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羅永浩來吃一吃上海學生餐

▲ 學生餐

文丨談古論今

大家好，這里是談古論今。

前幾天，羅永浩批評西貝的事在網上引起不小的波瀾。

他說西貝的外賣是“豬食”，說這是對食物的侮辱。我能理解他的憤怒——一個對產品有追求的人，看到品質的墮落，自然會感到不適。

但這兩天，當我看到上海家長們在社交媒體上曬出的學生餐照片時，我的第一個念頭是：

老羅，你批評得太早了。

西貝至少還在努力維持“食物”的體面，而這些孩子們面對的，都快不能叫食物了。

上海，好歹還是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

這么說吧，如果朋友來訪，我會帶他去外灘看夜景，去新天地喝咖啡，去美術館看展覽。但我絕對不會讓他看到學生的午餐，那會顛覆他對上海的想象。

有意思的是，“學校午餐難吃”這件事，在上海幾乎是一種共識。

之前有過相關的家長采訪，從金融精英到普通職員，從浦東到浦西，沒有一個人說學校的飯“還可以”。

一位在陸家嘴工作的母親這樣描述：每天下午3：50，學校門口的全家便利店都會提前備好幾百個飯團，因為四點鐘放學鈴一響，饑腸轆轆的學生會像蝗蟲一樣涌入。

“我兒子能一口氣吃三個飯團，”她說，“在學校他基本沒吃東西。”

這讓我想起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的一個觀點：烹飪是文化的開始。

從生食到熟食，標志著人類脫離了純粹的自然狀態。那么反過來說，當食物退化到讓人無法下咽的程度，是否意味著某種文明的倒退？

也許有人會說我太上綱上線了。

那讓我們具體一點，看看這些食物——如果它們還能被稱作食物的話——到底是什么樣子。

根據報道里的圖片，有些菜的褐色肉塊漂浮在不知名的湯汁里，質感介于橡膠和海綿之間。原本應該翠綠的青菜變成了黃褐色，像是在福爾馬林里泡過。

最夸張的是那道“蝦仁炒蛋”——蝦仁居然是臭的。這道菜在9月15號那天被全市統一撤掉，因為“不是所有批次都有問題”。

“不是所有批次都有問題”？

言下之意，偶爾給孩子吃點變質的食物，是可以接受的？

羅蘭·巴特在《神話學》里分析過現代食品工業。他說，工業化把食物變成了“符號”——漢堡不是漢堡，而是美國生活方式；壽司不是壽司，而是日本文化。

那么，代表上海學生餐的是什么？

我覺得是傲慢與麻木。

綠捷實業，這家公司壟斷了上海500多所學校的午餐供應，每天制作50萬份餐食。

壟斷本身未必是問題，問題在于，當壟斷遇上缺失的監管，當利潤凌駕于責任，食物就不再是食物，而成了一門生意——一門穩賺不賠、不需要取悅顧客的生意。

倒不是說綠捷的人沒有孩子，或者他們不懂什么是好的食物。

我相信他們自己的孩子不會吃這樣的午餐。這就是問題所在：當決策者和承受者分離，當付款的家長沒有選擇權，當吃飯的孩子沒有發言權，質量的淪陷就成了必然。

在21世紀的上海，在人均收入超過很多發達國家的城市，居然還讓孩子吃這樣的飯，不得不說是一種諷刺。

更讓人心酸的，是家長們不斷降低的期望。

一開始，他們希望孩子能吃得“營養均衡”；后來，退而求其次，只要“好吃”就行；再后來，標準降到了“能吃”；現在，底線已經變成了“別吃壞肚子”。

有些家長主動提出過加錢——從18元加到25元、30元，只要能改善伙食就行。得到的答復卻是：“不用加，現在挺好的。”

“挺好的。”

這三個字的背后，是一種近乎羞辱的傲慢：你們沒得選，別折騰了。

凡是能夠說的，都能夠說清楚。

但在這個問題上，家長們已經放棄了“說清楚”的努力。他們知道，說了也白說。這種集體失語，比問題更讓人絕望。

有人建議，讓西貝這樣的連鎖品牌進入學校。

說實話，這是典型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問題的根源不在于哪家公司來做，而在于有沒有選擇、有沒有競爭、有沒有監督。

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壟斷必然導致低效。

當一家公司知道無論做得多差都不會失去訂單，它還有什么動力去改進？

我去過日本的小學，那里的“給食”（學校午餐）是這樣的：營養師負責設計菜單，廚師現場制作，做完后校長第一個去試吃，老師和學生必須吃同樣的飯菜。

我倒不是說要照搬國外，但起碼要做到尊重孩子、尊重食物、尊重人的基本需求。

具體怎么做，其實不難。

一是引入三到五家供應商，每學期讓家長和學生投票，得票最低的淘汰；二是建立家長監督委員會，定期去檢查食品情況；三是要求校長老師和學生吃一樣的飯。

這些都是常識。

但也許，最難的恰恰是回到常識。

梁啟超說過：“少年強則國強。”

但如果我們連少年吃的東西都不能保障，這個“強”從何談起？

我不知道改變會不會到來，也不知道要等多久。

但至少，我們不能假裝看不見。

因為那些餐盒里裝的，不只是食物，還有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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