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河縣源于許商純屬瞎編

編者按： 地名起源對于地方歷史文化建設(shè)，是第一等的大事，所以不可不慎重。不可捕風(fēng)捉影，不可因字附會。而商河縣在縣名起源中，把許商作地名起源人，毫無疑問是錯誤的。商河又設(shè)立了許商街道辦、建設(shè)了許商公園、立了許商雕像，把假歷史當成歷史，無疑是對商河地名的最大傷害。 本文作者李忠湖先生，多年研究商河地方文化，但其真知灼見，未能阻止地方文化的造假。 商河縣名來源是明確的，是以河為名。

丁山先生在《商周史料考證》中指出：“此河(商河)，俗名小漳河，世又謂之清水，顯然是由清漳一名分衍出來的。……蓋河水屢次改道，穿沒清漳的中流，隨地而名張甲河、屯氏河，將清漳與小漳河隔成兩段。于是后人但知濁漳入滹沱，而不知清漳古代本由商河入海了。卜辭所見滳字，從水，商聲，正是商河的本名。……商之為商，得名於滳。”王玉哲先生指出： “清漳下游，一名商河，正與卜辭所見滳水名字相應(yīng)。”“這商地之水名之為滳水，就使我們推想，商地最早的發(fā)祥地”就在這里。( 中華遠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早在公元前二世紀，司馬遷在《史記· 殷本紀》中寫道：“殷契……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xùn)，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于商，賜姓子氏。契興于唐、虞、大禹之際，功業(yè)著于百姓，百姓以平。”由于司馬遷只是提到了契被“封于商”，而沒有指明“商”的地望，后世學(xué)者便各抒己見，為“商”定位，導(dǎo)致商族起源問題自古至今莫衷一是,較大的學(xué)說有西方說、東方說、北方說、東北說、晉南說、中原說、江浙說、夏商周三族同源說等等。筆者依據(jù)手中掌握的些許資料，在博采群書、薈萃眾說、繼承前者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上，不揣淺陋、不避譏嫌，僅就此課題涉及滳河流域這一特定方面的論證粗略地提出自己的觀點，權(quán)作為商族起源諸說添一話題，并以此求教于諸方家。
甲骨文中有一滳字，是水名。滳水在卜辭中屢見：“王其侑於滳，在有石燎有雨”、“王其尋舟於滳，亡災(zāi)”、“ 涉滳，至磬，射左豕，擒”、“求年於滳，求禾於滳”，可見滳河在商代是一條重要河流。“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禮記·表記》)殷墟卜辭曾多次記載殷人祭祀滳水。我國史界曾有學(xué)者對滳水這樣比黃河小得多的河流被神化感到大惑不解。余方平先生在《殷人神化滳洹二水之原因淺析》一文中指出，其實，將卜辭記載與考古學(xué)、歷史學(xué)、文獻學(xué)、音韻學(xué)等研究成果結(jié)合起來分析，可以看出，滳水流域曾是商族的起源地，殷人自然要奉為神靈，世代祭祀，以示永志不忘祖先發(fā)祥之地，同時亦祈求滳之神靈永遠福佑殷人及其后嗣。

商之名當源于滳水，既為昭明居地之名，又演變?yōu)樯套宓淖迕壬袒顒又行脑跐C河流域。孫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契封于商，這個‘商’，就是‘滳’的同音字。按著音同通用的規(guī)律，可以說，作為契所居住的這個‘商’，其地就是滳水流域。從字形上看，‘滳’是水名，故從水，商聲。此字去‘水’，則為‘商’，因此，如稱水之名則為‘滳’水，稱族之名則為‘商’族或‘商’人。商族之名，由‘滳’而起，這就是商族的來源。”

曾經(jīng)有人稱商是一個航海的民族。早在商湯滅夏以前，商便已是一個興起于渤海西岸的強大諸侯國。那時商的活動區(qū)域集中在商河流域，所以商的名稱也就出自于商河的商字。而當時這條賦予了商名字的商河，是一條直接流入大海的河流。所以從很早以前開始，商的買賣人就已經(jīng)順流而下，把生意做到了海上。(據(jù)CCTV《走近科學(xué)》2008第10期)

