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疑人說，他沒有“如實供述犯罪事實”

刑事會見是律師辦理刑事辯護業務的核心環節，而在這一“核心環節”中，有一個非常敏感，大多數“業務培訓”都不會提及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合規地進行偵查輔導。

偵查輔導，有的同行也稱之為審訊輔導，在當事人家屬的口中一般稱之為“你跟他說，不是他做的事情不要自己扛”——當然，這種期待最后容易演化成“律師你去教教他怎么說”“告訴他哪些該說哪些不該說”，進而使得本應合規且極富技術含量的“輔導”，變成了簡單粗暴的妨礙作證。

需要注意的是，偵查輔導雖然常常被“避諱不談”，但其也并非完全是敏感且危險的。比如，在一些商事活動引發的刑事案件中，刑事犯罪指控與經濟糾紛的界限并非界限分明，這個時候律師輔助當事人將案件中更加貼近經濟糾紛的事實進行呈現，對案件的定性有時會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有一種案件里，律師開展偵查輔導工作的難度便陡然上升：嫌疑人明確告知律師，自己在被捕后，或是基于自己對案件和罪名的認識，或是基于“試探司法機關底牌”的僥幸心理，或是出于意氣用事，以至于沒有如實向司法機關陳述案件事實。這種情形下，律師開展偵查輔導工作，容易陷入一種尷尬的境地：

如果按照當事人原有的“不實供述”作偵查輔導，且不說眾所周知的“妨礙作證罪”“偽證罪”的職業風險，最重要的是，當掌握“證據底牌”的司法機關辦案人員發現律師也跟著嫌疑人一起睜眼說瞎話，那么無論是辯護律師本人，還是律師群體，都將失去僅存的、本就被部分社會群體不認可的職業信譽，甚至可能導致辦案人員在該案的剩余辦案階段中，不會再信任律師發表的任何辯護意見、提交的任何證據，所有的法律文書都將成為華麗的廢紙，最終承擔后果的還是當事人自己。而律師，則會在訴苦“刑事辯護環境為什么這么惡劣”時，回想起眾多原因之一是否出自自己身上。

但是，如果律師堅持“讓當事人如實供述”，這個困難就解決了嗎？事情恐怕并不會變得更簡單。如果律師強令要求當事人改變供述，以“最還原事實”的版本陳述，且不說是否會招致當事人的反感，導致諸如“我花這么多錢請你給我出主意，你就只會勸我認罪”這種指責出現，單論改變供述若真的帶來更重刑責，“堅持吐真”就會陷入“違反律師維護當事人利益”的職業道德困境——如果不如實供述，尚有一絲渾水摸魚蒙混過關的可能，完全“吐真”，則必然會招致最嚴厲的刑法定性和刑罰打擊，那么這個時候，作為律師，真的能夠毫無心理負擔地說出“你如實陳述”嗎？

在這兩難境地之間，究竟應該如何選擇？因為每個案件的情況不同，因此我不分享具體的抉擇、實操，只分享自己的幾點想法：

第一，在大多數的情況下，辦案人員提審并不是來“求解”，而是來“求證”，因此不要期待“通過虛假陳述來回避針對犯罪活動的偵查”。所謂“求解”，就是指尋求疑問的解開，實現從不明到明，在這種情況下，供述既是訴訟證據，也是偵查線索，信息價值極高。但現如今大多數案件的行為模式單一且傳統，涉及人員較少，行為環節簡單，辦案人員的提訊發問并非“求解”，而是“心中已有答案，但是需要更多信息用于印證”，因此是為“求證”。相對于“求解”來說，“求證”講求的是多個證據之間的相互印證，對于個體證據（尤其是言辭證據）的容錯率是比較高的。比如五個嫌疑人，其中四個嫌疑人的供述指向其中一個方向，而另外一個嫌疑人的供述指向相反方向，這種情況下，只需要綜合比對不同嫌疑人的供述，并用客觀證據進行對比，最后的事實很快就能顯現。

第二，對于數額犯而言，供述的價值是極其有限的，因此過度關注“供述的雕琢”，是沒有意義的，“通過虛假陳述擾亂數額認定”的想法不僅可笑，而且反而讓“不配合”的人設暴露。比如對于走私普通貨物罪案件而言，最重要的量刑因素在于走私貨物對應的稅額，而對稅額的認定，往往取決于走私貨物的品類及走私貨物數量，而對于這兩個信息的認定，一般不會基于嫌疑人的陳述直接得出結論（甚至不會基于聊天記錄進行認定，當然，個別情況下可能會給予往來賬目進行判定），而往往基于現場查扣的貨物進行研判。因此，在數額（稅額）認定層面，過度關注“口供的雕琢”反而是一件性價比極低的事情，又辛苦，又低效。

