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先講下這件懸案的背景。
1931年9月，周恩來、王明、張聞天等人在書房里，商討著一場關乎革命命運的抉擇。
彼時，上海的政治局僅剩周恩來、盧福坦、陳紹禹、劉少奇4位委員，他們已無法撐起政治局的半壁江山。
加上周恩來即將遠赴中央蘇區，陳紹禹也將踏上前往莫斯科的征途，上海的政治局頓時陷入人手不足的困境。
于是，共產國際遠東局根據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指導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臨時中央政治局，毛澤東擔任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其主要任務是指導白區的對敵斗爭。
而本文講的這起懸案，就是發生在臨時中央成立后不久的一個初冬時節。
上海舊照
上海，這座被白色恐怖籠罩的城市，對臨時中央來說，無疑是龍潭虎穴。中央領導人們不得不以各種各樣的社會身份作為掩護，但這些操作都必須以龐大的經費開支作支撐。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即使由毛主席坐鎮，但因為經費的問題，臨時中央不僅難以正常開展工作，就連自身的安全也岌岌可危。
為了籌措保障經費，臨時中央的同志經過商議決定，向遠在江西的蘇區蘇維埃政府求援，同時也向共產國際求助解決經費問題。
但國民黨政府對共產國際的敵視，使得莫斯科的援助如同鏡花水月，難以觸及。只有蘇區的地下交通員們將援助物資化整為零，冒著生命危險運入上海等白區，但仍然是杯水車薪，難以滿足革命斗爭的需要。
在緊迫的形勢下，毛主席不得不親自起草信件，向遠在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求援。
中央蘇區接到求援的信件后，盡管自身困難重重，但還是出于革命大局為重，經過研究，決定支援上海的戰友們黃金120兩。
支援的財物具體由蘇區財政部門負責籌措，這120兩黃金是蘇區紅軍戰士打土豪繳獲的一堆各式各樣的黃金首飾。為了方便運送，蘇區財政部門請金匠將這些首飾熔鑄成金條，并裝入特制的白銅材質小盒中，同時為了保密起見，將盒口用金屬封得嚴嚴實實。
考慮到這筆巨額經費的與重要性，中央蘇區擬定出從江西到上海的路線，共有7個地點對應7個交通員，為了防止丟失，他們精心設計了一個精妙絕倫的交接驗核機制：
蘇區財政部門負責人林伯渠親筆書寫的“快”字，并用木頭精心刻制成象棋模樣，再按筆畫順序分割成七塊“信物”，分別秘密送到7個負責運送的交通員手里，當雙方接頭時，下線交通員必須交給上線交通員其中一塊筆畫，當兩塊合在一起時必須嚴絲合縫。
除此之外，還配有7把鑰匙和鎖具，當上下線交接時，需憑事先約定的暗號確認身份，隨后下線交通員還得用鑰匙打開上線交通員的鎖具。
當所有信息確認無誤后，下線交出信物作為憑證，而上線則將鎖具交給下線。這樣，上線就能憑殘件向組織證明任務已完成，而原下線則能憑上線給的鎖具與下一個目的地的交通員接頭。如此循環，直到最后一個交通員完成任務。
按理說，如此精妙的設計，毛主席都拍案叫絕，讓人意外的是，這120兩黃金最終還是丟失了。
1931年11月6日，第一個交通員秘密從瑞金出發，然后與福建省南平市的交通員進行交接，交接完之后立刻向組織匯報動向。
按照路線，從瑞金—南平—福州—溫州—金華—杭州—松江—上海，前面都毫無意外，然而就在最后一次交接時，黃金離奇失蹤了，如同石沉大海，杳無音訊。
上海臨時中央負責的同志心急如焚，從11月底開始連續發電向蘇區詢問。然而，直到12月22日，五封催詢電報如泥牛入海，未見回音。蘇區這才意識到事態不妙。
蘇維埃政府政治保衛部門迅速啟動了調查，已經返回的六個“信物”，經始創者林伯渠同志檢測，確認是原件無疑。經過反復論證蘇區政治保衛局斷定：特別經費在運送過程中，前幾個目的地應該沒有紕漏，問題應該在松江到上海的那個節點。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立即讓政治保衛部門對此事展開調查，但是以當時的客觀條件來講，江西蘇區距離松江路途遙遠，風險莫測。于是，蘇區政治保衛部門商請上海地下黨情報部門，協助調查本案。
上海地下黨的同志經過嚴密調查，將案件調查重點聚焦在最后一位交通員的身上，但是始終沒有找到這個交通員。
120兩調撥黃金沒有如期運抵上海，在上海黨組織的工作產生了嚴重的影響。因為營救經費沒有如期到達，9名被捕入獄的同志慘遭敵人殺害，籌備很久的抗日大罷工，由于缺少經費支撐，被迫取消。
還有數名同志因為無法交付醫院治療費被迫出院，沒有得到有效救治而犧牲，還有四名革命烈士的子女因為沒有得到資金的支持，沒有得到及時妥善安置，導致流浪街頭，最終與親人和組織失散。因為缺少經費的保障，一度造成了上海白區黨組織開展工作極為困難。
