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新發現：絕非帝王個人喜好而是歷史選對了他的字又好又快

關于漢字演進的歸宿極其方向性，很多學者的研究，缺乏歷史邏輯的判斷。我認為，王羲之書法之所以能夠統一漢字演進，最終實現唐代書法范式，是有其深刻的歷史邏輯和歷史必然性的，并不是像有些專家所謂，出于帝王個人喜好，這完全缺乏漢字國家意識，只有所謂的書法藝術觀點。

首先，王羲之書法來源于對漢魏以來，書法成就高度發展者蔡邕、鐘繇這個傳統的繼承；第二，從隸書替代篆書的漢字演化過程中，始終沒有過統一師法；第三，即使蔡邕、鐘繇的書法，也是沒有統一師法時代的優秀書法而已。而王羲之書法確系在東晉和南朝被推崇，也是一種師法統一的起點；第四，南北朝時期，王羲之書法也影響了北朝書法的演進方向。
事實上，王羲之書法確系有其深刻的歷史性硬核道理。
道理一：是好，道理二，是快。楷書完成了對隸書改造，其中書寫效率是楷書最具社會優勢的硬核之一，這是隸書的藝術美無法競爭的強大硬核優勢。

所以，唐代統一后，為什么王羲之的書法備受推崇，兩個核心元素，首先，王羲之代表了東晉正統文化，第二，王羲之書法確實達到了漢字書寫根本要求和理想，那就是又好又快，好是文化禮儀問題，快是一個社會效率問題，這就完美解決了漢代以來漢字“隸變”演化的歸宿問題，王羲之的書法實踐做出來歷史性回答。
在南北朝至隋唐的政治統一進程中，誰繼承華夏正統是關鍵議題。東晉南朝被視為漢魏文化的正統保存者。王羲之出身頂級門閥瑯琊王氏，其書法完美承載了“魏晉風骨”與“中和之美”，自然成為正統文化最優雅的象征。唐代統一后，推崇王羲之，實質是對南朝正統文化的確認與接收。

在書法史上，王羲之處于漢字演變關鍵節點：他集楷書、今草、行書之大成，為漢字書寫確立了新典范。他的創新在于“增損古法，變漢魏質樸書風為筆法精致、美侖美奐的書體”，實現了實用與美感的統一，回答了漢字演化的“歸宿”問題，其“中和”美學成為千年主流。
雖然王羲之在南朝已被重視，但唐太宗李世民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的做法是：
親自定調：為《晉書·王羲之傳》撰寫贊辭，稱其書法“盡善盡美”，遠超鐘繇、王獻之等人。

舉國推廣：傾力搜求王羲之真跡，尤其是《蘭亭序》，并命褚遂良、馮承素等名家臨摹分賜，使王書成為官方范本。
還有他積極支持的《圣教序》，在客觀上也是對王羲之書法標準化的推行。
在歷史上，從來沒有標準化推行行書，唐代不但推行王羲之的（應該是鐘王體系的）楷書，為國家通用規范漢字，還把行書也納入規范書寫。

王羲之的書法，恰好在其所處的歷史節點上，同時滿足了文化正統性的“禮”和文字演進的“用”，因此被后世共同選擇，并非偶然。
漢字發展演變的歷史證明：漢字必須找到書寫起來，又好又快的藝術實踐，王羲之用自己的書法藝術實踐回答了歷史的要求。因此，成為魏晉南北朝分裂時代結束以后，如何繼承書法傳統的問題。

唐代是三國兩晉南北朝以來，首次實現長期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統一時代，因此更有歷史窗口期，實現漢字書寫的師法統一問題。
唐太宗錨定了王羲之書法作為歷史方向性的標桿，所以，唐代也是確立漢字標準化的起點。
唐太宗之所以錨定了王羲之，也不是隨便喜好而是有深刻歷史原因的。原因一，首先是基于正統文化遺產是繼承問題。其次是王羲之書法具備了這份正統文化遺產具有“又好又快”的事實。
好，是一個禮儀問題，快，是一個社會效率問題。王羲之全面滿足了這兩個條件。

