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0歲的楊善洲退休后，卻拒絕組織安排：我要回家鄉去種樹

人們只看到這位“草鞋書記”謝絕安穩生活，卻很少回想，他早在戰火年代便認定“樹活，則人旺”。1944年滇西反攻，他挑著軍糧翻山越嶺，肩頭磨得血肉模糊。搬運間隙，他在山洼里種下一截柳條，希望前線士兵能有一抹陰涼。柳條沒長成，他的表弟卻在一次空襲中丟了命。多年以后他說過一句令人唏噓的話：“川流不息的人都走了，留下的只有樹。”

新中國成立后，楊善洲調到擺馬鄉。那時施甸三個月不下雨，玉米苗黃得直卷葉子，他帶著技術員順溝壑找水源，找不到就架木槽接露水。一到夜里，草鞋踩在濕泥地“吱吱”響。有人問他圖什么，他說：“鄉下娃能吃飽，老師能安心教書，這官才當得值。”

1963年保山鬧饑荒，許多學校貼出停課通知，縣里準備讓老師下鄉支農。楊善洲拍桌子：“教書人丟下課本去插秧，孩子們以后拿什么和窮根算賬？”那一年，施甸一百多位教師保住粉筆，縣里掃盲率躍居全省前列。

時間推到1986年，楊善洲兩次悄悄踏勘大亮山。山體裸露，雨一沖就成黃泥河，村民白天開荒晚上挑水。有人直言：“書記，這地方連刺竹都懶得活。”楊善洲卻在山坳里蹲了半晌，抓一把土抹在掌心：“石頭縫里也有生命，只是缺人搭把手。”

次年，他從工資里摳出幾百元，買了上萬粒華山松種子，鎖進辦公桌。旁人好奇，他笑而不答。直到1988年4月，退休文件下發，種子才隨他一同進山。大亮山林場指揮部掛牌時，只見十幾間油氈棚，一臺破手扶拖拉機，一部報廢測量儀。蔣從德回憶：“老書記自己扛測量尺，土豆煮熟蘸鹽就當兩餐。”

造林第一季，雨水連綿。窩棚夜里滴水，楊善洲和工人把床抬到牛圈旁，牛鬧騰，他翻身遞塊干草：“它們白天幫拖樹苗，晚上要吃好。”寒風透骨，他仍堅持凌晨點燈記錄苗木成活率，數字全寫在舊日記本，每頁都是汗漬和泥點。

資金缺口成了最大難關。林場發不出工資，他把自己的養老金全塞進出納本。白洪學一次把500元補貼遞到跟前，他倏地瞪眼：“種樹要錢，吃飯要錢，臉面不要錢？少跟我客套！”最終只肯要70元月度伙食。

1990年春節，母親病重，他才首次下山。床前陪了九天，老人撒手。他轉身回到林場，繼續盯著那條14公里的簡易公路。沒有專業隊，他就借來水平儀，按步丈量。工程完工時只花一萬元，運輸成本卻砍掉大半。

六年后，妻子張玉珍膽結石住院。工期緊，他托司機送人進城，自己留下栽杉木。第三天趕到病房，老伴半開玩笑：“你眼里只有樹。”他沉默片刻：“樹好，山好，你我也才能好。”一句話，讓在場護士鼻頭發酸。

林場逐漸盈利，木材、藥材、蜂蜜輪番見效益。縣里要給楊善洲獎金，他推了；市里追加二十萬，他先拒后允，隨后分作三份：十萬給保山一中，三萬建瞭望哨，三萬修山下澡堂，只剩四萬塞給老伴。張玉珍嘆氣：“這回可別再退回來。”他背過身，耳根微紅。

戶口問題，他更是一次次說“不”。組織擬把妻兒轉城鎮，他把表格壓進抽屜：“莊稼地需要人，書記家也該種糧。”表格一直陪到他去世，紙角發脆，字跡依舊硬朗。

2009年，大亮山林木覆蓋率升至八成，估算資產超過三億元。楊善洲把全部經營權交給國家。交接儀式很簡單，一份文件，一把印章。他留下一句話：“樹長成了，人就可以走。”

第二年深秋，蒼山薄霧。他在保山醫院安靜閉眼，生前未留任何遺囑。醫生整理遺物，只有一本舊筆記、本地地圖、半包沒吃完的咸菜。護士輕聲感嘆：“這位老書記，真是把心全種進了林子里。”

至此，60歲歸山的決定，不再只是個人選擇，它和漫山松濤一起，成為施甸百姓心中不可替代的風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