第三，“有限打擊”可能存在，但是不要給予過高的期待。現實中，因為地域管轄的原因、司法資源有限的原因，針對某些犯罪案件的打擊確實存在著“打擊范圍”的說法，即“劃定一個標準，這個標準可能是某個時間段，也可能是某個獲利數額線，也有可能是跟核心犯罪行為的關聯度”，打擊范圍以內的一律追訴，打擊范圍以外的網開一面。

因為“打擊范圍”的真實存在，確實有一部分涉案人員“蒙混過關”。但是據我自己判斷，首先這種“有限度打擊”的情況越來越少，因為當下大數據分析、警銀合作、人臉識別技術越來越高效便捷，打擊團伙犯罪并不像過往一樣需要耗費過量的司法資源。

此外，存在“有限度打擊”的案件一般都是與“可能存在合規商事行為和犯罪活動混同”的商事犯罪案件相關，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避免刑罰的過度打擊影響正常的商事活動，司法機關之間可能會達成“有限度打擊”的默契，但針對組織賣淫犯罪、出售發票犯罪、非法經營煙草制品犯罪等違法屬性高的案件，除非客觀證據確實不充分，否則一般較少適用“有限度打擊”的說法。

第四，“參與時間”“參與作用”“作案動機”等非直接決定刑罰結果的因素，有時確實容易出現蒙混過關的現象。一般來說，對“參與時間”的調查是為了對某一特定嫌疑人“應對多少數量/數額承擔刑事責任”作出認定，在實踐中確實容易出現“參與時間不明”的情況，以此作有利于嫌疑人的推斷。

比如在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中，因為確實缺乏客觀證據予以證明，作為從犯之一的當事人在“多年前參與開票團伙時間”認定上存在疑議，這將影響“涉及開票稅額”的認定。最終公訴機關基于當事人所陳述“精確到月”的陳述，按該月 31 日開始起算開票稅額，從某種程度而言，也算是“完全基于供述來決定”。在這種情況下，供述中多一個月、少一個月，可能會對最終的處理結果產生影響。在類似的案件中，如果嫌疑人確實沒有如實供述，那么的確可能有蒙混過關的可能性——當然，法庭雖然沒有辦法成為全知全能的神明，但嫌疑人也不應完全心存僥幸，因為公訴機關不排除通過交叉指證的方式來進行認定，而且客觀證據是否真的不充分，也并非嫌疑人或者律師想當然能認定的。

最后，一點題外話。刑事案件中，有的時候確實存在“渾水摸魚”蒙混過關的情況，正如同為什么那么多人熱衷于找“神秘力量”，自然是因為有人嘗過甜頭，通過“神秘力量”擺平過事情，加之國人對權力又有一種難以言說的崇拜，因而才會有人屢屢在“神秘力量”上損兵折將。

從我做律師開始，我就清楚地認識到，我所要面對的訴訟環境，并不是教科書和培訓講座上所說的那么單純，“因果”定律有時候也并非如主流觀點一般事事靈驗，好人有好報，辛苦換得辯護觀點采納和當事人認可，只是理想狀態。

真實的訴訟中，實現訴求的路有很多種，找律師，踏踏實實地準備、應對，是一種；找神秘力量，用鈔能力或者其他能力擺平風險，也是一種；渾水摸魚，靠自己的“聰明才智”蒙混過關，也是一種。

以上三種都有可能實現目的，也都可能“花了錢卻沒有任何用處”，誰也不比誰更高尚，誰也別看不起誰。當然了，無論最后是“花了錢辦不成事”，還是“早知道還是花點錢辦事”，都要學會愿賭服輸，只不過換我選，我自己會比較愿意選第一種，請個律師踏踏實實地做好應訴準備。不是因為我自命清高，也不是找“神秘力量”、渾水摸魚蒙混過關不好，而是因為我喜歡選擇業務邏輯清晰的路徑，而“神秘力量”之所以“神秘”，渾水摸魚之所以“渾水”，就在于我看不懂。

只要看不懂，就有可能是騙局，是迷陣，是不可逆的陡崖。相比之下，直白告訴你哪些能做得到，哪些做不到，哪些爭取去做到的律師，我覺得相對可靠一些。

[完]

葉東杭

廣東金橋百信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刑事部副主任，高校法學院證據法學課程校外導師。從業期間，葉東杭律師主攻信息網絡犯罪、經濟犯罪、稅務犯罪辯護，每年經辦大量刑事案件，擁有豐富的信息網絡犯罪、稅務犯罪辯護經驗，曾在經辦的多個案件中取得不起訴（無罪）、無強制措施釋放（無罪）、緩刑、勝訴、二審改判勝訴等成果及偵查階段取保候審、不批捕取保候審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