區安史舊部的受降和西北邊疆地區的防守，皆需重兵駐屯，所以中原地區的宿兵也就不能罷去。王夫之認為安史之亂的重要教訓之一就是邊疆宿重兵，而中原弛武備，“外強中枵，亂亡之勢成矣”。戰爭后中原藩鎮的宿兵正好解決了這個問題，從而維持了一種內外平衡的均勢。所以宋人尹源說：“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

總之，唐代藩鎮局面的形成是安史之亂及其平定前后各種復雜的政治、軍事形勢和矛盾相互作用的結果。

三　藩鎮的類型分析

安史之亂以后，直到黃巢大起義爆發以前，唐代藩鎮——道，穩定在四五十個。這些藩鎮與唐王朝究竟存在一種什么關系呢？我們認為可分成如下四種類型。

一是割據型。這些藩鎮主要集中在河朔，大多是安史舊部歸降者（一小部分及于河南部分地區），其代表則是魏、鎮、幽三鎮。這里的藩帥不由中央任命而由本鎮擁立，賦稅不上供中央而由將士瓜分。代、德、憲、穆諸朝，朝廷曾數興討伐之師，無不以屈辱容忍而告終。據《資治通鑒》的記載統計，廣德元年（763）到乾符元年（874）所發生的171起藩鎮動亂中，有65起發生在這類藩鎮中，約占38%。

二是防遏型。這些藩鎮主要集中在中原一帶，以宣武、武寧、忠武、澤潞、河陽、義成、河東等為代表。這一帶是安史之亂期間廝殺最激烈的戰場，這些藩鎮一般也由戰爭期間臨時設置的軍鎮分合變化而來。它們的特點：一是平時常宿數十萬重兵，“嚴備常若有敵”，是重兵駐扎之地；二是這里的賦稅基本上是當道自供，所謂“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沖”，“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才能應費”。這種情況使中原諸鎮既是唐后期收功弭亂的重要力量，又是亂兵頻生的是非之地。中原諸鎮的動亂凡52起，占總數的30.4%，僅次于河朔而居第二位，但它們并非割據藩鎮。在討伐戰爭中出現的藩帥如劉玄佐、韓弘、王智興等，雖然時或不聽調遣，卻仍不失為朝廷制遏驕叛的屏障，他們“鎮定一方，居強寇之間”，割據藩鎮“皆憚之”。所以柳宗元中肯地說：“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和眾而乂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捍城而固圉也。”

三是御邊型。這些藩鎮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邊疆，其中尤以西北地區最為典型。唐代京西、京北地區本來是朔方軍的天下，德宗時朔方軍被肢解，神策軍的勢力控制了這一地區，從而鞏固了關中的軍事地位。重兵駐扎和仰賴度支供饋是這類藩鎮的兩大特點。西北地區的兵力集結一般在20萬人以上，“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于度支者尚八九萬人”。在邊疆藩鎮的42起動亂中，有29起就是由于衣糧欠缺和“債帥”貪黷而引起的。

四是財源型。這主要在東南地區，最典型的有浙東、浙西、淮南、福建、江西等八道。它們很大程度上相當于安史之亂前的采訪使，只是管地較小。其特點：一是兵力寡弱，二是財富豐贍。所以它們是唐王朝的“賦稅之地，與關右諸鎮（西北邊疆）及河南（中原鎮）河北（河朔鎮）有重兵處體例不同”。黃巢起義爆發以前，東南諸道動亂僅12起，不到這時期全部藩鎮動亂的7%。所以史稱“天下方鎮，東南最寧”。

根據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看到：在唐代后期近50個藩鎮中，真正割據的主要是河朔型藩鎮，憲宗以后，基本上只有河北三鎮而已，其余中原、邊疆、東南藩鎮都是不割據的。東南藩鎮從財力上支撐朝廷，邊疆藩鎮從武力上鞏固關中，而中原藩鎮則具有鎮遏河朔、屏障關中、溝通江淮的重要作用。這樣，河朔鎮與中原鎮在割據與防割據的相持關系上，中原鎮與邊疆鎮在維系內外均勢的平衡關系上，邊疆鎮、東南鎮與中原鎮在武力和財力的相互依賴關系上，構成了一個既密切聯系又互相制約的整體結構，并從而維系唐王朝相對穩定地統治了一百多年。

