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間地頭與都市劇場，百年秦腔劇社如何直面生存與創新？

【文/新潮觀魚 嚴珊珊】

凜冬，甘肅省天水市麥積區馬跑泉鎮，十里八鄉的鄉親們攜老挈幼，搬著小板凳聚集在滲金寺前的廣場上。大爺和老伴帶著自家蒸的饃饃當干糧，為了占個好位置，提前幾個小時趕到，連水也不敢多喝，在寒風中一坐就是三四個小時，只為了聽一口地道的秦腔。

西安三意社在甘肅馬跑泉鎮演出現場。 三意社供圖，下同

臺上，西安三意社帶來《火焰駒》《楊門女將》《鍘美案》《忠保國》等看家大戲，上到八旬老人，下到十歲孩童，精彩段落能一字不差地跟唱。表演期間，大雪突降，鄉黨們裹緊了衣領，熱情不減，掌聲叫好聲混合著周圍叫賣食物的聲音，熱氣升騰。風雪中，臺上唱腔慷慨豪邁，臺下喝彩聲穿透雪幕。

西安三意社在甘肅馬跑泉鎮演出現場。

同一脈秦腔，在2025年黃浦江畔的上海國際藝術節上，換上了現代劇場的舞美燈光。1600多位觀眾屏息凝神，帶著對新編秦腔歷史劇《無字碑》的好奇甚至疑慮來到東方藝術中心——新編戲文能比得上千錘百煉的老戲嗎？秦腔是田間地頭熱鬧釋放的藝術，在禁止喧鬧的現代劇場端坐著看，還有那個勁兒嗎？

隨著劇情層層展開，主演侯紅琴帶著歲月沉淀的唱腔與一代女皇武則天剛柔并濟的氣質渾然相契。觀眾發現，原來新編劇本也能引人入勝，慷慨深沉的秦腔不在露天舞臺也能散發悲涼蒼勁。謝幕時掌聲如潮。

《無字碑》劇照

從黃土高原到上海國際藝術節“愛我中華”系列演出舞臺，秦腔這門地域色彩濃厚、扎根土地的藝術門類，與許多傳統劇種一樣，正在努力適應時代變化，希望融入現代生活，觸及年輕群體。然而，隨著核心觀眾不斷老去、人才青黃不接，秦腔面臨著十分現實的生存和傳承的挑戰。

近日，觀察者網新潮觀魚欄目獨家對話西安三意社領軍人、梅花獎得主、上海白玉蘭戲劇表演藝術獎獲得者、一級演員侯紅琴，聽她講述傳統戲曲在根基與創新之間的取舍，以及秦腔人臺前幕后的堅守。

侯紅琴工作照。侯紅琴主工閨閣旦，師從著名秦腔表演藝術家肖玉玲。

“大家不愿冒險創排新戲，但為劇種長遠發展，必須邁出這一步”

作為陜西省秦腔三大院團之一，西安三意社的前身是“長慶班”，1895年由蘇長泰在陜西華陰組建，1921年更名為三意社，130年來，涌現出了蘇哲民、蘇育民、蘇蕊娥、王輔生、周輔國、喬新賢、李正華、肖玉玲等名角。這樣一家百年老社，日常工作除了復排經典劇目，一項重要的使命就是每隔幾年要推出一部立得住、傳得開的新編戲。

三意社黨支部書記、執行董事兼總經理侯紅琴用“十年磨一戲”來形容這種謹慎的產出。“說實話，對現在全國各大院團來說，內心深處大家不太愿意去冒險創作這樣的新編大戲，因為要花費精力、財力、人力、物力，創作出來還未必被觀眾認可。”

“但是一個大型院團又不能不推出這樣的大戲，一方面邀請外面的大咖加入，可以提升團隊能力；另一方面不能光在自己一畝三分地搞創作，通過新編劇目走出去能打開視角，和全國院團相互交流學習，不至于成為井底之蛙，能讓劇種走得更遠，所以還是要敢于創作新戲。”

此番亮相上海國際藝術節的《無字碑》，就是三意社歷時六年打磨的作品。全劇以武則天為主人公，通過《鉤心》《進餅》《入戲》《面碑》四折劇情，展現了她在丈夫早逝、兒子心生嫌隙、朝堂風譎云詭的環境中，如何固權立位和自持自處。作品希望超越簡單的善惡人物定論，刻畫出武則天的霸氣、機敏、孤獨與柔情等復雜性格，探索和走進這位女皇的內心深處。

