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丨父親母親的罪與罰之后

父親王錦第，字少峰，一九四七年去解放區的時候還用過王曰生的名字。生于一九一一年春天，似是中華歷四月初六，屬豬，與民國同歲。去世于一九八三年早春，應該是三月。

我不了解他，整天與我在一起的家人有媽媽、二姨、姥姥、姐姐、妹妹、弟弟，但是沒有他。他基本上不像是我的家人。

對于我來說，很多時候，他是神出鬼沒的。我仍然記得的是，他見到我們孩子的時候現出由衷與慈祥的笑容，他的說話南腔北調，他沒完沒了地對我們訓誡，現在的話叫啟蒙：要挺胸，不要羅鍋，見到人要打招呼，要經常用禮貌用語說“謝謝”“再見”“對不起”，要鍛煉身體，要吃魚肝油丸，要洗澡和游泳，長大了男孩要服兵役。從他的訓誡中，我獲益其實很多。但我早就有體會，母親是為我們操勞，他是對我們意欲有所教導，但我的反應是覺得可疑。

閱讀曹文軒，是近一年的事——很慚愧，也很慶幸。去年京城的秋季書市，人實在是多，書實在是多，偏偏僅此一本的《紅瓦》（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4月）和我相遇了。我想，除了緣份，任何理由都是蒼白的。近幾年，我的閱讀日趨粗糙或半途而廢。可《紅瓦》，我是一氣兒看下來的，并在其后的日子里，細讀了四遍。這在我的閱讀記錄中，是從未有過的。《紅瓦》的內容可以用書的內容提要中的一句話概括：“作家站在成年人的角度，以‘我’的整個中學時代的成長經歷及心理變化為主線，表現了一個純真少年對成人世界的苦苦探索，流露出鮮明的思辨的智慧與人性的光輝，同時也刻畫出一系列怦然心動的藝術形象。”故事的精彩、敘述的精到、語言的精美，使這部小說好看。我總以為，小說好看，猶如打開了一扇可讓人自由進入的門。屋子里再有奇珍異寶，光怪陸離，也得讓人進得去才行啊。《紅瓦》的創作手法是與現代小說形態背道而馳的古典。作品以“我”（林冰）6 年的中學生活和成長為主線，串起了喬桉、馬水清、白麻子等眾多的晶瑩剔透珍珠似的人物。每一個人物都有自己獨特的故事，每一個故事都是懸念重重，一波三折。曹文軒充當了一位老到而又神秘的誘惑精靈，我的思維不由自主而又心甘情愿地交由他駕馭。誠實厚道而又不失優美機智的敘述，有學者的風范，更有與小說中的人物與現實中的讀者面對面訴說的溫馨，源源的美感讓人心蕩神搖。剝離故事這層表皮，一個少年在成長時所能經歷的感覺的內核赫然凸現。這個少年不單單是“我”，而是我們每一個人在少年期的生存狀態，透視的是人在那個特定的生長期的生命感覺。所以曹文軒有資格如是說：“今天的孩子，其基本欲望、基本情感和基本的行為方式，甚至是基本的生存處境，都一如從前；這一切的‘基本’是造物主對人的最底部的結構的預設，因而是永恒的；我們所看到的一切變化，實際上，都只不過是具體形狀和具體方式的改變而已。”（《草房子》（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2000年7月）代跋：追隨永恒）這以后，我以少有的熱情關注曹文軒的作品。只可惜，他的作品我極難覓到。但我不急躁，我相信機緣。這不，《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同樣是我在不經意間碰到的。其閱讀激情和快感更與《紅瓦》一脈相承。《草房子》寫于《紅瓦》前，在我看來，這兩部作品該是一體的。從形式到內容，從內容到感覺，從感覺到內涵，都是無從分割的。兩部作品合二為一，是一個少年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三年級的成長史詩。我更愿意將《山羊不吃天堂草》綴于其后，雖然它誕生得最早。桑桑——我——明子，恰好是6歲到18歲，一個完整的少年生長期——什么都知道什么又都不知道的混沌而明晰的生長期。