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家捐贈的遭遇，不得不再提胡適認知與眼界的重要

1979年龐增和回蘇州，想把借出的兩幅畫按原路請回，門口碰了釘子，倘若懂得走程序，律師與公函與回執單一套接一套，證據鏈會自然長出來，實際是寫信托付人情，王守貞寄出一封又一封，回信沒有落地，1988年提起訴訟，法院回了一句“歷史遺留問題”，這句話像蓋章，又像把門的柵欄，理性與法治的路徑沒鋪開，胡適的書在書架上，課堂外面還沒真的被讀進去。

2025年維權走到臺前，南博拿出1964年鑒定材料，頁面上大面積遮擋，信息殘缺，胡適講“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證據該讓懂行的人看清楚，徐湖平在鏡頭前說，“我80多歲了，身體不好，別糾結真假了”，這句話像把焦點往外推，責任卻還是繞回來落在簽名的那一筆上，崗位在那一年寫得很明白。

捐贈的那一天如果往前想一步，龐家會把三條寫成條款，每件附詳盡鑒定報告，捐贈者的信息知情與查詢權，任何處置需書面通知并留痕，那份熱忱若能扣在規矩上，后來這條鏈子不會這么松，6800元的處理就不會輕易落筆。

到2025年，1997年的調撥單對外公開，徐湖平 錢鋒 凌波三個名字清晰，回應也各自擺在那，“沒經手鑒定”，沉默，“按程序辦事”，制度失靈的環境里，個人既是執行者也是被動者，簽名既是授權也是責任，時間往回看，字跡會成為證據。

談回真偽，胡適看書有一句“偽書也有偽書的價值”，放在畫上同理，清代高仿也能進入研究與展示的體系，價格可以低，尊重與歸檔不能低，不該被6800元一刀切成“無價值”，黑白之間還有層次，專家意見該有記錄，社會也該看得見。

龐叔令提到，龐萊臣的收藏講究流傳有序，從清末到民國，節點都有憑證，這就是學術鏈條，南博的那條鏈子卻在“偽作”“調撥”“售出”之間出現斷點，庫房與市場兩種身份，缺的是同一套能被追溯的檔案系統。

設身處地回到1959年，胡適會勸一句，“捐贈是好，先把規矩立好”，龐家把赤誠交給國家，國家用一個“偽作”回應，再加一紙調撥，落差不在情緒，在流程，捐贈者想看到被尊重的程序與清楚的去向。

六十六年的來回，南博的軌跡里，公開溝通的會議記錄缺席，聽證沒有，復議沒有，庫房里是“偽作”，市場上是“高估價”，同一幅畫被貼了兩張相反的標簽，胡適會把這叫做缺少科學精神，科學三個字的重量，在證據與程序上。

說到科學，落點仍是證據 邏輯 程序，“偽作”的結論沒有捐贈者通知，沒有公開論證，完整檔案也不見，決策流程就變成經驗與習慣的疊加，這不穩，風一吹就搖。

胡適的那句“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再次抬出來，南博拿得出的兩張紙，1964年的“偽作”與1997年的調撥單，缺第三方復核，缺捐贈者在場，缺價格評估，制度清單勾選不全，風險自然就出來。

簽名是承諾 是責任 是抹不掉的痕跡，凌波的簽名在1997年是履職，到了2008年是職位影響，到了2025年是接受詢問的起點，年齡與身體狀況可以理解，職責與流程仍然需要交代。

8800萬會不會成交，畫最終去往何處，答案并不最關鍵，關鍵在于大家明白一件事，捐贈不是獻花 是托付，托付給公共機構，就要有透明的制度保障，這些話，胡適在1930年代已經講得很清楚，我們今天把它做實，才算沒辜負這一路的曲折與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