那么，這條以“滳”字為名的河流在哪里呢？從浩如煙海的文獻資料中，我們可以歸納以下幾種說法：

一、“滳河即漳河”說。楊樹達、丁山、于省吾、葛毅卿、錢穆等先生，從音韻學(xué)角度，提出古代“滳”、“漳”二字互通，滳河即漳河。白壽彝、王玉哲認定“商漳相通，商人所以稱商，由于商人遠族居于漳水，而最早漳水就叫滳水的緣故。”葛毅卿《說滳》中以“滳”讀為“漳”，楊樹達《釋滳》也是以“滳”為漳水，他認為：“古章商音同。《說文·三篇上· 冏部》云：‘商，從外知內(nèi)也，從冏，章省聲。’……《水經(jīng)·河水篇》云：‘又東北過楊虛縣東，商河出焉。’酈《注》云：‘一曰小漳河。’此皆古章商通假之證也。”

二、“滳河改名漳河”說。此說可以白壽彝先生為代表，此說的主要論據(jù)為“武王伐紂，商朝滅亡。可是周公旦對商朝仍不放心，為了消除商朝的歷史痕跡，遂將滳河改名為漳河”。

三、“上游與下游”說。王玉哲先生說：“清漳下游，一名商河，正與卜辭所見滳水名字相應(yīng)。”丁山先生在《商周史料考證》中指出：“此河(商河)，俗名小漳河，世又謂之清水，顯然是由清漳一名分衍出來的。”諸如此類觀點，論述很多，恕不一一列舉。

我們先看第一種觀點，即“滳河即漳河”說。綜合此說的主要依據(jù)，不外乎兩點，一是音韻學(xué)，以為“滳漳音近”，二是滳漳古可通假。從文字學(xué)、音韻學(xué)的角度，我們承認它的合理性。按照這一理論，那么，章亥也可以是商亥，章丘也可以是商丘，滳河被黃河腰截后又重源潛發(fā)處的楊墟就可以是商墟，因為與“滳”字音近的、可通的字不止于僅僅一個“漳”字。這一理論，在古文字研究中發(fā)揮過積極作用，但也導(dǎo)致了許多古地名認證上的混亂，例如，在先商地名中出現(xiàn)的“亳”字，利用這一理論就可以引出“蕃”、“博”、“薄”、“勃”、“鵓”等等一大串，從而成為各說各有理的依據(jù)。然而，近則近矣，通則通也，畢竟不是本字。舍其主而尋其鄰、棄本體而求通假，就有點喧賓奪主、本末倒置了。此說究其實只不過是因為甲骨卜辭里有“滳”而沒有“漳”，又在沒有積極探尋“滳”所在地的情況下，只能用“音近”、“通假”的“釋說”而已。

第二種“滳河改名漳河”說，筆者認為這只是一種推斷。如果周公旦真的“對商朝仍不放心，為了消除商朝的歷史痕跡，遂將滳河改名為漳河”，還不如改一個與“滳”毫無相干的遠音字，那樣“商朝的歷史痕跡”不就“消除”的更“干凈”嗎？

第三種“上游與下游”說，筆者認為是有道理的。張京華先生在《殷商民族溯源及其文化特點》中說：“古代黃河經(jīng)由滹沱水道入海，漳河起初由滳河入海，后改道滹沱。”也正如丁山先生所說“蓋河水屢次改道，穿沒清漳的中流，隨地而名張甲河、屯氏河，將清漳與小漳河隔成兩段。于是后人但知濁漳入滹沱，而不知清漳古代本由商河入海了。卜辭所見滳字，從水，商聲，正是商河的本名。”“清漳下游一名商河，正與卜辭所見滳水名字相應(yīng)，殷商時代漳河的干流，應(yīng)該屬此。”這里明確認定了卜辭所見滳水是指古滳河的下游、卜辭所見滳字正是清漳下游商河的本名，這也就明確指定了商族先人活動的區(qū)域。

