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文夕大火有人被槍斃，花園口決堤為何無人問責？

炸掉黃河花園口大堤是戰略必要？

本質上是老蔣政權對內甩鍋、對外欺瞞的統治邏輯。

說到底，老百姓的命，在有些人眼里，只是戰爭賬簿上可以抹去的數字。

1938年11月13日凌晨，長沙城的老百姓正在睡夢中，突然滿城火起。警備二團的士兵提著煤油桶，見房就燒，見門就踹。天亮時，這座三千年歷史的古城已經成了一片火海。

為什么要燒長沙？ 這事得從蔣介石的“焦土抗戰”說起。日本人打到了岳陽，距離長沙不過百十里地。老蔣急了，心想：武漢丟的時候，許多物資都便宜了日本人，這回長沙不能再重蹈覆轍！11月12日，他給湖南省主席張治中發去密電：“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毀。”

計劃是：日軍攻城時，先放警報，再在天心閣舉火為號，然后各部隊才能點火。

然后整個長沙城到處都放置了易燃品，消防車的水罐都換成了汽油，為焚城做準備。

隨著問題就來了，在11月13日凌晨，因天干物燥，易燃品多，長沙南門口等多處地方意外失火。有的士兵開始質疑了：“這是不是信號火？”

同時，日軍當時正在進攻離長沙250里外的岳陽汨羅新墻河，但譯電員漏掉一個“墻”字，將“新墻河”變成了離長沙僅12華里的“新河”。長沙城內警備部隊誤以為日軍已兵臨城下，這種錯誤情報很快就傳遞出去了。

不久后，有人開始呼喊：“日軍到新河了！”有人已經開始點火了，這下可好，士兵們見狀拎著煤油桶就沖上街，見門就砸，見房就燒。

大火燒了整整五天五夜，3000多老百姓葬身火海，90%的房屋化為灰燼。

如今幾乎所有的繡品和畫稿都連同店鋪被燒毀。經濟總損失估計約10多億元。

一座比蘇州還美的江南古城，就這么沒了。

事后調查發現，日軍并未進攻，火災純屬誤判。

火災發生后，全國輿論嘩然。

面對輿論壓力，蔣介石采取了一手硬一手軟的策略。

一方面，他下令查處肇事者；另一方面，又撥款收容救濟災民。

湖南省主席張治中——革職留任（還得善后）

國民政府監察院隨即展開調查，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火災由“軍警負責者舉措慌張而釀成”。

一場造成數萬人死亡的城市浩劫，就這樣被定性為“執行失誤”

這三個被槍斃的人，尤其是鄷悌，可不是一般人。他是蔣介石“十三太保”之一，跟戴笠、胡宗南稱兄道弟。軍法處本來判他十年，面對各方的壓力，老蔣大筆一揮：改死刑！

槍斃那天，長沙老百姓在南門口外侯家塘刑場圍觀。有人說鄷悌臨死前喊冤——這事真假難考，但有的老百姓心里明鏡似的：真正的決策人，毫發無損。

大火之后，日軍隔了一年多才來，而且前三次長沙會戰，都被薛岳打退了。直到1944年，長沙才淪陷。也就是說，為了“防止日軍獲得物資”而燒掉的長沙，其實根本沒必要燒。

為什么要炸黃河呢？ 當時日軍打下徐州后，兵分兩路向西，一路殺向鄭州，威脅武漢。

老蔣急了：武漢是臨時首都，丟不得！手下有人獻策：炸開黃河，水淹日軍。老蔣動了心，批準了計劃。

6月4日，日軍在攻打開封之際，國軍奉命開始在花園口炸開黃河大堤。

最終由新8師師長蔣在珍。他帶人在花園口用了約600公斤TNT，炸了多次后，在6月9日這天大堤被炸開150米寬的口子。加上那幾天暴雨，黃河水像脫韁的野馬，直撲豫東平原。

