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年輕人越來越不想上班？15%年輕人認定上班是虧本投資

一份招聘平臺的調研揭示了冰冷的數字背后，近三成待業青年在家躺了半年以上，選擇靠父母資助或打零工維持基本生活，也不愿意踏入全職工作的軌道。

2025年7月，全國城鎮青年失業率為17.8%。每年夏季，隨著高校畢業生集中進入市場，這個數字會達到周期性的高點。

在北京國貿工作的李然每月稅前工資2.8萬元，聽起來不少，扣除五險一金和房租后，可自由支配的部分所剩無幾。她不敢想象買房，年終獎常常需要先填補日常開銷的窟窿。

可以說，當代年輕人的工作環境正經歷深刻變化。湖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發布的一個案例顯示，一位員工長期按照公司安排執行“996”工作制，公司卻以加班“未經審批”為由拒絕支付加班費。

這并非孤例。在一些企業，“996”工作制與“包薪制”結合，成為規避支付法定加班報酬的常見手段。這種做法直接挑戰了《勞動法》的底線。

一些企業常將超時工作包裝成奮斗文化的一部分，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計算實際回報。當延長工作時間成為常態，而相應的報酬無法兌現時，工作的吸引力自然下降。

而勞動爭議發生時，許多勞動者面對用人單位感到不知所措。雖然法律提供了維權途徑，但過程漫長且消耗精力，使不少年輕人望而卻步。

在不同城市，體面生活的成本差異巨大。上海的月薪3萬元可能讓人在戀愛面前猶豫不決，而在成都，月薪8千元卻能提供相對舒適的生活。

住房是主要開支。北京五環內一個單間的平均租金達到4500元，相當于當地平均工資的30%。上海60平方米小戶型月租約3439元，也占到平均工資的近四分之一。

對于應屆畢業生，情況更加嚴峻。在一線城市，稅前月薪6500元扣除五險一金后，實際到手約5000元出頭。這筆錢需要覆蓋房租、餐飲、交通和日常開銷。

廣州的年輕人每月支付1300元租住城中村單間，加上水電網絡費用，住房成本達到1500元。餐飲支出再花去1000元，剩余的2500元需要應對交通、通訊、社交等所有其他開支。

另外就業市場面臨嚴重的結構性矛盾。2025屆高校畢業生規模達1222萬人，創歷史新高。其中研究生學歷占比逐年提升，但部分專業與市場脫節的問題仍未緩解。

近半數企業增加了對985/211高校畢業生的招聘比例，超過四分之一的企業提高了碩士學歷門檻。這種“學歷通脹”現象迫使許多學生通過繼續深造來延緩就業壓力。

從本科生到研究生，再到博士生，不同學歷的起薪與回報正在發生微妙變化。

薪酬分化日益加劇。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師等熱門崗位的碩士畢業生月薪可達27000元，遠超傳統行業。但傳統行業的學歷溢價正在縮小，甚至出現碩士與本科生競爭同一崗位的現象。

這種學歷與回報不匹配的現象，直接動搖了“知識改變命運”的傳統信念，加劇了年輕人的迷茫和挫折感。

而面對青年就業壓力，各地政府陸續出臺措施。浙江省杭州市規定，企業招聘特定青年群體可獲得每人1500元的一次性擴崗補助。河北省承德市則為求職困難的高校畢業生提供實名登記和崗位推薦服務。

另外國家規定，中小企業的失業保險退費比率從60%提高至最高90%，大型企業從30%提高到50%。政府還允許經營困難的企業延后繳納部分社會保險費用。

社會觀念也在悄然變化。“低能量老鼠人vlog”在社交媒體上走紅，描繪了年輕人蝸居家中、減少社交的生活狀態。這種生活方式被部分年輕人視為對過度競爭社會的溫和抵抗。

云南甚至出現了“青年養老院”，專門為15至45歲有工作經驗的青年人提供暫時脫離高壓職場的空間。這種模式雖然本質上是收費的青年旅社，但獲得了官方認可，反映了社會對青年職場逃避現象的某種接納。

另外年輕人正在重構體面生活的定義。28歲的平面設計師周婷從上海回到蘇州，月薪從2.5萬元降至1.5萬元，但通過接外包項目每月增加8000元收入。她發現，雖然總收入變化不大，但陪伴家人的時間增加，幸福感顯著提升。

這種“降維打擊”加“副業組合”的策略正成為趨勢。2025年第一季度，全國副業參與率達到43.7%。許多人通過技能變現突破地域收入限制，不再完全依賴單一全職工作。

行業發展帶來新的可能性。人工智能領域創造了大量高價值崗位，這些崗位起薪高、成長快，平均薪資漲幅可達傳統行業的2-3倍。這為有技術專長的年輕人提供了新的職業路徑。

年輕人對工作的期待也在改變。超過78%的2026屆畢業生將“薪酬福利”列為首要考慮因素，同時“加班強度”和“工作穩定性”的關注度顯著上升。相比盲目奮斗，他們更傾向于尋找可持續的工作與生活平衡。

當一線城市的地鐵依舊擁擠，辦公樓燈火通明，選擇“躺平”的年輕人正從另一種角度計算人生的收支平衡。

他們發現月薪一萬在扣除生存必需后，真正能自由支配的不足四千。青年失業率在畢業季攀升至17.8%時，許多人決定暫時退出這場明顯不利于自己的游戲。

只得說，這場關于工作價值的集體反思，或許正是社會重新構建更可持續就業生態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