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ESG越來越冷了嗎？

出品｜虎嗅ESG組

作者｜陳玉立

頭圖｜COP30大會現場，圖源視覺中國

本文是#ESG進步觀察#系列第157篇文章

本次觀察關鍵詞：ESG

回望近年歷程，ESG（環境、社會和治理）經歷了從被資本追捧到回歸商業本位的深刻轉變。曾經高歌猛進的行業敘事，如今直面著更為復雜的挑戰：全球經濟的波動性持續加劇，市場對短期盈利能力的關注不斷升溫，ESG投資回報受到更嚴苛的審視；監管框架尚在完善，“漂綠”爭議仍頻，動搖著部分投資者的信心。在地緣政治與能源安全議題交織的背景下，ESG的推行路徑也需在現實約束與理想目標之間重新權衡。

然而，這股寒意并非意味著行業的衰退，恰恰相反，它標志著ESG終于擺脫了早期的“概念炒作期”，歷經泡沫破裂的陣痛，正式步入強調實質與標準的“深水區”。熱度或許稍減，但方向卻更加清晰——一個更理性、更注重可衡量成效與長期價值的ESG階段，正在我們眼前展開。

恰逢虎嗅2025可持續品牌典范榜單評選收官，站在2025年年底，我們與本次榜單的兩位評委（全球報告倡議組織前董事、中國管理學學會可持續發展管理專委會副主任呂建中，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施涵）聊了聊ESG當下的現狀及發展，希望對讀者有所幫助。

是范式轉移，也是理性回歸

施涵認為，發展至今ESG的核心內涵已發生根本性位移，這一變化同時體現在理論與實踐的雙重維度上。

在理論層面，ESG正經歷一場深刻重構：其本質從以往常被誤讀的規范性道德義務——即企業“在賺錢之余要體面”，轉向“非財務風險的財務化”。學界與業界現已形成共識：ESG的核心不再僅是追求道德高地，而是履行對投資者與社會的信托責任。在極端氣候常態化、供應鏈地緣政治風險攀升的背景下，ESG能力已成為衡量企業反脆弱性和長期生存能力的關鍵指標。

與此同時，ESG在實踐層面也實現了深度進化：它已從品牌部門用于塑造形象的“公關修辭”，升級為董事會與CFO辦公室核心的管理工具。如今，ESG是供應鏈準入的硬性門檻（例如應對歐盟CBAM碳關稅）、影響融資成本的關鍵變量，也是掛鉤高管薪酬的核心績效指標。它不再只是錦上添花的裝飾，而真正成為了企業經營不可逾越的底線。

談及ESG發展背后的關鍵驅動力，呂建中認為關鍵驅動力分內外兩個方面。外部因素之一是政策法規的推動以及對信息披露要求的強化。從近幾年來ESG信息披露報告數量的逐年上升當中，可以印證這一點，今年國內上市公司披露量已經提升到47.5%。很多企業都采取了“以披帶改”的ESG實施策略，通過披露，找出差距、實施改善，獲得更好的表現，使得企業更加深入地推動ESG治理，以及治理框架下ESG表現和價值創造活動的效果。

外部因素之二是供應鏈上客戶端對供應端的傳導，即客戶根據自身ESG戰略以及信息披露的要求對供應商提出符合自身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的既定指標，其中有來自所在經營區域政策法規的要求，也有來自滿足交易機構披露的要求，甚至有的是基于市場準入或貿易壁壘的要求。供應商須滿足客戶的這些要求才能保持住留在供應商名錄終端基本條件。

而內部因素則來自企業增長與發展的訴求，部分企業看到在推動ESG的過程中，無論是為了提高公司治理水平，還是為了滿足綠色負責任生產的需求，都在此當中找到了很多創新的機會，繼而給企業提供了新的市場空間，使企業具有更強的韌性和差異化競爭力。

可持續商業戰略設計六維寶石圖譜 ，圖源：呂建中著《可持續商業戰略與實踐》，2025

施涵說道：“站在2025年，行業最直觀的感受是其面貌正從‘故事導向’轉向‘數據驅動’，從‘柔性倡導’變為‘剛性約束’。”呂博士認為，ESG正成為企業生存與發展的重要驅動力，成為企業戰略和經營管理當中不可或缺的決策要素、經營要素、管理要素。

相比前幾年，ESG的地位也發生了顯著變化。首先在政策端，規則正從“軟法”向“硬法”轉變，具體表現為從“不披露就解釋”逐步轉向強制審計與法律問責。目前，歐盟《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CSRD）已全面生效，中國三大交易所的指引也實質落地，披露虛假碳數據不再僅僅是公關危機，而已明確成為法律風險。

