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董師傅轉了一個小紅書,看完我差點笑噴了,只想感嘆一句天道好輪回,蒼天饒過誰。我把截圖放在這里,先說好,請勿對號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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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小紅書
幾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LP小心,多少GP的投決會“淪為擺設”了?》,內容大概是投資經理對IC模式化、話術化荒誕提問的吐槽,“紅杉高瓴沒投,我為什么要投?”“紅杉高瓴都投了,我們為什么沒早點投?”今天這篇小紅書則是創業者吐槽投資人“像一串代碼”。
作為一個軟件相關專業的學渣,“If、else、return”是我學生時代為數不多能理解的程序語言之一。這位小紅書博主的意思是,到了現在的AI時代,世界模型,VLA、Scaling Law 萬卡集群、LLM、第一性原理、PMF這些詞匯,看起來也成了投資人的“If、else、return”。
你問我資瓷不資瓷這位博主的觀點?別著急,我先講一個故事。
今年有一次跟前云九資本合伙人王京吃飯,聊起雙創時代的創業咖啡館,王京提到他當時把辦公地點就挪到了車庫咖啡,一天平均要見幾十個創業者。所以我猜,一天要應付這么多人,王京當時應該是有些話術的,腦子里可能也有些“If、return”的程序,比如聽到哪些內容可以繼續聊聊,哪些應該果斷結束話題。
畢竟那是創投最火熱的時代,TMT行業流量、變現、閉環的商業模式相對清晰,投資人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信息過載。在那個語境下,一套標準化的“話術”——比如“剛需、高頻、痛點”——是投資人用來快速完成身份確認的工具。它像是一種行業通用的握手協議(Handshake Protocol):我拋出一個詞,看你的反應,以此來快速判斷你的認知水位,降低溝通成本,提高決策效率。
今天“投資人代碼化”或許也有些類似的意味,但畢竟時代變了,AI也不是當年的移動互聯網。技術迭代速度,遠遠超過了絕大多數投資人的學習曲線。在這個連圖靈獎得主都在爭論Transformer到底有沒有上限的時代,指望一個投資人,甚至是看SaaS出身或者看消費出身的投資人在短時間內扎根AI,不現實。
所以“代碼化”或“AI化”,攻擊太過于寬泛,我旗幟鮮明的表示不同意,但這個梗也不是沒有探討的價值,畢竟吐槽也不止在中國,在AI的發源地美國,類似聲音也不少,他們還有一個更高級的詞,叫“Pattern Matching”(模式匹配)。
在硅谷,Pattern Matching原本是一個中性詞,指VC通過識別成功企業的共同特征如創始人的背景、增長曲線、市場規模等來尋找下一個獨角獸。但在AI這波浪潮中,Pattern Matching的意思也“進化”了。
Benchmark的合伙人Bill Gurley就不止一次在播客里吐槽過這種“Herd Mentality”(羊群效應)。他說現在的硅谷VC就像是一個巨大的回聲室,每個人都在讀同樣的博客,看同樣的數據,做同樣的決策。OpenAI火了,所有人的代碼里都寫進了“Foundation Model”;Agent火了,BP里沒有“智能體”三個字甚至過不了實習生的初篩。
Y Combinator的創始人Paul Graham在很多年前寫過一篇文章《Black Swan Farming》,里面提到了一個核心觀點:大多數投資人最大的恐懼不是賠錢,而是“看起來很蠢”。
我認為這才是“投資人代碼化”的根源。大多數投資人最大的恐懼不是賠錢,而是“看起來很蠢”。如果你投了一個符合“行業共識代碼”的項目,就算最后失敗了,你也可以跟LP解釋說:“這是系統性風險,是Beta的問題”,但如果你投了一個不在“代碼庫”里的項目,一旦失敗,你就是那個“蠢人”,不但LP會問責,甚至還會被同行嘲笑。
