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廖漢生沒給搭檔丁盛開門，此后二人的處境天差地別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適應現代化戰爭的需要，許多高級干部被安排進入南京軍事深造，1954年時丁盛和廖漢生就進入了戰役系成為同學。

兩人當時的關系相處得不錯，過了20多年后在南京軍區又成為搭檔，緣分匪淺。

但兩人沒想到的是，僅僅搭檔了一年，丁盛就從大軍區司令員的職務上退了下去，自此開始幾十年的滄桑歲月。而丁盛之所以會陷入風波，其實跟廖漢生的求助有很大關系。

1976年7月，廖漢生因皮膚中毒住進了軍區總醫院，由于軍區內缺乏相應的治療手段，導致病情反復、全身水腫，一度失去了工作和生活自理能力，轉院刻不容緩。

廖漢生本來是想去北京的，他在回憶錄里明著說：“我本來不愿意去上海，因為軍區有人常到上海看病，跟上海的人搞得很熟。為此，葉劍英副主席曾專門打電話：有病可以就地治療，或到北京來治，不要到上海去。葉副主席的話雖然不是針對我說的，但我懂得他的意思。”

然而長途跋涉對身體傷害較大，且上海的皮膚科水平更高，經軍區副司令員李水清力勸，廖漢生終是被送到華山醫院皮膚科治療。

在這里，他的病情總算稍微穩定，但是上海的領導與他沒有來往，完全不重視相關情況，這讓隨行的秘書很著急。

說來也是巧，在專家醫生會診前一天，丁盛來到了上海，住進延安飯店。該飯店歸屬于南京軍區，廖漢生治療之余也住在這里，兩人在同一層。

廖漢生的秘書想到丁盛跟上海這邊的關系不錯，就找到對方的秘書說，希望丁司令員能幫忙打個招呼，讓院方引起重視、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

丁盛剛從舟山群島視察完軍事部署，返回南京軍區的途中留宿上海，本來他打算住一晚就走，不驚動當地干部。

但老同學廖漢生有困難，丁盛就決定幫一幫，一個電話打到了上海市委。這個電話，從某種程度來說，改變了丁盛的命運。

上海市委的幾名領導得知丁盛抵滬后，當晚就登門拜訪，之后的事情嘛，就是一筆糊涂賬了。廖漢生在回憶錄中說：

“我在上海已經住了1個月，他們從未來過。丁司令員打了電話，他們當天就來了。或許是感覺不妥，在見丁司令員前托人向我通報：一會來看看廖政委。

他們幾個人在房間里從晚上7點多鐘一直談到10點多，還沒有出來。我本不想見他們，不愿再等下去，于是就關燈睡覺了。

我剛剛躺下，就聽到他們一行人從房間里出來，推開我的臥室門，連著叫了好幾遍：‘廖政委、廖政委’，我沒有搭理。他們自言自語地說：‘睡著了，睡著了。以后再來看吧?！?/p>

第二天，徐來看我，請我搬到錦江飯店去，說那里有冷氣，條件好一些，對治療有利。我謝絕了?！?/p>

由于廖漢生沒有參與，就不知曉對方幾人談了些什么?？勺尪∈⒑髞碓庥觥盎F盧”的，恰恰是當晚的談話內容。

丁盛自己所述倒沒什么問題，他說此次去舟山群島，就是中央給南京軍區下達了要在杭州灣一帶搞演習的命令，自己先過去看看情況。考慮到演習位置需要上海市委配合，這才跟那些干部多聊了一陣，并沒有做違反紀律的事。

然而同年上海市委的幾名干部被捕后，供詞中都有對丁盛不好的內容，說丁盛向他們表示“不放心60軍”、“這個軍我指揮不動”、“對上海威脅很大”、“你們要有所準備”等等。

這使得來訪之人心中惶恐，隨后就開始準備武器、組織民兵，險些鬧出大亂子。

對于這些說法，丁盛當然不認，但尷尬的是沒有其他人在場。而且上海確實是那晚過后瘋狂發槍部署的，所以審查人員最終也對丁盛做出隔離審查處置。

1982年7月6日，軍事檢察院對丁盛做出結論，考慮到他在戰爭年代的貢獻，特下達《免于起訴決定書》，雖不起訴，但該文件認定丁盛為“從犯”，參與了相關活動，以團級干部身份交由地方安置。

丁盛覺得非常冤枉，此后幾十年都在奔走，他說那些供詞完全是污蔑，自己沒理由說出那句影響最大的“不放心60軍”，因為“60軍是我親自向中央軍委打申請、調來加強防務的，我有什么好擔心？”可惜很久都沒有結果。

而吹動“蝴蝶效應”的廖漢生，心情就很復雜了。他90年代撰寫回憶錄時對丁盛都還很有感情，一直稱“丁司令員”。且針對那晚的談話，他雖然沒有直接幫丁盛申冤，但也認為存在疑點。

首先供述之人提到最關鍵的內容是“60軍”，丁盛提醒“早做準備”，才有后面的一系列亂子。但60軍軍部原本在南京，1976年3月經丁盛打報告后才移駐鎮江，如果丁盛有什么想法，他為何要發出這個申請？

其次按照供詞的意思，丁盛對南京軍區另外兩個軍“有把握”，但從始至終，南京軍區的第1軍和12軍都沒有異動。事后組織調查，這兩個軍都很忠誠可靠，那跟供詞就產生了矛盾。

還有1976年10月7日，廖漢生跟丁盛一同進京開會，當時丁盛是很放松的狀態，甚至在浴缸里睡著了。如果真參與了什么陰謀，怎能做到如此氣定神閑？

最后就是那些供詞在9月21日以后開始出現，既然密談源于8月8日，為何“馬、徐、王”等人要過那么久才記起這些事？

總而言之，廖漢生覺得事情沒那么簡單。不過，他也不是覺得丁盛完全沒問題，當晚談了3個多小時，沒有讓旁人在場，且事后也未匯報談話內容，這在當時那個敏感環境下，很不應該。

“沒有旁人”、“事后未匯報”這兩點也是丁盛案子的死穴，每當丁盛去申訴時，只要問出這兩個問題，他都難以給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所以，事情拖到最后都無法解決。

很多東西真的很難說啊，如果丁盛一開始談話就叫上了廖漢生，如果廖漢生開了門并詢問之前的談話內容，那可能一切就都不一樣了。至少不會讓兩人后來的處境天差地別。哎，世事難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