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部將“勸進”的曾國藩，為何最后都沒自立稱帝？原因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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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上柳下

編輯：莉莉絲

在古代封建社會尤其是亂世時期，手握重兵又野心勃勃的軍隊統帥“逆襲”上位的事例比比皆是，其中最為典型的莫過于趙匡胤了，身為五代后周禁軍統領（殿前都點檢）的他，在部將們的“集體勸進”下，直接在軍營里“黃袍加身”，從而奪位稱帝。

而在晚清時期，也有一位統帥獲得了同樣的機會，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曾文正公曾國藩。

上圖_ 曾國藩（1811年－1872年）

• 擁有種種有利因素，卻最終沒有選擇“上位”

成功擊敗太平天國后，曾國藩也迎來了他人生中高光的時刻，此時的他由于赫赫戰功在朝野有著極高的聲望，其湘軍的兵力也發展到了十余萬之眾。而原來被太平軍控制的江南地區，也被其牢牢掌控其中。

在這種局面下，曾國藩的“老部下”們紛紛開始了“勸進”之舉。比如左宗棠就奉上“鼎之輕重，似可問焉”這樣的字條，其用意不言而喻；胡林翼則更是赤裸裸的直呼“東南半壁無主，我公其有意乎”。就連太平天國的降將忠王李秀成，都聲稱將召集太平軍舊部擁戴曾國藩稱帝。而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更是領銜數十員將領，一度夜闖曾國藩的大帳，試圖重演一番晚清版的“黃袍加身”。

上圖_ 李秀成（1823年——1864年8月7日）

然而對于這些“勸進”，曾國藩卻給予了堅決的反對和制止。比如他就將左宗棠的對聯中的“似”改成了“未”，表示自己并無“問鼎”的心思，而面對曾國荃等人的行為，曾國藩更是手書“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的對聯表明心志，以至于曾國荃只得帶著部將們黯然退出。

看似具備一切“上位”條件的曾國藩，最終卻并沒有走上起事的道路，這又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

上圖_ 曾國藩家書

• 首先，在于曾國藩是傳統的儒家知識分子出身，忠君報國的思想濃厚

出身于傳統家庭的曾國藩，自幼飽讀詩書，受過良好的儒家教育和熏陶，后來其又一路沿著科舉的道路步步前進，直到在殿試考取了三甲“同進士出身”并步入仕途，可以說曾國藩一直都是沿襲著一條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傳統讀書人的道路。

在曾國藩寫給弟弟等人的家書中，例如“吾惟以一勤字報吾君，以愛民二字報吾親”“吾輩所以忝竊虛名，為眾所附者，全憑忠義二字。不忘君，謂之忠；不失信于友，謂之義”這樣的語句比比皆是，其中不難看出曾國藩根深蒂固的忠君報國的思想觀念。

上圖_ 左宗棠（1812年—1885年），字季高左宗棠（1812年—1885年），字季高

• 其次，曾國藩帶出的很多“老部下”已經自成體系，且與其都或多或少存在矛盾

在晚清借助鎮壓太平天國不斷崛起的清廷漢族大員中，曾國藩絕對是“祖師爺”一般的存在，即使像李鴻章、左宗棠這樣的“大佬”，其實都是曾國藩一手培養提攜起來的。由此可見曾國藩的地位。

然而，隨著戰事的深入和發展，曾國藩一手培養的這些部將們，也都紛紛成長為了獨當一面的存在，而且也和曾國藩一樣，建立了自己的武裝力量。比如左宗棠雖然在湘軍之列，但他統率的軍隊卻自成體系，稱為楚軍；而李鴻章后來更是另起爐灶組建了淮軍，人數更是發展至7萬人以上，不僅在裝備糧餉方面都超過了湘軍，還擁有很多湘軍不具備的近代科技人才。而清廷出于分化提防曾國藩的用心，也對李鴻章等人大力扶持。