童年是浪漫無邪的，青年以后是困惑無奈的，而少年最刻骨銘心，最終身難忘，是生命的重鎮，是一個最具破壞性最具抗爭性的生命歷程。曹文軒以自己的小說，傳達了少年時代這個人生最重要的階段的生命感覺。他用個體的生命感覺詮釋了人類共有的生命感覺。如此一來，歸屬于兒童文學的作品順理成章地成為成人讀物。是的，我們每一個人都該讀讀《草房子》、《紅瓦》、《山羊不吃天堂草》，盡管我們有著各自與眾不同的評判好小說的標準，盡管它們有濃郁的鄉土味、有醇厚的古典味、還有不太讓人適應的悲憫氣息。其理由是，我們或在少年，或曾在少年，或既曾在少年現又有兒女在少年。曹文軒的小說很好讀，能讓你一路暢快淋漓，但讀后的滋味不太好受。它讓你回望到了自己的那段也許久已塵封卻無法忘卻的痛，一種生命在孤獨、悲愴、掙扎……擠壓下成長的痛。推而言之，這何嘗又不是人一生中無從躲閃的痛。事件、方式、過程不盡相同，可痛的感覺是相同的。因為痛的存在，人的生命才有了真正的意義。能感覺到痛，有時是一種幸福。讀曹文軒的小說，需要勇氣和豁達——那種將傷口看成一朵美麗的花一樣的勇氣和豁達。當然，首先得有重回古典的興趣。走進去，你便會發現，古典并非老古董，它有著鮮活的一個層面。在我們讀多了標榜為西方現代主義的作品時，突兀之間，走進一座古典的園林，確有些新鮮，正像吃多了生猛海鮮后，偶爾品一品家鄉小菜的感覺一樣。然而，古典，并非文學大宴里的小菜，它有其獨特的審美趣味和永不凋謝的地位。古典來自中國生生不息的大地，是中國小說的血脈，只要美還在人間，古典小說的獨特美感和魅力必將源源不斷。從某種程度上講，一旦古典的美離我們而去，我們中國人生命質量中最本性的東西也將隨之消亡。作為學者，作為作家的曹文軒顯然是意識到了這一點，于是他帶著現代主義的身軀徜徉在古典美學的河流里，自覺地肩負起堅守和承接古典美學精神的重任。由曹文軒的作品，我感覺中的曹文軒是：一、潛在人性的深處，善于體味生命成長中的痛。二、甘愿遠離喧囂，在孤獨中操守小說的唯美和情感的古典。故而，我相信曹文軒的話：“我在理性上是個現代主義者，而在情感與美學趣味上卻是個古典主義者。”（《紅瓦》代后記：永遠的古典）成長是一種痛初讀《紅瓦》這部小說，是在一個溫暖的春天的一個溫暖的夜晚。這是我有意而為之的。春天，是萬物生長的季節，是生命勃發的高潮。選擇這樣一個閱讀時間，是因為我想重溫我的成長，時光已剝蝕了一切的不愉快，那些曾經撕心裂骨的痛已結成厚厚的痂瘢。然而，我錯了。我的眼睛在字里行間游動，耳邊卻聽到了靜夜下小草的拔節聲———疼與痛并存的生長。在閱讀中，“擠壓”和“疼痛”這兩個詞像一雙拳頭捶擊著我的靈魂。我顫栗、痙攣、孤獨，淚珠是那樣的渾濁而又清亮。這個溫暖的春夜讓我無比的寒冷，肉體如同屋檐下的冰凌。很多年了，沒有如此的文學讓我如此的投入如此的震撼如此的欲罷不能。這部小說通過“我”（即林冰）和他的同學們的成長故事，表現了成長的艱難與坎坷，悲憫情懷中充盈的是成長的痛。小說的開篇就將林冰置入新的成長階段的起跑線上：跟著父親，我走到油麻地中學的大門。他看了一眼門里的一條鋪著煤渣的白楊夾道，將我的身子扳動了一下，以使我的后背對著他。在我感覺到本來抓在他手里的鋪蓋已轉移到我的背上時，我聽到了他的聲音———“自己走進去吧。”那條道很寬，很長。兩行白楊拔地而起，青森森地直指天空，讓人覺得有一條深不見底的隧道，要通向另一個陌生而不可把握的世界。這里的“鋪蓋”和“道路”無疑是再明不過的意象，父親的那“自己走進去”的話，將是林冰步入新的世界永遠不會清晰的背景。上小學時，父親是校長，而現在所到的中學將是一個全新而陌生的世界，這意味著與原先成長的環境斷奶。人生就是這樣，在看似平常的生活中，環境的細小變化總是引起心靈的巨大震蕩。這種震蕩的外在表現有時十分的明顯，有時卻如同一杯紅酒，效力是慢慢揮發的。新的空間里，總是塞滿了欲望誘惑和力圖撕碎這些欲望誘惑的東西。人，就是在不斷的抗爭中艱難地行走，無論是引吭高歌，還是小唱低吟，其中都少不了痛的旋律。也就是從這時起，林冰真切地感受到成長是痛的。