《無字碑》劇照

為了編創這出大戲，三意社破例從陜西省外力邀劇作高手——一級編劇、江蘇省戲劇文學創作院院長羅周，一級導演、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學博士生導師張曼君，并外請了舞美、設計、燈光人員。

侯紅琴告訴新潮觀魚，從2018年開始籌備《無字碑》，到2024年在西安首演，該劇光是劇本階段就召開了七八次專家研討會，劇本被一次次推翻修改。

既然這么難，為什么要挑戰這個改編難度大、爭議大的歷史人物呢？她笑稱：“無心插柳柳成蔭。”

“2018、19年左右，現實題材和紅色題材的新編劇特別火，那一階段幾乎沒人創作歷史題材。我去找編劇羅周老師，想請她給我們寫一出紅色題材的戲。我們面對面聊了好久，她突然看著我說‘我咋覺得你特別適合武則天’，我很驚訝，她說‘你看，武則天本身與西安有淵源，而且她不僅僅是一個女性符號，也是中國歷史上的代表人物，用大秦之腔演繹這個故事，得天獨厚，別人無法替代。再說秦腔善于塑造帝王將相，你演這個題材比演現代題材或紅色題材更合適，身上的氣質也符合’。”

《無字碑》劇照

侯紅琴被編劇羅周這番話說動了，但她也明白，一旦扎進歷史題材的創作中，編創周期會大幅拉長，劇社需要投入比現代題材多得多的人力物力。“我最后想想還是得編創一出能觸動人心的戲，哪怕此時此刻我們排不出來，經過幾年的打磨提升，推出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精品劇作才有意義。”

項目申報初期，歷史題材與當時文藝宣傳口的側重點有一定出入，團隊也自覺劇本不夠完善，為了后面少走彎路，前期工作必須要扎實，于是和專家一起研討，反復打磨劇本，最終成功申請到了國家藝術基金。

侯紅琴坦言，對于地方院團而言，獲得國家藝術基金的扶持很關鍵，以《無字碑》為例，這筆兩百多萬元的經費不僅可用于支付外請專家費用和部分編創開支，還能帶動省、市各級給予一定的資金支持，為劇團緩解了不小的經濟壓力。

當然，要入選也不是易事，得和全國各院團、各劇種在一起競爭，接受專家統一評選。“如果落選，我們做好了自籌資金的準備，劇作規模要調整，大有大的‘鬧法’，小有小的‘鬧法’，‘小打小鬧’我們也要把劇目推出來。當然，如果獲得了國家扶持，我們就有底氣了，能考慮邀請更多大咖加入，讓劇目走得更遠。”

“交完8-10萬的租場費就沒剩多少了，所以得先把戲立起來”

被問及《無字碑》2024年首演至今票務收入是否實現盈利，侯紅琴直言，這樣一部戲的成本不是一兩年就能收回的。“從全國來說，幾乎沒人指望創排一個新劇目能賺很多錢，能包住成本就非常慶幸了，這是一個殘酷的現實，咱們不能說假話。”

侯紅琴進一步介紹道，目前，西北五省戲劇主創人才比較稀缺，編劇、導演、舞美、燈光等工種都處在青黃不接的階段，要外請人員，創作成本就提高了很多。此外，這出戲要在城市劇場商演，租場費是一筆不小的費用。

在《無字碑》上海演出后臺，三意社的宣傳人員劉磊向新潮觀魚介紹道，秦腔在城市商業演出一般分兩種模式，一種是和劇場進行票房分成的深度合作，另一種則是單純租用場地。若是分成合作，劇場通常會主動投入宣傳資源，例如在當地戶外大屏、電梯、地鐵投放廣告，或邀請當地自媒體達人進行推廣；而如果是租場，劇場一般只負責售票，剩下就不管了。

侯紅琴表示，三意社沒有獨立劇場，租場費用是一筆固定支出，所以編排劇目一定要考慮長期效益：“租一個劇場要8-10萬，賣多少票才夠？前期《無字碑》演了幾輪票房特別火爆，但是交完租場費再給大家發演出費，就沒剩多少了。所以我們的初衷就是先把戲立起來，獲得觀眾認可后，再想想怎么進一步推廣——不僅要走進大城市乃至國外，更重要的是要走進田間地頭，走到群眾中間去。《無字碑》舞美是按照劇場設計的，我們要思考在田間地頭的簡易舞臺怎么演，得重新編排，適應各種場地，這是我們下一步要做的事。”