事后，日軍土肥原賢二的部隊困在中牟縣城，死傷1000多人。讓日軍南下的步伐減慢了。

但代價呢？

由于沒有提前通知老百姓疏散，黃河水下來之后，千百萬的百姓是毫無準備的。

洪水淹了河南、安徽、江蘇44個縣，3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變成黃泛區。直接淹死的百姓，按現在研究是89萬人。受災人口超過1000萬，900多萬畝耕地被淹。更狠的是，黃河水帶來的沙子把良田都蓋了，土地肥力沒了。1942年河南大饑荒，餓殍遍野，根源就在這里。

這事兒，老蔣敢承認嗎？不敢。

花園口決堤后，蔣介石讓中央社發消息，說是日軍飛機炸毀了黃河大堤。6月11日，中央社鄭州電：“日軍在進攻中，將我黃河大堤炸毀，致使河水泛濫，民眾受災。”并組織記者拍攝所謂“證據”。國內報紙一度紛紛痛斥日軍暴行。

而且，當時治黃機構權責混亂，軍方、地方、水利部門互相推諉，無人愿公開承認。

但紙包不住火。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黃河大堤那么厚，日軍飛機炸彈能炸開？而且炸的地方正好是國軍控制區？漸漸地，真相傳開了。但老蔣就是不承認，更談不上問責。

從這兩次災難可以看出:

花園口決堤，淹的是農村地區。農民死了，誰替你說話？當時又沒有微博、抖音，農村的聲音傳不到重慶。老蔣說了句“戰略必要”，就沒人敢再問了。更絕的是，他把鍋甩給日本人，把自己洗成了受害者。

花園口決堤后，中共在黃泛區建立了豫皖蘇抗日根據地，收容難民，組織生產自救。彭雪楓的部隊就在那一帶活動，給災民發糧食、幫農民排澇。他們沒機會當面質問老蔣，但用實際行動告訴老百姓：誰把人民當回事，人民心里清楚。

如果我們通過現象看本質，兩者都是蔣介石“焦土抗戰”思想的產物。

它們的區別在于：

1. 影響范圍不同：火燒長沙，影響城市精英和媒體；水淹河南，影響的主要是農民。前者需要公關危機處理，后者可以冷處理。

2. 國際觀瞻不同：長沙大火，英美教會領袖本來要參加國民黨當局的宴會，結果城燒了，國際友人差點送命。這事兒得有人負責。花園口在農村，外國人看不到，好糊弄。

3. 政治風險不同：長沙大火是“自己人”干的，找不到外部敵人。花園口可以賴給日本人，轉移矛盾。

最關鍵的是：老蔣對“自己人”和“老百姓”是兩套標準。

執行他命令的鄷悌，說殺就殺——殺了你，才能證明我蔣介石是英明的，只是下面執行壞了。

而決策炸黃河的老蔣自己，不能說有錯——說錯了，豈不是說“領袖決策失誤？”那還怎么維持英明領袖的形象呢？

這種差異背后，反映了當時老蔣政權的運作邏輯：當災難可以被歸咎于個別執行者時，他們就會迅速成為替罪羊；當災難被上升為戰略決策時，責任便被稀釋于集體之中。

1945年抗戰勝利后，花園口決堤的真相才逐漸被揭露。但老蔣已經顧不上這個了，他正忙著打內戰。

1946年，國民政府撥款500多億法幣治理黃河，但真正用到實處的不到三分之一。1947年黃河歸故道，黃泛區的百姓才算看到點希望。

說到底，這兩場災難，都是把人民當成了戰爭的耗材。燒了長沙，是怕日本人得到物資。

淹了河南，是怕日本人占領武漢。老百姓的命，在這算盤里，從來不是第一考慮。

這種差異，深刻反映了當時的政治軍事體制：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對權負責，不對民負責。

從這兩場災難中，讓我黨更加堅定地認為：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財產保障，才是戰爭的根本目的。不是為了打仗，可以隨便犧牲人民；而是為了保護人民，才必須打贏戰爭。

這個邏輯，后來成了我黨得天下的關鍵。而老蔣呢？他們直到退到臺灣，可能都沒想明白——為什么你燒了城、淹了地，老百姓卻跟著別人走了。

答案很簡單：因為有人把人民當炮灰，有人把人民當人民。有人把炮灰用完就扔，有人卻要拼命護著人民。

這，就是歷史的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