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一生之敵：入黃埔3個月被蔣開除，14年后蔣下令將其處決

有些人的消失，不是走丟了，而是被人從世上生生“抹掉”了。

1938年的夏天，西安城里人心惶惶。

八路軍辦事處的主任林伯渠，心里頭跟長了草一樣，坐立不安。

他跟一位叫宣俠父的同鄉約好了碰頭，可左等右等，人影兒都沒見著。

宣俠父不是普通老百姓，他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少將參議，同時也是八路軍的高級參議，在西安城里是響當當的人物。

一個大活人，還是個官，就這么憑空不見了。

林伯渠心里咯噔一下，趕緊去找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打聽。

蔣鼎文是蔣介石的心腹，管著西北這一大攤子事。

可一問到宣俠父，他就打起了馬虎眼，說話東拉西扯，就是不往正題上說。

林伯渠是老江湖了，一看這架勢，后背直冒涼氣。

他明白了，宣俠父不是失蹤，是出事了，而且這事小不了。

這股黑手，要把宣俠父這個人存在過的所有痕跡都擦干凈。

而這背后，牽扯出的是一段長達十四年的恩怨，一頭是這個叫宣俠父的硬骨頭，另一頭，就是當時中國的最高掌權者，蔣介石。

咱把時間倒回到14年前，1924年的廣州黃埔島。

那年頭，孫中山先生要建一支真正屬于革命的軍隊，黃埔軍校就這么辦起來了。

代理校長蔣介石，穿著筆挺的軍裝，站在開學典禮的臺上，看著底下幾百號朝氣蓬勃的年輕學員，心里頭別提多得意了。

這都是他未來的本錢，是他掌控中國未來的第一步。

臺下的學生們，一個個拿崇拜的眼神看著他，覺得他就是革命的希望。

可就在這一片敬仰的目光里，有個人的眼神不太一樣，帶著點審視，帶著點琢磨。

這個人就是宣俠父，浙江諸暨人，長得一表人才，身上有股子讀書人的傲氣。

典禮一完，他私下里跟同學嘀咕了一句，這句話要是讓蔣介石聽見，非得氣炸了不可。

他說：“我看他那個派頭，不像個革命者，倒像個新冒出來的軍閥。”

那時候的黃埔島，說大不大，說小不小，風言風語傳得比風都快。

沒過幾天，這話就原封不動地遞到了蔣介石的耳朵里。

蔣介石立馬把宣俠父叫到了自己的校長辦公室。

辦公室里靜得能聽見心跳。

蔣介石沉著臉，盯著這個比自己小十來歲的學生，開口了，話里帶著一股子寒氣：“你曉得‘軍閥’兩個字是什么意思嗎？

這是隨便能講的？”

他想用校長的威嚴把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給壓下去。

誰知道宣俠父站得筆直，一點都不怵。

他回話了，不卑不不亢：“報告校長，學生知道。

正因為知道，才覺得不允許有不同意見，要求絕對服從，這種做法本身就帶有軍閥的習氣。”

這一下，給蔣介石整不會了。

他本以為訓斥幾句，這學生就得趕緊認錯，沒想到碰上個硬茬。

這是倆人第一次正面交鋒，蔣介石算是領教了這個學生的“硬氣”。

他沒當場發作，心里卻已經記下了一筆。

梁子，就這么結下了。

真正讓矛盾爆發的，是軍校成立特別黨部的事。

按照國民黨的規矩，黨內干部得選舉產生。

可蔣介石想把權力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他嘴上說著要民主，私底下直接擬好了一份名單，把各個黨小組的負責人全都指定好了，然后讓手下人直接貼了出去。

名單一貼出來，學生們私下里議論紛紛，都覺得這事辦得不地道，可誰也不敢當著面說個不字。

畢竟，校長就是天，誰敢去捋虎須？

就在這時候，宣俠父又站了出來。

他覺得，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規矩就是規矩。

他把自己關在宿舍里，翻出黨章，對著一條一款，花了一晚上寫了一份三頁紙的《抗議書》。

里頭引經據典，話說得相當不客氣，直指蔣介石這么干是“破壞黨內民主制度，開了個人獨裁的壞頭”。

這玩意兒往上一交，就等于是在全校師生面前，指著蔣介石的鼻子罵他了。

這下徹底點著了火藥桶。

蔣介石氣得臉色鐵青，當場下令：“把宣俠父關起來！

關禁閉！

三天之內，必須寫一封悔過書交上來，不然就開除！”

這已經不是簡單的處罰了，這是一場意志力的拔河。

蔣介石要讓所有人看看，在黃埔，他說了算。

然而，三天過去了，禁閉室里送出來的還是一張白紙。

宣俠父一個字都沒寫。

他的話說得很明白：“我維護的是革命的公理，我錯在哪里？”

蔣介石的耐心徹底沒了。

黨代表廖仲愷、總教官何應欽這些大佬都跑來勸宣俠父，說你還年輕，前途要緊，跟校長服個軟，這事就過去了。

可宣俠父脖子一梗，回了一句：“我個人被開除是小事，但要是開了這種獨裁的口子，革命的風氣就壞了，這是大事！”