西安三意社下鄉演出現場。

侯紅琴認為，雖然三意社從事業單位轉國企后，需要承擔一定經營壓力，但作為一個有擔當的劇社，既要注重市場效益，也要注重社會效益。“不能說排了一出戲就把它放起來了，我們的初衷是要排一個能長期演出的戲。盡管回收成本的周期很長，但我們推廣了秦腔，讓更多人了解秦腔文化和陜西的戲曲文化，在國際藝術節這種平臺代表中國聲音，讓大家看到秦腔的厚重、唐朝的服飾文化，同時也鍛煉了我們的演員，這是用金錢無法衡量的。”

談到劇社的經營狀況，侯紅琴很感恩國家對傳統戲曲的扶持，坦言雖然現狀還是很艱難，靠商演無法做到將劇社經營得風生水起，但他們不會放棄，有“向死而生、不畏艱難”的干勁，相信在國家的扶持下，秦腔這個劇種會越來越好，劇社的發展也會越來越好。

“有次演出借住村民家，一位演員哭著說‘家里人對我都沒這么好過’”

對于三意社這樣一家聲動西北五省的老戲班來說，每年在城市劇場演出的頻率其實不如在田間地頭多，全年可能有一大半時間都在甘肅、寧夏等地的集市廟會演出，這部分演出收入可能占到全團全年演出收入的六七成。

據三意社宣傳人員劉磊介紹，西北多地有舉辦廟會的習俗，當地群眾會自行籌款請戲班演出。資金來源中，既有當地普通鄉親的情義支持，50、500、1000元的都有，也少不了在外經商的同鄉人的慷慨助力，有的老板會一次性給村里贊助十余萬元。

“不能以數額來衡量人的貢獻，很多人在外地工作，捐錢就是讓留在村里的親戚去看戲。每次下鄉演出，我們也很有成就感，因為底下觀眾多，演員會很興奮。秦腔的根在黃土地里，下鄉演出時，有的地方土很厚，灰很大，在那駐演幾天，我們身上也有了土，心里就特別踏實，當地的戲迷從幾歲的小孩到八十多歲的老人，那種熱愛，真的令人動容。”

劉磊還記得去寧夏西吉縣演出時，沒有招待所，大家要借宿村民家，每家領幾個工作人員。位于黃土高原上的西吉，土層深厚但土質疏松，下一夜的大雨第二天地都能干透，農作物幾乎只有土豆。在這樣的地方，三意社感受到了群眾最質樸的對戲的熱愛。

西安三意社下鄉演出盛況。

“我們對住宿其實沒什么要求，就說借住一下偏房。但當地村民會把最好的房間留給我們住，我們甚至住過剛結婚的小兩口的婚房，因為年輕人出去打工了。老鄉們是發自內心地喜歡秦腔，有的明明自家條件也不寬裕，還會專門騎電動車到鎮上買水果，第二天一早洗干凈放好，看你演出累也不舍得叫醒你，等你睡到中午起來，端上煎餅，倒好茶。一位演員當時就哭了，說‘家里人對我都沒這么好過’。”

“老鄉們如此盛情地招待，我們其實特別不好意思，等到來年，哪怕只是到附近鄉鎮演出，很多演員還會自己找車，特意帶上東西，去看上年住過的老鄉。一見面，老鄉就拉住不讓走，說‘今晚必須住這兒’。其實雙方一年沒聯系，也沒留電話，最多加個微信但從不打擾。可再見面時，那份熟悉感一點沒變。”

侯紅琴對此深有感觸，她回憶道：“我們在人家大灶上吃飯，鄉親們會早早準備好最拿手的菜，觀眾的熱情、對戲的熱愛和對演員的愛，確實讓我們感動，有這么樸實的觀眾支持秦腔，我們能不全身心投入嗎？看到他們那種熱忱和崇拜，更激發了我們創作的動力，想把更多更好的劇目帶給他們。”

下鄉演出期間，戲迷們與侯紅琴等演員合影。

對侯紅琴而言，一年從正月開始，有八九個月都是下鄉演出旺季，在外奔波成了工作的常態，若能借住在村民家已經算難得，有時候，她和劇社人員只能住在舞臺后臨時搭建的“宿舍”——房間里面擺幾個架子床，鋪上租來的被褥，沒有暖氣，也沒有空調，冬天會給電褥子，夏天則發一臺電風扇。如果連演一周，七八天都無法洗澡。

即便條件如此，侯紅琴和社里的名角們始終與所有工作人員同吃同住。“我不光是演員，更是這個戲班的領頭人。說得再好，不如親自去做，行動勝過一切。”她坦言，“我本身也是農家孩子，沒那么嬌貴。老一輩都是這樣苦過來的，相比之下我們已經夠幸福了。現在主辦方還會給大家租被褥，我們最早剛分到單位時，下鄉演出有時候連張床都沒有，麥間地都住過，什么設施都沒有，人要知足。”

