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利，開始獨立作戰了

一個發生在中國的、遲到但關鍵的變化。

作者 | 刀柄

過去，有人把專利比喻成“橋上的護欄”。
這個比喻非常貼切——
護欄的意義，不是讓你跑得更快，而是防止你掉下去。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企業對專利的期待，也正是如此：
最好永遠用不上，但一旦出事，必須擋得住。
后來，企業開始意識到，僅有護欄是不夠的。
當競爭加劇、邊界變得清晰，專利開始被當成城墻來修：
它不再只是防止事故，而是用來劃界、震懾、守住陣地。
而今天，情況又變了。
當專利被拆分、被編組、被專業化運營時，它已經不再只是靜態防御設施。
它被派出了城外，開始執行獨立任務。

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企業對專利的理解，其實很樸素——
你做產品，我也做產品；
你有專利，我也有專利。
專利的主要用途，不外乎三件事：
防守、震懾、換籌碼。
真正要“拿專利去賺錢”，反而顯得有點不體面，至少不夠“工程師氣質”。
那時的專利，更像城墻。
不一定天天派上用場，但你知道它在那里，心里就踏實。

但這幾年，局面正在悄悄變。
專利開始被從城墻上拆下來，單獨編成了一支部隊。
這支部隊不負責生產、不負責市場、不負責生態關系，
它只干一件事：把專利當成資產，把博弈當成一門專業活來做。
而這個變化，一個非常清晰的標志，出現在“某為”身上。

先說清楚：某為當然不是 NPE。
它是全球最“重研發、真落地”的公司之一，通信、終端、算力、軟件樣樣硬。
從任何意義上講，它都不是那種“只打官司、不做產品”的玩家。
但有意思的地方在于——
它并沒有成為 NPE，卻學會了如何“使用 NPE”。
準確說，是把 NPE 的那套打法、組織方式和戰術思維，拆解出來，工具化、模塊化，然后為自己所用。

過去，專利許可這件事，一直有個天然矛盾：
企業本體要維持產業關系、客戶關系、生態形象，說話要留余地；
但專利許可，尤其是收費和訴訟推進，本質上是高摩擦動作，講究的是壓強。
當這兩件事壓在同一個主體身上，結果往往只有一個：
動作會慢、會軟、會變形。
該強硬的時候猶豫，該專業的時候摻雜業務情緒，該推進的時候顧慮太多。
于是，“第二戰場”的邏輯就出現了。
第一戰場，繼續由本體來打：
做產品、做標準、做生態、講大故事，維持長期合作格局。
第二戰場，交給更專業、更鋒利的結構去打：
專利運營、許可推進、糾紛博弈，按照資產管理的邏輯來執行。
這不是中國獨有的玩法。
在歐美通信、半導體領域，這套分工早就反復驗證過。
但當它被中國頭部科技公司系統性吸收時，意味著一件事：
中國的專利博弈，正式進入“專業化階段”。

很多人下意識會問一句：“是不是以后收錢會更狠？”
這其實是個誤解。
更準確的說法是：
專利不再只是防御工具，而是被當成一種可以獨立運營的資產。
這一變化，至少帶來了三件本質不同的事情。
第一，專利開始像現金流，而不是一次性籌碼。
過去，專利的價值主要體現在關鍵談判桌上；
現在，它被期待產生持續、可預測、可管理的許可收入。
這在思維上，是從“有用”到“要有回報”的轉變。
第二，博弈從“單點對抗”變成“體系對抗”。
你以為自己在和一家實施企業談，
但實際上，對面可能是一整套專利組合、推進節奏和策略設計。
主張主體可以拆分，節奏可以錯峰，訴訟和談判可以輪換。
你面對的，不再是一次會談，而是一場消耗戰。
第三，談判重點從“這件專利值不值”，變成“這攤事值不值得繼續耗”。
技術細節當然還重要，但它不再是唯一核心。
真正的壓力，來自整體成本、時間風險和不確定性。
當一組專利形成“合理但難纏”的組合，
企業會發現，最難做的決定不是輸贏，而是——要不要一次性解決。

這套“第二戰場”的出現，對產業的沖擊是實實在在的。
對被許可企業來說，博弈門檻明顯抬高了。
還停留在“打一場侵權案”思維的企業，會發現自己節奏完全跟不上。
現實更像一場運營戰，而不是一場單案對決。
對中小企業來說，風險來得更早，也更廣。
過去還能躲在生態里“低調做人”，
現在專利運營一旦專業化，篩選、分層、批量推進都會出現。
被點名的概率，只會更高。
對監管和司法來說，案件會越來越像“國際版”。
SEP、FRAND、禁令邊界、合理費率、反壟斷與專利行使的張力，
這些議題會更頻繁地出現在本土案件中，對規則精細度提出更高要求。

如果把視角再往上抬一層，其實邏輯很清楚：
中國頭部企業，已經開始用資產管理的方式來管理專利。
有分層、有組合、有風險隔離、有收益預期。
專利不再只是工程師順手申請的成果，
而是一項需要被設計、被配置、被調度的戰略資源。
重要的變化在于：
專利開始獨立作戰了。
當越來越多企業意識到這一點，中國的專利博弈，也將徹底告別“附屬工具時代”，進入一個真正講究策略、結構和耐力的新階段。
第二戰場，已經打開。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知產力立場）

封面來源 | Pixabay 編輯 | 布魯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