其次在投資端，資金正從“泛濫”走向“精準”，其變化在于資金不再盲目涌向所有貼標ESG的資產，而是更聚焦于“轉型金融”。當前投資人不再單純依賴籠統的ESG評級，轉而借助AI工具穿透底層數據，將資金重點投向高碳行業的低碳轉型，此舉比單純持有“純綠”資產更具現實影響力。

一個事實是，ESG從2021年的“熱情高漲”發展至今，已經有了許多“審視與反思”的聲音，認為“ESG純是成本中心”的觀點不在少數。但施涵認為這并非行業的“退場”，而恰恰符合技術成熟度曲線的典型軌跡，他認為這場理性回歸的“降溫”，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層面：

在企業層面，表現為雙重實質性的內化。企業逐漸擺脫對評級機構的被動迎合，轉而做減法，聚焦于那些既影響財務表現、又對社會環境產生實質性影響的核心議題。ESG從而從一項“面子工程”，轉變為企業業務流程中有機融合的組成部分。

在資本層面，呈現為ESG因素的深度整合。盡管在美國等地，顯性的“ESG標簽”因政治壓力而有所淡化，但氣候風險、治理結構等核心ESG因子，實則更深刻、更隱蔽地被納入了底層風控與估值模型之中。標簽或許褪色，但其內核已深植于投資決策的基因。

在地緣層面，則經歷了從合作語言到博弈工具的演化。早期的ESG曾是全球對話的共同語言，而發展至2025年，它已在部分領域異化為大國博弈與貿易競爭的工具。歐盟憑借《企業可持續發展盡責指令》（CSDDD）等高標準的法規構建綠色壁壘，中國則著力打造擁有自主話語權的ESG評價體系。

呂建中也指出，ESG正在從被動執行變為主動被納入企業戰略，并已經開始顯現其能夠提升風險管控能力和創造企業價值的巨大潛力。例如伊利集團已經有了ESG貨幣化價值核算報告，今年伊利、騰訊、聯想也成立了社會價值聯盟等等。

這證明ESG回歸到它最原始、最樸素的功能——作為一種精準的非財務信息披露系統和長期主義的風險管理框架，已深度融入企業的財務報表與戰略決策流程，不再喧嘩，但已不可或缺。

企業微觀視角下的挑戰與破局

宏觀趨勢的變化，最終要落在企業的微觀運營中承受考驗。與前幾年的高層“誓師”不同，2025年ESG的主戰場已深入至機器轟鳴的車間、數據紛繁的財務系統與錯綜復雜的全球供應鏈之中。在這些看不見的角落里，ESG負責人正面臨著更為具體、也更為棘手的現實挑戰。

在當下，不少企業現在存在披露不透明、不持續的問題。過去，發布一份ESG報告更像是一場“作文比賽”，企業甚至可以委托咨詢機構代筆，精選光鮮案例以塑造形象。但如今，隨著ISSB準則和全球各司法轄區監管的收緊，ESG披露已成為一場嚴謹的“合規考試”。在此背景下，底層數據基礎設施的薄弱便暴露無遺。

施涵在與多家行業頭部企業的交流中發現，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是：企業關鍵碳排放數據仍主要依賴人工歸集與分散管理，常以車間層面的 Excel 表格保存，甚至部分仍依附于紙質能耗憑證。這種“手工作坊”式的數據管理，既難保準確性，更無法承受第三方審計的穿透性核查。

呂建中則將企業做ESG的系列難點歸結為“三個找不到”——第一找不到戰略，第二找不到方法，第三找不到價值。

找不到戰略指的是企業管理層找不到ESG與企業商業戰略的結合點，把ESG與企業增長與發展分開考量，這樣就很難把ESG做深、做實、做好；找不到方法指的是ESG治理不成體系，ESG實踐沒有體系；ESG的表現與運營管理、生產全過程管理、財務管理等割裂開；找不到價值則是對ESG所該給企業的綜合價值認識不足，無法將ESG的投入與企業經營活動的改善、企業人性的提升、企業競爭力的增強掛鉤。

“我在《可持續商業戰略與實踐》這本書里寫過，企業管理層對可持續商業的認知程度，決定了企業推進可持續商業的動力大小，進而決定了其商業模式的水平高低和運行能否獲得最大的價值創造。很多時候并非ESG導向的可持續商業模式不能創造價值，而是組織架構設計的不合理、組織架構與戰略不匹配，因而抑制了價值創造、價值鏈接、價值放大的可能性，”呂建中進一步分析道。