上圖_ 舉著旗幟列隊的湘軍士兵 甘肅

可以說，曾國藩此時更像是一個漢族官僚階層中的“盟主”角色，對手下的部將們缺乏足夠的掌控力度。而且隨著他的老部下們羽翼漸豐，逐漸和曾國藩矛盾迭起。比如在攻打太平天國首都天京（今江蘇南京）的緊要關頭，時任江西巡撫的沈葆楨竟然不經協商，直接截留了朝廷撥付曾國藩的巨額軍餉，根本沒給“老領導”一點面子；而李鴻章隨著淮軍勢力的逐漸增強，也與曾國藩漸行漸遠；就連左宗棠后來也與曾國藩逐漸交惡，兩人還為天京城破后洪秀全的兒子洪天貴福的下落大打筆墨官司。

可以說，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部將擁戴”其實根本就靠不住，甚至可以說，更像是這些老部下為了個人的榮華富貴，而把曾國藩推到前沿。遙想東漢末年，孫權也曾積極“勸進”曹操稱帝，而曹操則看穿了孫權的心思，笑道“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也許曾國藩面對這些“勸進”，內心的想法應該也和曹孟德如出一轍吧！

上圖_ 戰斗中的太平軍

• 再次，曾國藩多次險些喪命，再加上清廷的猜忌，一直處于“誠惶誠恐”的狀態，實在是無心“上位”

曾國藩對于清廷來說確實有“再造”之功，但其實與太平軍交戰卻贏得并不輕松，太平軍不僅兵力雄厚，更不缺乏石達開、陳玉成、李秀成等等智勇雙全的名將統帥，曾國藩不僅兩個弟弟曾國葆、曾國華都戰死沙場，自己都先后有數次差點命喪黃泉，甚至不止一次試圖自盡。而清廷對其的猜忌、防范，也自始至終在折磨著這位看似風光無限的統帥.

曾國藩在家書中“權太重，位太高，虛望太隆，悚惶之至”“憂惶戰栗之象不為少減，自是老年心血虧損之癥”等這樣的描述屢屢出現，其中不難發現其誠惶誠恐的緊張狀態，而且身體也是大不如前。可以說，在這樣的種種重壓和處境下，曾國藩可以說是心力交瘁、沮喪難行，他最后主動解散湘軍，與其說是為了取消清廷的猜忌，更不如說是一種如釋重負的解脫，在這樣的心境下，曾國藩又有什么心思再去謀劃上位呢？

上圖_ 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的海上戰斗場景

• 最后，在于清朝當時還具備著相當的實力，并非病入膏肓

清廷雖然在1840年鴉片戰爭后就開始逐步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但當時還遠沒有到滅亡的地步。實際上，同治帝上臺后，清廷不僅連續鎮壓了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還由于“洋務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軍事和經濟實力，以至于出現了“同光中興”的局面（當然，這種所謂的“中興”更像是回光返照）。

而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戰事后期，清廷都是“坐山觀虎斗”，讓湘軍淮軍等漢族團練武裝在南方和太平軍互相血戰消耗，自身則在北方保存了相當的軍事實力，尤其是騎兵力量。因此在當時，滿清朝廷方面的力量還是相當強大的，而曾國藩等地方大員還是存在著較大的實力差距。

上圖_ 晚清湘軍

就這樣在種種因素的交織下，曾國藩最終并沒有選擇起事反清，而是繼續作為清廷的忠臣而存在，并且通過裁撤湘軍、主動放權等一系列“操作”激流勇退，也實現了自我保全。曾國藩逝世后，清廷追贈其為太傅，謚號“文正”，并下令各省建立專祠紀念。

不僅如此，其家族成員也在清廷頗為重用，其弟曾國荃后官至兩江總督兼通商事務大臣，并加太子太保；其子曾紀澤則官至吏部左侍郎，并曾以出使俄國大使的身份，與沙俄方面斗智斗勇，成功收回了新疆伊犁等地的主權，贏得了晚清時期難得的外交勝利。

參考資料：《曾國藩的正面和側面》 張宏杰著 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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