侯紅琴參加下鄉惠民演出。

“秦腔最輝煌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不能貪太多，要努力留住觀眾”

隨著城鎮化和老齡化，侯紅琴深知，最愛秦腔的那批核心觀眾會有消失的那天，為了劇種走得更遠，要努力讓兩代觀眾銜接起來。

“老年觀眾之所以熱愛秦腔，因為他們小時候跟著爺爺奶奶、父輩耳濡目染培養出來的。隨著他們老去，肯定面臨斷層。但我們也在努力。一方面，我們西北人骨子里似乎刻著‘秦腔基因’，年輕時可能不喜歡，到了一定歲數就‘基因覺醒’了。另一方面，作為從業者，我們必須主動去培養年輕觀眾——不光要抓住現在為數不多的老年觀眾，也要通過演出和平臺吸引年輕人，這樣兩代都抓，就平衡了。”

“我們也要面對現實，秦腔最輝煌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不可能再回到人人都只看戲的年代。我們那時候為什么那么多人愛戲？因為娛樂方式少，連電影電視都沒有，只能看戲；現在看戲的人特別少，并不是說這門藝術不好，而是藝術形式太多，觀眾被分散了。這也給我們也留下了課題，要少而精，不要貪太多，我們能做的就是盡可能地保留住老年觀眾、吸引年輕觀眾。”

在擁抱現代傳播途徑方面，三意社下了不少功夫。下鄉演出時團隊會在短視頻平臺開直播，公眾號會推送各類演出文章，還聯合出品了微短劇《火焰駒之烈焰不滅》，同時支持網友二創視頻傳播。

在B站，一段名為《逐漸暴躁》的秦腔視頻播放量已近千萬，其主演正是被戲迷譽為“秦腔第一老旦”的三意社演員康亞嬋。一位年輕戲迷自發地上傳了這段倍速版《忠保國》（亦名《黑叮本》）中的經典“吵架”片段，吸引了大量年輕觀眾。許多彈幕和評論感嘆：原來“吵架”也能如此富有藝術表現力和觀賞性。

截至2026年1月15日，B站戲曲區“鎮站之寶”《逐漸暴躁》播放量已達958.9萬。

此外，三意社積極參加各類藝術節和展演活動，希望與城市觀眾建立更緊密的鏈接。但也有人不解，秦腔屬于廣闊的黃土地舞臺，進入城市大劇院會不會失去那份粗糲熾熱的“原味”？

在侯紅琴看來，這是個偽命題。“最早戲曲都是皇家、達官貴人才可以請的，老百姓請不起，現在新時代我們都能看戲了。在城市劇場演出，觀眾一年買票看幾次，也不能天天看，所以無形中就把所有院團推向了鄉間地頭，這是好事，黃土地的舞臺更廣闊，更有煙火氣，但是戲班很多年前就從鄉間走進了大城市，城市的這片舞臺我們也不能丟。不管是哪個舞臺，都值得我們尊重和追求。”

侯紅琴舉例，在上海演出時她也考慮過要不要調整唱腔，但最終決定保持西北原汁原味的粗獷豪放風格。她認為，當下的觀眾是包容的，即便劇場和鄉間的舞臺不一樣，但還是要保持那種土地滋養的風格。事實證明，他們的選擇是對的。

據她觀察，真正的戲迷無論在哪兒都有熱情，只是被不同的環境所影響——露天舞臺更有煙火氣，也更接地氣，觀眾和演員之間的互動更多，有時唱戲時底下還夾雜著吆喝叫賣聲，人們不一定全是沖著戲來的，也可能是為了那份熱鬧，邊看戲邊享受小吃，和熟人聊天，看老人聚在一塊兒打牌，要的就是那種融入與自在；而在城市劇場，不能帶食物飲料入場，不能隨意聊天，那是一種純粹的欣賞，拋開一切安靜地看戲。

對于秦腔的未來，侯紅琴不急著帶領劇社靠“俗”破圈，也不認為要一味追求“雅”，她提到了近年來一個很熱的概念：“守正創新。”

“守正才能創新。你要思考是傳遞真善美，還是一味討好觀眾，吸引眼球？是做長期堅守，還是只圖一時熱鬧？我認為前路雖然不易，但我們的根不能丟。我們可以借助傳播吸引關注，但必須把握好這個度，戲曲要擁抱的‘俗’不是粗俗，而是接地氣的人間煙火，要給觀眾樹立正確的三觀，傳遞真善美，底線不能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