林冰到校的第一天，喬桉無緣無故地占了他的床鋪，雖說后來在馬水清等人的拔刀相助下，趕走了喬桉，但喬桉那雙“怨毒”的眼從此定格在林冰心靈深處，揮之不去；無意中撞到了白麻子與施喬紈間的秘事，“為了這次無意的窺視，我將在整整一個春季受白麻子的冷落和為難”；在大串連中，與其他人走散后，林冰陷入了極度的孤獨與恐慌中……中學六年，林冰不斷地遭遇到無故而又合情合理的傷害。這些傷害的來源是多方面的，是一個人在少年成長期不可躲閃的。我們總是在不斷地接受傷害和防御傷害中成長，并漸漸地增強生活的勇氣和能力。在一個人的少年成長期，外在的因素是不可忽視的。當然，也正是這些外在因素與少年的心靈發生相融或相抵，引發了少年的愉悅或痛苦。有時，后者甚于前者。我們注意到，在林冰周圍的人們，無論是年長的還是同齡的，無論是同性的還是異性的，都有一股擠壓林冰并使他覺得痛的力量，而他的應和或反擊仍舊少不了痛。起初，他對白麻子的事只是一味地忍讓，心中是無盡的苦悶和壓抑。后來，他迎面而上，公開與白麻子較量，將自己看到的秘密做為武器反擊，并趾高氣昂地命令白麻子做一些事。表面看，他贏了，但心中對人世的厭惡又生出了另一個痛。這也許就是中國人生存境遇之所以艱難的原因。老校長王儒安被趕下臺后，以生命守護著他一手建起的油麻地中學，他的不幸讓林冰從側面感知了痛，“整整一個春季，我們總能在夜間聽到從河岸邊茅屋里傳來王儒安的呻吟。那蒼老而痛苦的聲音，讓我們感到不安和難受。”在林冰眼里心里，王儒安是個慈祥寬厚的“又瘦又小的老頭”，出于一種敬意和憐憫，林冰多次幫過他。而當王儒安平反昭雪重新掌權后，他對汪奇涵的報復，又將人的丑惡幾乎發揮至極致，林冰想不通，更多的是失落。這種失落，誰能說不是一種痛？趙一亮的長相穿著，使林冰“有種無名的壓抑”。林冰從8歲開始練胡琴，這讓他到中學后有了那么一點資本，但趙一亮的出現，又使他低人一等了，而且趙一亮處處以此來打擊孤立他。林冰暗自喜歡陶卉，但卻有一個杜高陽橫在他面前，讓他自慚形穢。當然，林冰與他的幾個同學比，也許還算是幸福的，人生之路并無大的起伏。比如傅紹全、馬水清等。傅紹全家有個祖上傳下的銅匠鋪，傅紹全精通銅匠手藝。他早年喪父，母親耐不住寂寞常常與霍長仁在閣樓上公然幽會，這注定了他的命運不太平常。因為不滿母親的作為，又懼怕霍長仁，傅紹全便迷上了玩鴿子，最終荒廢了手藝，敗落了家。趙一亮是染坊之子，人長得不俗，是鎮上有頭面的人物，可他先是在運動中被擠出了黑瓦房，后又因為一場大火，使炫耀一時的大染坊化為灰燼，至末他成了一個比平常莊稼人形象還次的莊稼人。馬水清，有爺爺疼他，上海的爸爸給錢他花，是林冰這幫同學中最有錢最舍得花錢的一個，再者，還有兩個女孩爭著愛他。照理，他的生活應該很滋潤，可他缺少母愛，渴望母愛，因而內心無比的煎熬。…… ……生、死、愛被稱為文學的三大主題，而我以為，文學的主題只有一個，這就是成長。生是起點，愛是終結，情是追尋，這一切都被成長囊括了，它們是成長的標記，是成長的外在表現。當然，這種成長不單是生命的行走——在情的浸淫下從生到死的過程，還有靈魂的追問。也許，后者比前者更為重要。少年時代的成長期，之于人的一生是極其重要的。少年的靈魂是一塊柔軟非常的橡皮泥，生活中的任何指印只要在上頭輕輕一摁，便會留下指紋。這些指紋如同胎記一樣，伴隨著一生，抹是抹不掉的。一個人在這段時期內就已定型了，剩下的只是發展，只是實現。好似煉出爐的鋼，它在本質上已無法改變，能變化的只是它的形狀、用途。可以這樣說，曹文軒將少年成長的那種痛演繹到了極致，但又沒有夸張痛苦，因而《紅瓦》呈現給我們的無盡的悲憫情懷，我們完全將此可以推及至人的整個成長歷程。雖然，不同的生命階段，成長的形式不同，痛的外化各有其表，可去盡表層之后裸露的核是同一個。 人是在痛的伴隨下成長的，沒有痛，就沒有成長，因此，我們并不會因為怕痛而拒絕成長。回憶是對生命的過濾，是重新上路的準備，所以《紅瓦》有了這樣的結尾：“黃昏時，我已背起鋪蓋卷，走上了靜寂的白楊夾道。在我的身后，是紅瓦房和黑瓦房，是永遠的紅瓦房和永遠的黑瓦房。”