這條直接入海的、上游被后世訛曰“漳河”的滳河，因黃河改道被攔腰截斷，其水不可能繼續(xù)穿過黃河而東去，從此便與其下游失去了聯(lián)系。先秦典籍《山海經(jīng)》之“精衛(wèi)”篇中記載“……漳水出焉，東流注于河。”西來之水先是注入了黃河，后因黃河水道淤積河床增高等諸多因素，致使此水難以入黃而被迫竄入衛(wèi)河。被隔斷了的滳河下游已成了無源之水，后借河漯交匯之處積潭涌出，方使?jié)C河得以重流。正如酈道元《水經(jīng)注》中所說：“商河首授河水，亦漯水及澤水所潭也。淵而不流，世謂之清水。自此雖沙漲填塞，厥跡尚存。歷澤而北，俗謂之落里坈……又北，重源潛發(fā)，亦曰小漳河。商、漳聲相近，故字與讀移耳。”此后的滳河因沒有了自己的源頭，其水勢受制于漯黃交匯處落里坈涌量的大小，時急時緩、或顯或微、亦斷亦續(xù)；更甚者時遭黃河決堤之累，幾番淪為黃河的附庸；又經(jīng)黃泛在此地域常年漫流，使河道積沙淤塞，漸漸便鮮為人知,導(dǎo)致這條潤育了先商文明并被奉若神靈的古水長期被史學(xué)界所忽視。

雖然被黃河攔腰截斷的滳河上游被后世訛曰了漳河，然而，其下游卻堅持著自己“滳”的河名。“滳”字的出現(xiàn)，除了甲骨卜辭的記載，歷代史志文獻都證實著它的存在。漢成帝時桑欽著《水經(jīng)》三卷，有名之水一百三十七，其一即商河。隋開皇十六年，於滳水流域置滳河縣，因縣南滳河而得名，此即明確地為滳河的地望定了位。《水經(jīng)》及《水經(jīng)注》幾經(jīng)傳抄翻刻，其中記載的“商河”水名，原版用字是“滳”還是“商”，筆者限于自身的條件已不可知曉。“魏晉以來總地志中保留下來的最古的一部”唐李吉甫所作《元和郡縣志》及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樂史撰《太平寰宇記》中，凡寫至這條河時則皆是用“滳”做河名記載的，正如楊守敬所說：“《元和志》、《寰宇記》作滳。《集韻》，滳，尸羊切，水名。”明《商河縣志》有“考商河舊名滳水鎮(zhèn)”的記載，《重修商河縣志》論及此云：“滳河縣置於隋，治滳水鎮(zhèn)”。“滳水鎮(zhèn)之名由於滳河之水”。以“滳”為河流名稱的，只有流經(jīng)商河縣境的這條“滳河”； 曾以“滳”字為地名的，歷史上除了現(xiàn)在的商河縣，其他任何地方至今未見有記載。

《水經(jīng)》及《水經(jīng)注》中描述的商河流經(jīng)，在某某縣下都沒有標明所距里程，往往容易使人聯(lián)想到指的是離其最近的故篤馬河(亦稱“馬頰枯河，即今大沙河)。然而，《寰宇記》則在其流經(jīng)的東西兩個縣下作了注明，安德縣下：“滳水在縣西南八十里”、厭次縣下：“滳河在縣南四十里”。(《元和志》與此同。唐、宋厭次在今惠民縣東南四十里。)由此可見，《水經(jīng)》及《水經(jīng)注》記載的商河流經(jīng)某某縣故城南只不過指了個大體方位，并非緊臨彼縣故城，雖然古今所計里數(shù)不盡相同，但從例舉距離卻亦可見所指不是今大沙河了。《水經(jīng)》中敘述商河流經(jīng)的平昌、般縣、樂陵等故縣，在《元和志》、《寰宇記》中均沒有滳河的記載。《寰宇記》對德平縣的記述是：“本漢平昌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縣西南三十里，即漢理所”。由此可知漢時的平昌故城位置在南，后至宋時縣城早已北移、縣域變遷，滳河則已不在彼縣的范圍了。《寰宇記》記滳河縣，“隋開皇十六年，於扐故城置滳河縣，以縣南滳河為名。……馬頰枯河，在縣北二十里。滳河，在縣北十五里。”這里可看出明顯的矛盾：先是“以縣南滳河為名”，后又說“滳河，在縣北十五里”。此矛盾只能解釋為將縣南的“滳河”與縣北的“馬頰枯河”相混了，若縣“北”為“南”之誤，則與滳河所在的位置基本相符。

