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湖平自稱80多歲身體欠佳，吁請公眾勿糾結畫作真偽問題

2025年的場內燈光很亮，圖錄翻開，仇英《江南春》寫著8800萬元估價，風波還在持續，一個人開口把視線又拉了回來，徐湖平對著鏡頭說自己八十多歲，身體不好，不要再糾結真假，話很短，落在這樁跨越幾十年的事上，分量不輕。

要把這句話擺進坐標里，得把他的履歷放在臺面上，1945年出生，1973年進南博，從普通崗位一路走到院長，2005年卸任后還在館里任黨委書記到榮退，這些年南博的關鍵節點上，都能看到他的名字。

龐叔令開始維權，撤拍促成，起訴同步推進，她要看的不僅是畫，更是每一次流轉記錄，相關名字陸續出現，錢鋒、凌波、經手人“梁”，決策鏈條被點亮，簽字的人位于正中。

外界追問越來越密，他一直沒回應，到了2025年12月被記者在私下場合問到，他停下來開口，說年紀大、身體欠佳，提到《江南春》真假，說都過去這么多年，沒必要糾結，描述自己當年就是按規章走流程，有專家組，有審批，做的是崗位職責里的事。

把視線拉回到鑒定，館方提到1961年與1964年兩次判斷，前一組里有張珩、韓慎先、謝稚柳等名字，后一組出現王敦化、徐沄秋、許莘農，龐叔令一方提出資質與依據需要公開，支撐細節尚未展示到位，公信就難以落板。

背景并非空白，六十年代的管理難題早就露頭，1959年的“虛齋舊藏”卷入后，1963年又有借展未按期歸還的記錄，1964年的變故把人的命運卷進去，曾昭燏墜塔的消息被傳述至今，姚遷接任后整理亂賬，追查歸位，這些動作在當年的環境里走得并不順暢。

往后翻頁，1982—1984年圍繞姚遷的報道讓局面更緊，他提出申述，壓力疊加，1984年11月8日離世，到了1985年才被調查澄清，這段歷史在今天再被提起，是為了把制度上的薄弱點對齊，而不是去渲染情緒。

落回這件卷子上，徐湖平是親歷者也是簽字者，“身體不好”可以被理解為現狀陳述，面對事實鏈與程序鏈的問題，說明與公開仍需要他在專業層面給出能核對的材料。

龐叔令的立場很清楚，“不是糾結，是查清”，捐贈的初衷寫在“永久珍藏”那行字里，家族希望看到的是完整檔案與明確去向，把每一次調撥與出售的節點對應起來。

行內人的看法也擺著，真偽爭議里有時代條件帶來的誤差，六十年代的工具與資料有限，判斷可能偏移，可就算有偏移，程序也要穩，通知捐贈人要做到，買方信息需要可追溯，公共藏品的每一步要能復盤。

放回個人這個維度，高齡與健康值得關照，歷史責任與專業解釋同樣重要，公眾聚焦的方向不是某個個體的私域，而是把制度漏洞補上，讓類似事件不再出現，把信任還給捐贈者與社會。

這樁事里有兩代管理者的影子，姚遷在梳理賬本的路上倒下，徐湖平在說明與質疑的交點上表態，路徑不相同，提醒是一致的，規范不是一日之功，每一次爭議都是修補流程的機會。

愿看到的是三件事同落地，權威調查給出清晰結論，這件卷子的路徑被完整還原，那些年留下的管理空檔被補上，國寶留在應在的地方，捐贈者與守護者都能在制度下獲得確定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