他常常不在家。母親給他起的代號是“猴兒變”，說他像一只猴子一樣，動輒七十二變。

一九四九年以后，在我的幫助下，他完成了他自己前半生的一大心愿，與母親離了婚。我也與他有了更多的接觸，有時是長談。

他的再婚很難說帶來了任何人生的起色。這與“五四”后的一批文學名著的提示不同。名著告訴我的是，擺脫了封建婚姻，獲得了自由戀愛擇偶，就一片幸福；我從他身上體會到的則是幸福的前提比僅僅自由戀愛要全面得多復雜得多吃力得多。我的結論是，父親是個理想者、追求者、失敗者、空談者、一事無成者、晦氣終生者，我最反感的是他對我的訴苦。在我的父母身上我看到了，我極端熱愛的“五四”新文化帶來了偉大的希望與前景，同時也帶給了另一些人以極端的上下夠不著、左右都為難的撕裂與活活絞殺的痛苦。

我母親董敏的認識有更為深刻之處。她認為她的最大痛苦是知道了“五四”新文化，然而，她不是宋慶齡，不是謝冰心，她只能踩著纏足后釋放的兩只“解放腳”，無助無路地承擔封建主義包辦婚姻的一切罪與罰。故而她的一生只有憤怒、冤枉與對父親的咬牙切齒。

如果說我的小說《活動變人形》的主人公倪吾誠的原型是父親，我只能為他感到羞愧、憐憫、輕蔑、刻骨銘心的痛惜，還有無奈和對自己這一代的些許驕傲。寫他暴露他的兒子的光明底色與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與父母的罪與罰，成為過分鮮明的對照。都寫到《活動變人形》里了。那一代人的狼狽尷尬，我認為是歷史與社會的造孽，他們這一代人的悲劇是我從少年時代堅決追求革命的一個重要的基點，而我的做人處世，必須以老爺子為反面教員。要腳踏實地、要節制自我、要反求諸己，尤其是，一生不做傷害女性的不負責任的事。當母親在父親去世時向我宣稱他的離世是“除了一害”時，我更為母親難過。

問題是，后半生，父親自己隨著年齡的增長，也愈益自慚形穢，同時牢騷滿腹。整天宣稱自己在大學里與同事們在一起，他的地位是“次小尼姑”——語出《阿Q正傳》，不想再做什么解注。他說往后他只能做“家庭主男”。問題是他在庶務上的拙笨與無能，更勝于其他，我完全意識到他做不成主男，只能是神經男、混亂男、饑渴男。