四　藩鎮與中央關系剖析

眾所周知，唐代藩鎮權力是比較大的，尤其與宋代中央對地方統轄過嚴的局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權力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一是人事權，即藩鎮幕府官員，本道可以自行辟署。二是財政權，即留用本道軍費可以自己支配。三是對州縣的監察權，即對州縣官員的任免黜陟，藩鎮具有相當的權力。過去的論者過于強調藩鎮權重難制的一面，而忽視中央對藩鎮責成事功的一面，不免陷于偏頗。

在用人問題上，事實證明，藩鎮幕府人才濟濟，辟署制度是起了積極作用的。由于“諸使辟吏，各自精求”，故“大凡才能之士，名位未達，多在方鎮”。白居易說，“先辟于征鎮，次升于朝廷”，“異日入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據統計，安史之亂以后，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宰相曾經有過供職幕府的經歷。所以后來的統治者對唐代藩鎮得人之盛是稱羨不已的。

在財政問題上，唐代實行兩稅法以后，地方賦稅的分配原則是除留足當道軍費、官俸及其他辦公費用外，多則上供中央，少則由中央補貼。有時中央無法補貼，則讓當道“圓融支使”，即自行設法；有時地方在定額賦稅之外還有余裕，則通過獎勵進奉的形式收歸中央。這是一種類似于經費包干的辦法（其間許多弊病如稅外橫斂乃封建官僚制度本身的問題），并不是唐代特有的現象，宋初曾一度將地方財稅悉數改名“系省”歸中央，后來事實證明行不通，又恢復舊制，把地方留用部分留給地方。可見地方財政包干并不一定是需要否定的。

在對州縣官吏的監察上，觀察使又稱廉帥，監察州縣是其本職工作，他們的巡屬號稱支郡、支州，說明道已經有成為凌駕于州縣之上的一級行政區劃的趨勢（猶如后世的省）。事實證明，唐朝中央曾經反復強調諸道應加強對巡屬的督察。宣宗大中時中書門下的一份奏疏說得如此剴切：“觀察使職當廉問，位重藩維，受明王之寵寄，同國家之休戚。豈可但享崇貴，唯務優游，羅聲色以自娛，顧凋殘而莫問，縱逃顯責，必受陰誅！自今以后，并請責其成效，專其事權，使得展意盡心，恢張皇化，敬事以守法度，節用以減征徭。”由此可見，唐代中央是十分寄重于藩鎮對州縣的督察的，以至說出“縱逃顯責，必受陰誅”的話來。這種對諸道為“責其成效”而“專其事權”的做法，用現代社會通信理論來解釋就是，在金字塔式結構中，只有給各個權力層次以相應的權力（“專其事權”），才能使它們有效地應付各種具體情況（“責其成效”）。否則，事權盡總于中央，和不分層沒有什么兩樣，是無法有力地控制一個巨大社會組織的。

那么，唐代藩鎮的問題究竟在哪里呢？簡言之有兩點：一是軍事權與行政權的合一；二是地方擁重兵而中央卻沒有一支能控攝全局的武裝。唐代完全依賴藩鎮勢力之間的平衡關系，才得以維持下來，一旦黃巢起義沖垮了這種平衡，唐朝的末日就來臨了。宋代地方軍權與行政權嚴格分開，由中央直接控制龐大的禁軍，可說是接受了唐代的教訓。但是，宋代地方權力過于削弱，“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也是不足為訓的。因為它違背了要“責其成效”，必須“專其事權”的道理。總之，我們在理解宋人詬病唐代藩鎮“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時，應該對其得失做出實事求是的分析。不能僅僅以“權重難制”去認識這一段藩鎮的歷史，“分裂割據”也未必能概括唐代藩鎮問題的全部！

本文為《唐代藩鎮研究》(張國剛 著 三聯書店 2023-8)引言，轉自“三聯書店三聯書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