加上當時革命形勢較緊張，任務轉換非常之快，林伯渠和鄧發等同志忙于其他重要革命任務，于是這個案件就這樣被擱置起來了。
1949年11月，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得到了解放。
隨著局勢的穩定，這個困擾了毛主席18年之久的懸案，最終還是由毛主席拍板重新調查，并由上海市公安局全權負責。
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任務后，立刻成立了“黃金失蹤懸案專案組”，抽出幾名精干專門負責此案的調查。
專案組由蔣文增等四名經驗豐富的偵查員組成，蔣文增擔任組長。專案組接受任務后，調取了黃金懸案的卷宗。蔣文增掂量著手里的卷宗，就感覺到此案非同尋常，因為這案件的卷宗資料竟然只有兩頁紙，這兩頁紙僅僅是介紹了案件發生的基本情況。
班組的同志覺得壓力非常大，經過認真討論，專案組決定北上北京，向本案的主要經歷者林伯渠同志求證有關問題。
1949年12月的最后一周，蔣文增一行4人坐火車到了北京，林伯渠同志當時擔任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相當于中央政府的大管家，工作非常繁忙。
專案組到北京后等了三天，都沒有見到林伯渠同志。專案組再次向有關部門說明了情況，最終，見到了林伯渠同志，林伯渠同志年事已高，再加上案件發生的時間已經十分久遠，另外一名主要經歷者鄧發同志已在1946年一起空難中犧牲。
林老再次復盤回憶當時的案情，終于給專案組提供了了一條非常重要的線索：第一名從蘇區出發的交通員應該姓秦，他曾經是高自立同志的警衛員。
高自立同志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當時在蘇區政府擔任土地人民委員，建國后擔任了冀察熱遼分局財經委員會書記，負責冀察熱遼地區財政工作。
（高自立同志） 高自立同志
專案組得到這條重要線索后，立即前往遼寧沈陽，到了沈陽后，把有關情況轉交給了病中的高自立同志，高自立隨后答復專案組，小秦祖籍是江西萍江，目前在十三兵團工作。當時十三兵團隨著解放戰爭的步伐已經打打到了廣西南寧，于是專案組馬上南下到南寧調查情況。
專案組在南寧見到了這位名叫秦樸的交通員，此時已是某軍區的副師長。當蔣文增提到當年的運送的是黃金時，秦樸似乎并不吃驚，他說：“東西那么沉，而且交接如此反鎖，我當時也大致猜出了里面是黃金，只是不知道具體送到哪里。”
隨即，蔣文增在紙上寫了個“快”字，然后撕下一個筆畫，秦樸這才恍然大悟：“原來當年給我的信物，只是‘快’字其中的一個筆畫啊！”
之后，蔣文增根據秦樸提供的情況，順藤摸瓜，最終找到了當年第六個交通員劉志純。
專案組向劉志純調查當年前往松江的情況，劉志純異常興奮，稱自己對當年的任務記憶猶新，自己總共就執行過3次任務，松江這一回便是最后一次，因為對接的方式新穎，所以一直都記得。
劉志純表示，1931年12月1日傍晚，他在5交通員手中接收了銅盒后，在第三天上午趕到了松江，隨后就去了一個叫"漢源棧房"的客棧。
到了松江的第二天下午，他在客棧門前聽到一個三十五歲左右，身穿黑色衣帽的人向別人打聽有沒有杭州過來的人，劉志純聽完主動與其接頭。果不其然，兩人對上了暗號、那把鑰匙以及信物，一切都符合當時約定的內容。
隨后，黑衣男子快速的離去，就在黑衣男子走后幾分鐘，國軍就來查房了，說是查共產黨的。劉志純暗自慶幸，還好交接的快，不然就被當場抓獲了。
專案組雖然從劉志純那里得知7號交通員，但卻不知道黑衣男子的姓名以及其他信息，劉志純也不知道，那時候交通員之間是不知道姓名的。
那么黑衣男到底是誰？黃金是不是他私吞?
帶著這些疑問，專案組決定到松江開展調查，四人抵達松江縣城后，松江公安機關得知案情重大后，自然積極配合專案組的工作，選派了經驗豐富的偵察員老馬配合專案組開展工作。
專案組找到了當時見過黑衣男客房的賬房先生，實在是由于時間太久，只見過一面的賬房無法回憶起更多的細節。
專案組無奈，再次請交通員劉志純回憶當年與黑衣男見面的的有關線索，后來劉志純終于想起了一個重要的細節，那次見面時劉某某無意看到黑衣男錢包里有一張藍色的紙條，現在回想應該是當時通用的客棧押金收條。
專案組根據這一信息，決定調查松江城里的旅館客棧。但是調查完松江所有的客棧旅店后，卻沒有發現任何有用的線索，因為松江這個地方比較小，旅店從業人員比較固定，數量比較少，大家都沒有發現當年有這樣一個黑衣男住店。
這條線索無疾而終了，調查似乎沒有了方向。
因為臨近春節，專案組決定先回上海，等過完年再做打算。離開之際，偵查員胥某向專案組請假，因為松江軍分區司令部有個參謀是他山東老鄉，專案組考慮到近期沒有什么重要工作，就批準了他的請假。
讓專案組沒有想到的是，胥某這次會友之行居然讓本案進程峰回路轉！意外獲得一條線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