最后的結果，是一紙冰冷的開除令。

宣俠父成了黃埔軍校開辦以來，第一個因為跟校長頂牛被趕出校門的學生。

他就這么背著個“刺頭”的名聲，離開了這個無數人向往的革命熔爐。

被黃埔軍校開除，對一般人來說，政治生命基本就完蛋了。

可宣俠父不一樣，離開蔣介石，他反倒像是找到了更廣闊的天地。

他一路北上，投奔了當時思想比較開明的西北軍閥馮玉祥。

馮玉祥手下的部隊，成分復雜，紀律松垮，尤其是在西北那種多民族混雜的地方，兵看不起民，漢族兵跟少數民族兵也時常鬧矛盾，整個就是一盤散沙。

宣俠父去了之后，干的是政治工作。

這活兒不好干，說白了就是做人的思想工作。

但他有自己的一套。

他不像別的政工干部那樣，整天拿著本子照本宣科，講些大道理。

他直接下到連隊，跟大頭兵們睡一樣的炕，吃一樣的糙米飯，用最土的大白話跟他們拉家常。

他跟士兵們講，我們為啥要當兵，不是為了長官發財，是為了讓咱爹咱娘能過上好日子，是為了這個國家不被外人欺負。

他這么一講，士兵們聽得懂，也信服。

沒多久，部隊里的風氣大變，士氣也上來了。

馮玉祥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拍著宣俠父的肩膀跟別人夸：“我這個俠父啊，一個人能頂我兩百門山炮！”

后來他在陜西辦政治訓練班，不光講三民主義，還把日本人都打到家門口了這種亡國滅種的危險揉進去講，培養了一大批有腦子、有熱血的青年軍官。

這些人都成了后來西北地區革命的火種。

尤其是在“九一八”之后，蔣介石在南京喊著“攘外必先安內”，一門心思要先剿滅紅軍。

宣俠父卻在西北到處奔走，勸說吉鴻昌這些有愛國心的將領調轉槍口，組織抗日同盟軍，直接跟日本人干。

他干的這些事，每一件都像是往蔣介石的心口上扎刀子。

在蔣介石看來，這個當年被他開除的學生，不僅沒被馴服，反而成了他在西北地區推行政策的一大障礙。

時間一晃到了1933年。

這時候發生了一件特別有意思的事。

宣俠父因為搞兵運，被國民黨特務盯上，日子過得很拮據，躲在朋友家里。

蔣介石不知從哪兒聽說了他的窘境，心里動了個念頭。

他覺得，宣俠父是個有本事的人，這么多年過去了，脾氣也該磨平了，或許可以拉攏過來為自己所用。

他派人把宣俠父客客氣氣地請到了南京的官邸。

見了面，蔣介石一反常態，噓寒問暖，聊了聊家常，最后親手遞過一張委任狀——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

這在當時可是個不小的官，有職有餉，臉上有光。

蔣介石以為，給了這么大的面子和好處，宣俠父肯定得感恩戴德，從此死心塌地跟著他干。

他還是小看了這個十四年前就敢跟他叫板的學生。

宣俠父表面上接受了任命，還領了薪水。

可他轉過身，就利用這個少將參議的合法身份做掩護，更大膽地開展地下工作。

他穿著將官呢，出入各種高級場合，結交國民黨軍官，實際上是在做策反工作。

他膽子大到什么程度？

他把主意打到了蔣介石最心愛的學生、嫡系中的嫡系胡宗南的部隊頭上，而且還真讓他策動了一些下級軍官。

這事后來傳到了蔣介石耳朵里，他才算徹底看明白。

這個宣俠父，已經不是當年那個扎手的刺兒頭了，他成了一顆釘死在自己統治機器里，拔不掉、敲不彎的釘子。

一種被愚弄和背叛的憤怒，加上實實在在的危機感，讓蔣介石對他動了殺心。

抗戰全面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

宣俠父更活躍了，他頂著國民黨少將和八路軍高參兩個頭銜，在西安這個各方勢力交匯的中心，公開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團結一切能團結的力量。

他甚至找到一支中央軍，勸說他們脫離國民黨建制，改編成獨立的抗日武裝。

這等于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挖蔣介石的墻腳了。

一份來自西安特務組織的密報放到了蔣介石的案頭，上面寫著：“宣某言辭激烈，極具煽動力，恐動搖軍心。”

這句話，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蔣介石的忍耐到了極限，他認定宣俠父是“心腹之患，非殺不可”。

他拿起筆，下了一道絕密手令，發往西安，上面只有八個字：“秘密制裁，不留痕跡。”

于是，就有了開頭那一幕。

1938年7月31日的晚上，宣俠父從朋友家出來，在回家的路上被幾個特務堵住，強行塞進一輛小汽車。

車子開到城外一處偏僻的枯井邊，特務們把他推下車。

根據后來參與者的交代，臨死前，宣俠父挺直了胸膛，朝著南京的方向，用盡全身力氣喊了一聲：“校長，我對得起黃埔的校訓！”

槍聲過后，他的遺體被扔進了那口深不見底的枯井。

宣俠父失蹤后，延安方面極為震驚。

周恩來、林伯渠等人輪番向國民黨方面交涉，要人，要真相。

蔣介石起初一口咬定不知道，還讓特務們放出風聲，編造說宣俠父是貪污公款潛逃了，或者是通敵投靠日本人了。

但是周恩來是什么人？

他親自坐鎮武漢，一點一點地收集證據，一件一件地駁斥國民黨的謊言，步步緊逼。

幾個月后，在一場高層談判中，被逼得無路可退的蔣介石終于惱羞成怒，當著中共代表的面拍了桌子，親口承認了：“不錯，宣俠父是違背我的命令，違背黨紀國法，是我下令把他制裁的！”

真相大白于天下，可人已經回不來了。

很多年后，有人在翻看黃埔軍校一期的同學錄時，發現“宣俠父”這個名字的那一格，被人用濃重的黑墨水整個涂掉了，像是要從歷史上徹底挖去這個人。

那口埋著他骸骨的枯井，至今沒有找到確切的位置。

國民黨當局后來在黃埔同學錄上將他的名字涂黑，但這團墨跡，反而成了一個抹不掉的標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