ESG導引的可持續商業戰略管理體系，圖源：呂建中著《可持續商業戰略與實踐》，2025

在具體執行層面，施涵認為ESG推行中最大的阻力，往往并非來自高瞻遠矚的董事會或執行力強的基層，而是源自背負著直接營收與成本壓力的業務部門中層管理者。

背后的邏輯很清晰：當ESG負責人推動一項節能改造時，生產總監直觀看到的，是產線停機的直接損失，是資本性投入帶來的成本壓力。在現有的績效考核框架下，ESG的長期目標在短期內常與業務部門“降本、增效、保供”的核心KPI存在張力甚至沖突。

因此，適當的機制改革是必要的，將ESG指標科學拆解并量化，通過績效考核的深度綁定，嵌入各業務部門負責人的關鍵績效指標（KPI）中。只有當安全績效直接影響工廠廠長的薪酬，當供應商的碳數據質量關聯采購總監的獎金，ESG才能真正從“總部的要求”轉化為“部門的要務”。

而要想打破這堵無形的墻，ESG從業者不應僅僅充當“合規審計員”，更需成為“價值翻譯官”與“業務賦能者”。比如向采購部門證明采用某項綠色采購標準，可獲得數百萬的綠色信貸額度，降低財務成本；或向銷售團隊證明某份產品碳足跡認證是攻克高端客戶、實現溢價銷售的技術護照。當ESG能夠為解決業務部門的實際痛點提供方案時，部門間的壁壘自然開始消融。

呂建中認為，當下企業要想做好ESG必須具備6項能力，一是系統性戰略決策能力，把社會、環境及商業要素整合在一起進行戰略決策；二是生態化的執行力，應對眾多生態中與合作伙伴進行交叉鏈接的能力；三是變革管理能力，憑此科學推進企業ESG轉型；四是話語體系和溝通能力，涉及與媒體、公眾等主體溝通的能力；五是風險管控能力；六是社會化合作能力，具備撬動某個生態里可利用的資源，最低成本實現自身價值創造。

對于未來的ESG業務負責人，施涵認為他們既要能像財務官一樣核算減排的經濟賬，也要能像業務主管一樣，將ESG指標轉化為具體的運營動作。最具前景的職業路徑，或許并非終生固守ESG部門，而是帶著跨界的專業能力流向業務核心，成為精通ESG的供應鏈總經理，或深諳可持續發展的CFO。

作為未來商業的“基礎設施”

立足2025年，展望下一個五年，我們必須承認一個基本事實：ESG正在加速剝離其附加的道德光環，內化為冷峻的會計準則與剛性的法律合規要求。對于企業決策者而言，未來的游戲規則已從“誰的故事更動聽”，徹底轉向“誰的數據更經得起鑒證”。

施涵指出，我們正見證一場堪比上世紀財務會計準則體系建立的歷史性重構。

未來三年，ESG報告將加速完成從“公關宣傳冊”到“非財務績效報表”的本質轉變。隨著ISSB準則在全球主要經濟體的采納，以及中國本土披露規則的全面強化，ESG信息披露的強制化與法定化趨勢已不可逆轉。其深遠影響遠超出填報技術層面，本質上是企業風險定價與價值評估邏輯的根本性重塑。

最關鍵的變革將體現于“鑒證級別”的全面提升。當前，多數企業的ESG報告僅需接受“有限鑒證”，而未來三年，監管將強力推動其向“合理鑒證”標準過渡。這意味著，企業的碳排放、供應鏈社會影響等關鍵數據，必須像財務數據一樣，擁有可追溯、可驗證的完整證據鏈與內控體系支撐。

這對企業治理而言是一場地震：首席財務官（CFO）及其領導的財務部門，將日益成為ESG數據治理的核心。因為在資本市場的估值模型中，碳負債與財務負債，已成為并重的風險因子。

新型整合式系統性可持續商業戰略要素，圖源：呂建中著《可持續商業戰略與實踐》，2025

而未來三年，國內各產業的ESG進程將劇烈分化。“我的研判是：承受最大外部合規壓力且深度嵌入全球價值鏈的行業，將被迫率先完成蛻變，”施涵分析道。

壓力最為迫切的，是動力電池與新能源汽車產業鏈：歐盟《新電池法》構建的“數字產品護照”體系，實質是一道基于碳足跡的綠色貿易壁壘。對于行業龍頭及其上下游而言，實現產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跡的精準核算與管理，已非環保倡議，而是維系市場準入資格的“生存許可證”。