我的感覺是他后來完全脫離了生活，也被生活所拋棄。他在“WG”中被宣布無權參加“WG”，我甚至有理由懷疑，他如果參加“WG”，也許會成為一個過激分子……他經常說什么“藏污納垢”，還有新生活新社會的建立要幾代人的時間。但他仍然有一些知識，他教給我的仍然不少，我見到的第一個GCD人，是他帶到家里來的。他給我講關于老子的“天道”“人道”與農民起義的“替天行道”的口號；針對少作“年輕人”，他提出要理解領導干部“醫心如水”的某些心態；關于列寧論唯心主義是“不結果的花”；關于“家大舍小令人家”的稱謂——我才做到了從不鬧“你家父”的笑話。還有對營養的口頭重視，對西餐的正面評價，對游泳的入迷……而且，一個現象我早已發現：《活動變人形》的讀者與觀眾（已作為話劇立在舞臺上了），面對我的無情的對作品主人公的非正面描寫，更多的是同情，不是唾棄。

近年來，則是學界的一些人士，漸漸發現了王錦第，發現了他對中德學術交流的貢獻，發現了他的某些著述，甚至還有新詩與散文。我引為知音的上海復旦大學郜元寶教授，甚至找到了他的數量不少的譯著文字，將之編輯成書。

我讀之大驚：

一、我怎么不知道？

二、他怎么從來沒說過？

三、他的譯著與詩文，竟有一定的質量嗎？

童年時期，我記得他失去了高級商業學校的職位之后連夜譯書的情景，我翻翻他的譯稿，全然不解，只覺得佶屈聱牙，不是人話。而他應范文瀾老師之邀去位于邢臺（順德府）的北方大學數年之后，隨解放軍入城回到北京，他竟然沒有入黨。這更使十四歲的地下黨員王蒙無法不相信，他革命的結果多半是并不入流。我想起了他與德國漢學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的友誼，但老爺子年輕時拼過的德國哲學我太外行。我猜測他算是趕上了前所未有的變局、此起彼落的變數。后來，他似乎否定了他翻譯海德戈（應是海德格爾）、士榜格（施普朗格——哲學家、教育家，曾被譽為現代教育之父）、胡塞爾（哲學家、散文作家）的著述的價值，他否定了他自己的前半生，他在他的兒子王蒙面前更不想說他還留下過什么文學痕跡，雖然他念念不忘在北大上學時，與他同室的有李長之與何其芳，甚至于，李長之還著文稱贊過他的詩作。

而王蒙，長期以來聽到他的室友同學名字的時候，淺薄勢利的反應是：“原來，就屬你沒什么出息。”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一九八三年他去世后，我曾多次夢見雙目基本失明的晚年的他，在晚間，在胡同里踽踽獨行。后來，這樣的夢也就消失了。他已漸行漸遠。此次從《王錦第文錄》清樣中，讀到他在一篇散文里寫到（從日本經韓半島）留學歸來，見到了蘭（母親）和灑（姐姐）蒙（我）的微笑，使他開心。此外，到生命結束時為止，他一無所有，一無所成，不被各方面各親屬所承認，受到了種種抵制。

突然，近幾年，先父開始有了一點點咸魚略翻身的跡象。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葉雋先生發表文章，肯定了王錦第對中德文化交流的貢獻，肯定了王錦第作為學人的存在。郜元寶教授也在他的兩三篇重讀《活動變人形》的論文中，反復對比作為啟蒙一代的倪吾誠與作為革命一代的倪藻在現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若斷若續的關系，因此也免不了為倪吾誠及其原型王錦第之間的某種顯差而嗟嘆不已。

此時，他的與后妻生的小兒子，已經自殺多年。是不是罪與罰仍然余波未了？

近來，在朋友幫助下，我證明了“我父親是我父親”，以我的長孫的名義領到了他與后一個妻子的安葬證；忙活了一陣子，在可預見的未來，免去了他們的墓地作為無主墳墓被平掉的可能。歷史和時間，慢慢會使萬有各歸其位。謝謝郜老師，謝謝我的老東家人民文學出版社。有幸看到老爺子文錄的出版，王蒙慚愧了。

2023年5月13日

選自《王錦第文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