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只看到這位“草鞋書記”謝絕安穩生活,卻很少回想,他早在戰火年代便認定“樹活,則人旺”。1944年滇西反攻,他挑著軍糧翻山越嶺,肩頭磨得血肉模糊。搬運間隙,他在山洼里種下一截柳條,希望前線士兵能有一抹陰涼。柳條沒長成,他的表弟卻在一次空襲中丟了命。多年以后他說過一句令人唏噓的話:“川流不息的人都走了,留下的只有樹。”
新中國成立后,楊善洲調到擺馬鄉。那時施甸三個月不下雨,玉米苗黃得直卷葉子,他帶著技術員順溝壑找水源,找不到就架木槽接露水。一到夜里,草鞋踩在濕泥地“吱吱”響。有人問他圖什么,他說:“鄉下娃能吃飽,老師能安心教書,這官才當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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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保山鬧饑荒,許多學校貼出停課通知,縣里準備讓老師下鄉支農。楊善洲拍桌子:“教書人丟下課本去插秧,孩子們以后拿什么和窮根算賬?”那一年,施甸一百多位教師保住粉筆,縣里掃盲率躍居全省前列。
時間推到1986年,楊善洲兩次悄悄踏勘大亮山。山體裸露,雨一沖就成黃泥河,村民白天開荒晚上挑水。有人直言:“書記,這地方連刺竹都懶得活。”楊善洲卻在山坳里蹲了半晌,抓一把土抹在掌心:“石頭縫里也有生命,只是缺人搭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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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他從工資里摳出幾百元,買了上萬粒華山松種子,鎖進辦公桌。旁人好奇,他笑而不答。直到1988年4月,退休文件下發,種子才隨他一同進山。大亮山林場指揮部掛牌時,只見十幾間油氈棚,一臺破手扶拖拉機,一部報廢測量儀。蔣從德回憶:“老書記自己扛測量尺,土豆煮熟蘸鹽就當兩餐。”
造林第一季,雨水連綿。窩棚夜里滴水,楊善洲和工人把床抬到牛圈旁,牛鬧騰,他翻身遞塊干草:“它們白天幫拖樹苗,晚上要吃好。”寒風透骨,他仍堅持凌晨點燈記錄苗木成活率,數字全寫在舊日記本,每頁都是汗漬和泥點。
資金缺口成了最大難關。林場發不出工資,他把自己的養老金全塞進出納本。白洪學一次把500元補貼遞到跟前,他倏地瞪眼:“種樹要錢,吃飯要錢,臉面不要錢?少跟我客套!”最終只肯要70元月度伙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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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春節,母親病重,他才首次下山。床前陪了九天,老人撒手。他轉身回到林場,繼續盯著那條14公里的簡易公路。沒有專業隊,他就借來水平儀,按步丈量。工程完工時只花一萬元,運輸成本卻砍掉大半。
六年后,妻子張玉珍膽結石住院。工期緊,他托司機送人進城,自己留下栽杉木。第三天趕到病房,老伴半開玩笑:“你眼里只有樹。”他沉默片刻:“樹好,山好,你我也才能好。”一句話,讓在場護士鼻頭發酸。
林場逐漸盈利,木材、藥材、蜂蜜輪番見效益。縣里要給楊善洲獎金,他推了;市里追加二十萬,他先拒后允,隨后分作三份:十萬給保山一中,三萬建瞭望哨,三萬修山下澡堂,只剩四萬塞給老伴。張玉珍嘆氣:“這回可別再退回來。”他背過身,耳根微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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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問題,他更是一次次說“不”。組織擬把妻兒轉城鎮,他把表格壓進抽屜:“莊稼地需要人,書記家也該種糧。”表格一直陪到他去世,紙角發脆,字跡依舊硬朗。
2009年,大亮山林木覆蓋率升至八成,估算資產超過三億元。楊善洲把全部經營權交給國家。交接儀式很簡單,一份文件,一把印章。他留下一句話:“樹長成了,人就可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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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深秋,蒼山薄霧。他在保山醫院安靜閉眼,生前未留任何遺囑。醫生整理遺物,只有一本舊筆記、本地地圖、半包沒吃完的咸菜。護士輕聲感嘆:“這位老書記,真是把心全種進了林子里。”
至此,60歲歸山的決定,不再只是個人選擇,它和漫山松濤一起,成為施甸百姓心中不可替代的風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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