機構化的生存博弈,“平庸的正確”永遠優于“特立獨行的錯誤”。
記得某VC剛成立時招募了一批AI方向的博士、科學家來做投資經理和分析師。邏輯也無懈可擊,畢竟你連技術都不懂,怎么能投好技術?但如果你仔細觀察最近的行業動態,會發現風向又變了。很多機構里的“博士軍團”悄悄換了一茬,話語權重新回到了那些有交易經驗、懂人性的“老派投資人”手中。看來科學家的代碼和VC的代碼,不是那么兼容。
更何況,代碼化輸出的內容,某種程度也是一種類似 “社交貨幣”的黑話。如果你答不上來,或者你的答案超出了他的“代碼庫”,他就會報Error,然后把你Pass掉。這不光建立了一種虛假的共識屏障,也把那些真正具有顛覆性、但無法用現有詞匯描述的創新擋在了門外。
想一想很多VC為什么會錯過字節、拼多多、宇樹,又有多少投資人在2015年和2017年看懂了張一鳴、黃錚、王興興?又或者在2023年初,整個行業都在用“套殼=沒價值”這行代碼來過濾項目。結果又有多少VC錯過了Jasper的早期紅利,甚至差點看不懂后來的Perplexity和Cursor。
還得是段sir,“因為他是黃錚,所以我投了一點。”
當然,段sir做天使也是玩票,所以很難用系統性的理性思維去評判他的投資。黑話也不等于“投資人代碼化”。我之前寫過《三年又三年,投資人廢話文學賞析》,當時我認為黑話是一種語言的腐敗,它用復雜的詞匯包裝簡單的概念,過濾之外包著的是思維的懶惰。
“代碼化”背后的指向則更為復雜,包含著一套可能行業中大部分人都認可,或者至少不方便公開發表不同意見的共識,最關鍵的是,就算你把對OpenAI、Google的每一篇論文、Andreessen Horowitz的每一篇博客都倒背如流,α也只存在于現有的話術體系之外,除非你只想要β。一個最無聊的場景就是,如果所有的投資人都用同一套邏輯提問,市場就進入了完全有效狀態,α也就消失了。
還是說“套殼”這個詞。2023年初,不少投資人都在說“套殼”應用沒價值,遲早會被大模型公司取代,這符合當時的“代碼邏輯”。后來我們看到了Jasper的出場即巔峰,也看到了估值200億美元的Perplexity以及估值接近300億美元的Cursor。短短2年時間,如果投資人一直死守 “套殼=沒價值”這行死代碼,就會完美錯過這一輪應用層的爆發。”代碼化“是一些投資人思維上的懶惰,還得披著專業的外衣,甚至是VC話語權開始崩塌的標志。
VC是定義未來的職業,投資人用資本投票,告訴世界什么是好的商業,什么是好的技術。但現在面對AI,VC逐漸失去了定義能力。或許也不是從AI開始的,如果你看過《中國風險投資史》,那么應該想到,從KPCB的約翰杜爾對清潔技術引導的失敗開始,VC話語權就已經逐漸失效了。
書中評價,“約翰杜爾常使用價值觀引領資本,而不是由資本選擇某個趨勢,再賦予其類價值觀的解釋。他嘗試用更直接的路徑,把風險投資在社會影響層面推向更好的層級,屬于社會實踐與變革的一部分。展示的是風險投資人在履行職能時,超出欲望、使用義務的可能。”
KPCB的教訓是如此深刻,以至于VC現在更像是一個股市中的趨勢交易者,更激進者如彼得蒂爾,一邊清倉了旗下對沖基金的英偉達倉位,另一邊則認為西方應減少社會議題的爭論,減少對金融和軟件或者說是AI的依賴,通過激進的物理技術突破來打破停滯,避免衰退。
但畢竟只有一個約翰杜爾,你也很難認為彼得蒂爾不是個異類。AI作為現階段唯一能抓得住的、確定性最大的工具,集合了絕大多數人的共識,而共識的形成,則是GP、LP乃至全社會普遍追求可控的結果。因此,我認為也不必對投資人,尤其是常年在一線Sourcing的投資人的代碼化、AI化過于苛責,甚至你也可以說,這就是現階段最高級的生存智慧,用AI,然后像AI一樣工作、生活,誰也不用為此感到羞愧,也就少了許多無謂的互相指責和傾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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