緊隨其后的是紡織服裝與消費電子制造業：在Apple、Nike等全球品牌商的嚴苛要求下，其中國供應商在勞工權益、環境管理等方面的實踐已遠超本土法規基線。留在這張全球供應網絡中的代價，是必須在社會與環境績效上持續達到國際領先標準。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互聯網科技行業：2025年后AI算力的指數級增長，使其巨大能耗與潛在的數據倫理風險，構成了該行業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悖論。科技巨頭將不得不在商業野心與ESG承諾之間尋求艱難平衡，這反而可能催生革命性的綠色計算與合規科技解決方案。

從E、S、G三大維度分開來看，施涵認為過去幾年盛行的“碳隧道視野”——即過度聚焦碳排放而忽視其他重大議題——正被徹底打破。ESG議題將呈現出“多維并進、深度下沉”的復雜圖景：

在環境（E）維度，關注范圍正向“自然資本”全面擴展。繼TCFD之后，TNFD框架正成為新的監管前沿。企業的環境責任不再局限于單一的“碳管理”，而將拓展至對水安全、生物多樣性等更廣泛自然資本的影響評估與披露。這對農業、食品飲料、礦業及基礎設施等行業構成了系統性挑戰。

在社會（S）維度，責任正沿著供應鏈向源頭強制下沉。隨著歐盟《企業可持續發展盡責指令》等法規落地，企業必須對其全球供應鏈中可能存在的人權侵犯與環境破壞履行盡職調查并承擔責任。“供應鏈可追溯性”與“風險補救能力”將成為衡量社會績效的剛性標尺。

在治理（G）維度，焦點日益集中在“董事會專業勝任力”與“科技倫理”上。投資者會直接發問：董事會中是否有真正理解氣候物理風險與轉型風險的成員？當AI深度介入公司決策，企業如何有效治理算法偏見、數據安全與人工智能倫理？治理的內涵，正從形式上的結構合規，轉向實質性的戰略領導力。

與此同時，AI正在將ESG管理從依賴定性描述推入基于定量證據的決策科學時代。施涵認為，長期困擾行業的ESG數據滯后、割裂與可信度低的問題——即所謂“數據泥潭”，有望在未來三年內被技術力量系統性重塑。隨著AI與物聯網、區塊鏈的融合，一種“實時、可驗證”的ESG管理新范式正在形成。

在這一范式下，智能傳感器自動捕獲能耗與排放數據，區塊鏈技術確保供應鏈信息不可篡改，而AI模型能夠實時模擬氣候風險對資產組合的潛在沖擊。這不僅意味著傳統手工填報方式的終結，更代表著企業首次真正獲得“預測性風險管理”的能力——從被動的事后披露轉向主動的事前預警與風險緩釋。

AI本身也能成為識別與抑制“漂綠”行為的關鍵工具。監管機構與市場參與者借助自然語言處理等技術，可對海量公開信息進行毫秒級掃描，精準識別企業言行之間的不一致與披露漏洞。在技術構成的監測體系下，任何停留在文本層面的粉飾都難以隱匿。

作為2025可持續品牌典范榜單的評委，施涵分享了自己審視一家企業ESG實踐的衡量標準——最核心的衡量標尺在于兩點：“重要性”與“商業模式的內化程度”。

一家能源巨頭捐助再多學校，也難以抵消其主營模式的氣候影響；反之，一家制造企業若能通過工藝革新將產品碳足跡降低15%，其價值遠勝于任何邊緣的慈善行為。

簡而言之，真正卓越的ESG實踐，其價值不應封存于報告，而應深刻烙印在企業的商業模式之中，并最終體現在穩健的財務回報與長期估值上。未來屬于那些能夠將社會與環境挑戰轉化為商業機遇，并在解決這些挑戰的過程中構建起持久競爭優勢的企業。

而呂建中則認為，要想衡量一家企業的ESG表現第一要看公開的案例有沒有反映出高管的確在引領公司戰略向可持續方向發展；第二，要看公司治理機制是否健全；第三，要看是否有非常清晰的實質性議題的矩陣，以及實質性議題有沒有融入企業戰略和業務當中去；第四，要看是否創造了經濟社會和環境統一的價值；此外，我還會非常關注企業在實施ESG的過程中有沒有創新，比如新的產品、新的解決方案，新的商業模式；有沒有因此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影響，創新是否具有規模復制的潛力，創新火哦的那個中是否引入了生態伙伴的參與，即企業是否形成了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的商業-社會生態。

歸根結底，ESG的終極考驗，在于企業能否在商業實踐中，真正實現義與利的統一，知與行的合一。

2025虎嗅【可持續品牌典范】榜單評選結果可點擊此處查看，聚焦市場可感、價值可見的企業ESG。

本文來自虎嗅，原文鏈接：https://www.huxiu.com/article/4821146.html?f=wyxw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