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敵軍中將送給粟裕一包香煙，粟裕看后大怒：處決電報科長

1942年冬，粟裕看著桌上的那包香煙，臉色一下子就變了。

他沒說什么，轉身就讓人火速通知那些剛離開會場的高級干部，全線改道。

幾天后，一名電報科長被秘密帶走，再沒回來。

那時候的華中前線，正是最緊張的時候。

日軍“清鄉”計劃已經展開，蘇中、蘇北的根據地接連受到威脅。

新四軍的指揮系統剛剛在南通附近召開了緊急會議，人剛一散，敵人那邊就開始部署伏擊。

看起來像是個巧合，但粟裕心里清楚，這不是第一次了。

問題就出在那包香煙上。

外人看不出什么特別的地方，但粟裕知道，它不是禮物，是情報。

這包煙是從一個叫施亞夫的人那里送來的。

表面上，他是汪偽政府“綏靖軍第七師”的中將師長，實則是我黨早在1941年就安排進敵人內部的高級臥底。

他能混到這個位置，不光是膽大，還因為夠穩、夠細。

施亞夫原本是帶著幾百號人活動在南通一帶的地方武裝，后來主動“投誠”，把隊伍改名叫“綏靖軍第七師”。

汪精衛那邊一聽，南通居然還有個“師”，馬上派人來接收。

說起來也巧，那時候的汪偽政權其實也頭疼。

他們一邊要討好日軍，一邊又要對付共產黨，能多拉點“部隊”裝樣子，也算是政績。

施亞夫就抓住了這個心理。

他把自己的辦公室布置得既像模像樣，又有點寒酸。

墻上的地圖是舊的，桌上的電報機也有些年頭。

這讓對方覺得，他這個“綏靖軍”確實想裝強，但底子不硬。

結果對方反倒放心了，還覺得“這人挺實在”。

就這樣，施亞夫順利“被編入”了汪偽軍隊，很快就升到了中將。

可他真正的工作，是盯著日軍和偽軍的動向，把重要情報想盡辦法傳出去。

那次“清鄉”會議之后，他就接到了日軍司令部的內部通知，說要趁新四軍指揮層散會回程的空當，在幾個要道設伏，一網打盡。

這話說得不輕：“我們已經掌握了他們會議的時間和路線，新四軍的大腦，這次要全滅。”

施亞夫當時就知道，自己這邊的情報已經被對方滲透了。

可他還得裝作不知情，繼續開會，繼續寒暄。

他趁著敬酒的空隙，問了一句：“司令，您說這消息可靠嗎？”

日軍司令放下杯子，盯著他：“怎么？你懷疑我們安插在新四軍的特務會傳錯消息？”

這一下，氣氛變了。

施亞夫心里一緊，臉上卻笑著：“不不，我是佩服您的安排，居然還有人在他們高層。”說完還舉杯碰了一下，“那我就放心了。”

回到住處，他立刻動手。

寫了一張小紙條，把伏擊計劃和時間節點都寫上，塞進香煙盒的底部，再把煙整整齊齊放回去。

之后讓地下聯絡員送出去。

粟裕收到那包煙時，剛處理完一堆作戰部署。

那會兒天冷，風大，屋里爐子正燒著。

香煙一到，粟裕沒多話，立刻叫來幾個警衛和參謀，調出干部撤離路線圖，一邊看一邊說：“這些人，路上要一個個盯著，誰都不能出事。”

當晚，他幾乎沒合眼。

第二天一早，特務連就出發了。

他們一路追著干部們的行軍路線，一隊隊改道，有的甚至繞了三天才回到部隊。

最晚的一位干部，是第四天才在鹽城邊境找到，離敵人設伏的山口不到十里。

幾天后，電報科長被帶走。

他在會議結束不到半小時內，就通過電報臺發送了“無害的天氣報告”，實則是編碼情報。

施亞夫從日軍那邊的回傳內容中，推斷出問題可能出在電報通信環節。

粟裕沒有公開處理這件事。

電報科長的名字，后來在軍部檔案里悄悄消失了。

但施亞夫的危險還沒結束。1943年，日軍對他產生了懷疑。

那時候，日軍司令部開始對“綏靖軍”進行調整，把原來幾個高級軍官的職務全降了一級，施亞夫也從師長變成了團長。

沒過多久，他還接到一個任務——帶兵去抓捕一個已經暴露的新四軍干部。

時間緊，無法傳遞消息。

他在帶隊前進的途中，故意在敵人崗哨附近制造了一場混亂。“走錯路了，快轉向！”他大喊著指揮隊伍，又讓副官朝空中開槍。

日軍崗哨以為遭遇襲擊，立即還擊。

槍聲一響，目標地的我軍干部立刻撤離，保住了整支小分隊。

這事之后，日軍司令已經基本斷定他有問題。

施亞夫也知道自己不能再留了。

他向黨組織傳遞了請求撤離的情報。

幾個月后，接到允許起義的指令。

他選了一個夜里，帶著部隊打出一條通道，和接應的新四軍部隊匯合了。

他用了整整四年，從地方武裝冒充偽軍，一步步爬上敵軍中將的位置。

最終安全撤出，回到組織。

之后，他繼續在南通一線作戰，直到城市解放。

南通解放那天，城門口掛著紅旗。

有人認出了他，喊了一聲“施師長”。

他停下腳步，笑了笑，說：“別叫我師長，我是新四軍的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