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慈禧不是關鍵，日本從未想歸屬于中國

慈禧這個名字，總是和晚清的屈辱史緊緊綁定在一起。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日本剛露出侵略獠牙的年代，曾有過一個能將其納入中國版圖的機會，最終卻因多重現實困境而徹底錯失，并非單一人物的決策所能左右。

19世紀70年代，日本明治維新剛起步不久，就迫不及待地走上對外擴張的道路。1874年，日本以牡丹社事件為借口，出兵入侵中國臺灣，雖然最終在清軍的壓力下撤兵，卻逼迫清政府支付了50萬兩白銀賠款。這次得手讓日本野心大增，1875年入侵朝鮮江華島，次年強迫朝鮮簽訂不平等的《江華條約》，1879年更是直接吞并琉球，將其改為沖繩縣。這些藩屬國接連被日本染指，清廷內部的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這個東邊的小國遲早會成為心腹大患。

湘軍重要統帥劉長佑就是其中之一。這位參與過鎮壓太平天國、抵御法國侵略越南的老將，在1881年9月17日正式向朝廷上呈《熟審邊情敬陳管見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對日作戰方案。他主張先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吞并琉球的罪狀，再兵分三路出擊：一路調出東三省的軍隊，從松花江出發直逼庫頁島；一路從朝鮮出兵，扼守日本西部；再派海軍從寧波、定海出發，進軍長崎攻打日本南部。同時，東南沿海早已設防的聯軍可以抵御日本海軍的反撲，而渴望復國的琉球臣民也會主動起兵響應。當時日本剛在1877年經歷了西南戰爭，國內局勢尚未完全穩定，這個計劃從戰略布局上看，確實有實現的可能。

同一時期，洋務運動正在推進，林則徐的女婿沈葆楨作為福州船政的主持者，深知軍隊改革的重要性。1878年前后，時任兩江總督的沈葆楨上奏朝廷，提議廢除僵化的武舉制度，推進陸軍近代化改革，為應對外患打下基礎。可慈禧看到奏折后，下旨“沈葆楨奏飭停武科所請著毋庸議諭”，明確表示不同意這一提議。并非慈禧單純保守，而是武舉制度是維系傳統軍事人才選拔的重要途徑，貿然廢除可能引起軍隊不穩和社會反彈，反映了傳統與現代軍事體制轉型的困境。沈葆楨無奈之下，只能放棄陸軍改革，轉而專注于南洋水師的建設。

劉長佑的伐日計劃遞上去后，最終也未能被采納，但這絕非慈禧一人能單獨決定。當時清廷面臨的壓力確實不小，剛完成收復新疆的戰爭，軍費消耗巨大，國庫空虛，根本難以支撐一場大規模跨海作戰。北方的俄羅斯一直虎視眈眈，西南又面臨法國對越南的侵略威脅，多線危機之下，清廷根本無法集中兵力和資源專門應對日本。再加上清廷高層對日本的威脅認識不足，部分官員認為劉長佑的奏折有“夸大日本實力”之嫌，經過軍機大臣、各部尚書等多方討論后，計劃最終被否決，這背后是整個晚清決策機制的僵化與現實困境的疊加。

更讓人惋惜的是，當時清朝的軍事實力其實并不弱于日本。1888年北洋水師正式成立時，擁有主力艦10艘、輔助艦40余艘，總噸位約4.12萬噸，位列亞洲第一。可成軍后，清朝基本停止了海軍發展，1888年到1894年這六年間，幾乎沒添置一艘新艦。反觀日本，舉全國之力發展海軍，通過發行公債、民眾捐獻等方式籌集軍費，不僅總噸位增至7.2萬噸，超過北洋水師，在艦船質量、火炮射速、彈藥供應等方面也全面領先。其實清朝海軍整體實力（包括南洋、福建、廣東水師）總噸位仍有約8萬噸，超過日本，只是四大水師各自為政，缺乏統一指揮，無法形成合力。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清軍節節敗退，最終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及澎湖列島，賠償白銀兩億兩。此時清廷才意識到日本的威脅，但為時已晚。即便后來有俄、法、德三國干涉還遼，清廷也不得不額外支付3000萬兩白銀，才贖回了遼東半島。而這一切的根源，早在十幾年前就已埋下：如果當初清廷能克服財政困境，整合各方力量，采納沈葆楨的改革建議和劉長佑的伐日計劃，趁日本羽翼未豐時主動布局，或許整個東亞的歷史都會被改寫。

劉長佑直到1887年去世，都沒能看到自己的計劃被重視。沈葆楨在1879年病逝后，福建水師和南洋水師失去了主心骨，后來在中法戰爭中遭受重創，再也無力與列強抗衡。甲午戰爭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曾經的亞洲第一海軍化為泡影，而這支部隊的停滯不前，是晚清制度性弊端與多重現實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并非單一人物的過錯。那些為國家安危殫精竭慮的有識之士，只能在歷史的洪流中，留下無盡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