滳河是流經(jīng)商河境內(nèi)最長的河流，《商河縣志》載：“小支河(俗名古滳河)，自濟陽溫家橋入縣境，行一百一十里，至瞻圣橋入惠民界，通志作商河，即古滳河誤。”《惠民縣志》載：【商河】河即古滳河，上源久無考。今從濟陽縣溫家橋來，入商河縣界，經(jīng)安子莊、太平橋、邴家橋至瞻圣橋入縣(惠民)界。東經(jīng)楊家堰為龍蹤河，又經(jīng)歇馬亭、堿場店、永利鎮(zhèn)入濱州界。《禹貢錐指》曰：滳河行大河(指黃河)之南，漯水(今徒駭河故道)之北。《太平寰宇記》曰：黃河在商河城南十八里。由此可明確認定滳河在今商河境內(nèi)的具體位置。關(guān)于滳河的大小，很少有資料記載，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三十一有“商河，在州(武定)南四十里，亦從商河縣流入境，……俗謂之大河，方十余頃，其北有堤橫亙，州人賴之”的記述，知其“俗謂之大河”。甲骨卜辭中有“滳南”、“滳北”的刻辭，證明滳河是東西流向。商河縣境內(nèi)有史可考的東西流向的河道有四條，“漯水南駛，篤馬北流”，中間兩條商河，古滳河於黃泛時曾一度成為漯水的支流，所以當?shù)赜小靶≈Ш印敝涣硪粭l則是河道變遷所致的“商河古跡”。(見《商河縣志》河渠圖)此均在《水經(jīng)》敘述的商河流經(jīng)的位置，雖然河道時有變更，但始終沒離開此地理區(qū)域。商是一個興起于渤海西岸、以玄鳥為圖騰的部落，是習(xí)慣帶著“商”的名字不斷遷徙而后進入中原一帶的。所謂先商文化漳河型以及中原一帶發(fā)現(xiàn)的遺跡，只不過是遷徙過程中或遷徙之后的遺留。

曾經(jīng)出現(xiàn)的“商河因許商而名”之說，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人們對滳河的認識。《元和郡縣志》所記漢鴻嘉四年，河水泛溢，河堤都尉許商鑿此河通海，故以商為名。清代歷史地理考據(jù)大家楊守敬在其《水經(jīng)注疏》中指出：“《漢書·溝洫志》但言鴻嘉四年孫禁議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許商以為不可，無商鑿河事。《元和志》所云，蓋出后人傳會。”《重修商河縣志》論及此云：“滳河縣置於隋，治滳水鎮(zhèn)”。“滳水鎮(zhèn)之名由於滳河之水”。“唐李吉甫作元和郡國志謂因許商鑿河而名，不知許商駁孫禁之欲開河，又安能自開河？”“漢成帝時桑欽著水經(jīng)三卷，有名之水一百三十七，其一即商河。欽之所言必皆舊名，許商與欽近乎同時，是滳水不始於許商之明證。”“漢書在先，元和志在后，宜以漢書為憑。”該縣志并載有邑歲貢生、清《商河縣鄉(xiāng)土志》主編王心廉詩一首：“許商并未鑿商河，名宦登祠抱愧多。滳水源流詳酈注，誤入郡國是元和。”詩下注說：“滳水載漢桑欽《水經(jīng)》，殷商時已有此水名。隋置滳河縣作滳字，宋以后始去水旁作商。商滳古字通用，商河因滳水得名，起源甚著，與許商無干。舊志引《元和郡國志》‘許商鑿河通海’，遂以名河之說，謂縣以許商治河得名，據(jù)此登許商於名宦，貽誤后學(xué)者千有余年，至今猶承訛襲謬。”

這條歷盡滄桑的古滳河，雖曾經(jīng)常年淤塞，但故道依然清晰可辨；雖流域內(nèi)各地俗名有異(商河縣及鄰縣曾稱“小支河”、“土馬河”)，然依舊上下貫通、一脈相承，仍以其蒼老的容顏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堅強地昭示著它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