這個邏輯環節 在于：
1. 師承有序（淵源）：王羲之書法直接取法漢魏正統蔡邕、鐘繇，并非無源之水。確保了其法度范式的純粹性與權威性。 解決了“從哪里來”的問題，使其變革具備合法的歷史根基，而非憑空創造。
2. 填補空缺需求，隸變之后，楷、行、草等新體在實踐中迅速發展，但長期缺乏被廣泛認可的、系統的筆法體系與審美典范，以及國家的介入。 漢字演進到新階段后，對統一“師法”的內在迫切需求，為大師的出現提供了歷史舞臺。
南 王羲之書法在東晉和南朝被尊為典范，并通過南北交流，如魏碑中已見王書筆意，深刻影響了北朝書風，形成了廣泛的接受基礎。 在政治分裂時期，完成了文化上的預先整合，為日后全國統一標準奠定了南北共識。
4. 唐代實現長期穩定統一后，面臨文化整合與制度建設的歷史任務。唐太宗以政治力量，將早已具備文化共識的王羲之書法“錨定”為官方的、唯一的方向性標桿。 利用統一的“歷史窗口期”，以王羲之為樞紐，一次性解決了書法“師法統一”和文字“書寫標準化” 兩大問題，深刻影響了后世。

唐太宗及其后繼者通過科舉、弘文館教習、法帖刊刻將王羲之的書寫范式，從一種高雅的士族藝術，提升為國家選拔人才、教育士子、傳播文書時必須參照的“標準體”。這類似于秦朝“書同文”在新時代的深化——從統一字形結構，進階到統一書寫的美學范式和筆法系統。
唐代確立的這一“鐘王唐楷”標準體系，經由宋《淳化閣帖》等官方工程的強化，成為此后一千多年中國書寫文化的“源代碼”。后世幾乎所有唐系書家的創新，都是在此標準之上的增損與發揮。
只因為如此，唐系書法體系，也是漢字書寫和書法藝術的最主流的書法體系。

因此，王羲之在唐代被推崇，絕非僅因帝王個人喜好，而是一次醞釀了數百年的歷史必然選擇。它完美回應了從漢末到南北朝長期積累的文字書寫統一化的社會需求，并在唐朝這個空前統一和強盛的時代，借助最高政治權力，完成了從文化自覺到國家制度的最終飛躍。您所勾勒的，正是一部濃縮的“漢字書寫規范化史”。
在《新唐書·選舉志》中，明確記載了唐代吏部選拔官員的四條標準：
“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
這說明，“楷法遒美”是當時國家對官員“書”（書法）這項能力的法定要求，即楷書要寫得剛勁而優美。
這一制度成為新時代國家管理者晉升的“硬指標”：由于書法是選官的法定標準之一，所有士人都必須競相學習精妙的楷法，這直接催生了社會性的練字風潮。
而所謂“楷法遒美”，在藝術上要求接近歐陽詢、虞世南等大家，而這些大家的筆法，正是上承王羲之一脈的書風。制度通過推崇這些書法家，實際上在全國范圍內確立了以王羲之為源頭的書寫范式。
唐太宗個人推崇王羲之，而唐代“楷法遒美”的銓選制度，則將這種推崇制度化、普適化，使書寫范本從宮廷鑒賞的圈子藝術，成為天下士子求取功名必須掌握的標準技能。這正是政治權力塑造文化標準的典型體現。
將王羲之一脈的書法確立為國家書寫標準，從制度層面，解決了漢字書寫的“師法統一”問題。

湖南出土西晉簡牘
我們從漢隸到魏碑，以及東晉時代的碑版簡牘考古發現來看，沒有師法統一，是隸變以來的漢字書寫的基本社會形態，而唐代徹底改變了這個基本形態，形成南北統一的漢字書寫規范的基本模式和國家標準。
至于書法藝術文化，也不是與這個新體系相矛盾而是統一多樣并存的，例如唐玄宗寫的《泰山封禪記》就是用隸書寫的，清代興起的金石學，也是因書法而興，與漢字師法統一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