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開國第一宴，國宴酒為何不選“茅臺”，而是采用了“汾酒”？

1949年9月21日晚，北京城的夜風已有涼意，第一屆政協正在中南海緊鑼密鼓地排定新中國成立后的各種禮儀與規格。會上，一個看似瑣碎卻逃不過眾人目光的話題被提了出來——開國慶功宴該喝什么酒。“老茅臺行不行？”有人低聲試探，周恩來只輕輕搖頭，說了句：“量太少，供應不上。”一句話點醒眾人。

把時鐘撥回三個月前。解放軍接管北平，北京飯店一層空蕩的西餐廳里，幾口大鐵鍋還蒙著塵。飯店總管鄭連福接到通知，要在十月一日晚上接待幾百位嘉賓。廚師可臨時請，食材可就地采，可酒卻必須提前定。那年，全國仍在廢墟中復蘇，糧秣緊張，優質白酒更是鳳毛麟角。

全國名酒無外乎四大：茅臺、瀘州老窖、汾酒、紹酒。茅臺在黔北小鎮，酒坊星散，年產僅區區六十多噸；瀘州老窖剛從兵火中翻身，瓷壇碎了一地；紹酒綿甜，度數偏低，適合文人雅聚，卻壓不住軍人豪情。最后便剩下汾酒。

汾酒的優勢在三點。第一，產量。山西杏花村作坊大多完好，解放軍進入太原后，幾乎沒動過那口老窖池，年產過百噸不成問題。第二，運輸。太汾鐵路已通車，再轉京包線，兩天便能把酒壇送到前門東站。第三，口感。汾酒清香綿長，不辣嗓子，北方人喝得起勁，南方人也下得口。這三條擺上桌，足以壓倒其他選擇。

周恩來隨后拍板：主酒用汾酒，輔以竹葉青和五年陳紹興。決定剛落筆，山西省政府立刻回電：保證按時到京，嚴選頭鍋春，壇壇檢驗。余清心局長看完電報，抓著帽子對鄭連福笑道：“懸著的心總算放下。”

有意思的是，酒定下后，北京飯店的大銅壺卻不夠用了。中餐講究溫酒，汾酒遇到涼秋一冷就縮味。鄭連福沒多說，連夜找鐵匠打了四口新壺，每壺能溫十斤。銅錘聲在后廚當當作響，和東長安街的車輪聲混成一片。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點，天安門城樓禮炮轟鳴，掌聲潮涌。當夜七點，北京飯店燈火通明。兩百六十八張圓桌排成品字形，中間擺滿秋菊與松枝。第一道五香魚剛上桌，服務員便抱來溫得正好的汾酒。白瓷小盅被依次斟滿，酒氣氤氳，如絲般滑過鼻尖。

“嘗一口看看。”賀龍端盅湊到林伯渠面前。林伯渠抿了一口，笑言：“入口清，后勁足，好酒！”短短一句，把汾酒的神韻說透。席間，自八路出身的老將多豪飲，白色盅子換成了深口玻璃杯。竹葉青與紹酒則安靜躺在邊桌，更多像調劑。

不得不說，汾酒的淡雅與那晚的氣氛很貼。大家慶功，卻不炫耀；喝得爽，卻不失分寸。半夜十一點，宴會結束，臨走的人不醉也不鬧，井然有序地離場。北京飯店門前，那些空酒壇被碼成小山，月光下一閃一閃。

從功用角度看，汾酒解決了供量、運輸和口味；從歷史角度看，它也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和“新中國”這三個字一樣，干凈、簡明。若那晚真用茅臺，不但難以保證杯杯同味，還可能出現“有人滿杯有人空盅”的尷尬。對新生政權而言，任何細節都不能松。

值得一提的是，后來茅臺聲名鵲起，成為國宴常客，可在1949年，它還只是黔北深山里的地方特產。時代推著它成長，也讓汾酒成為開國第一宴的獨家記憶。多年后，有老兵回憶：“一聞汾酒味，耳邊就想起那天禮炮響。”這句樸實話，道盡了選擇背后的分量。

開國盛典結束，汾酒廠依舊忙著窖藏，茅臺在赤水河邊慢慢擴產，其他名酒也各自復蘇。酒如人，命運不同。可無論后來誰登上宴席首位，汾酒都已把“第一”兩字牢牢寫在共和國史冊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