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員多報經費，許多人為他說情，政治部主任堅決不許：如實上報

1949年，在陜西全境解放之前，中央軍委為了加強陜北、陜南以及關中各軍分區的統一領導，于同年11月30日下令，陜南、陜北軍區合并為陜西軍區。

新成立的陜西軍區，由十九兵團兼，兵團領導兼軍區領導，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楊得志出任了陜西軍區司令員、李志民任軍區政委，耿飚、陳先瑞、劉金軒和吳岱峰任副司令員、牛書申任政治部副主任。

圖|牛書申

到了1950年底，由于十九兵團作為二線部隊，楊得志率領十九兵團開赴山東，做進入朝鮮的準備工作，楊得志與同時不再兼任陜西軍區司令員，耿飚、陳先瑞后來也被陸續調離，因而上級任命劉金軒為軍區司令員、時任陜西省委書記、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馬明方任軍區政委。

因馬明方專注于地方事務，因此上級升調牛書申為軍區政治部主任，負責軍區政治工作。

不過，讓人萬萬沒想到的是，陜西軍區領導班子才組成，就出了一點變故。

1

1951年初，抗美援朝進行到了第二個年頭，為了支援志愿軍在前線作戰，全國都組織了聲勢浩大的募捐活動，陜北是屬于革命老區，更是得到了人民群眾的支持。

不少農民家里甚至把自家唯一的耕牛都捐了出來。

當時，陜西軍區接到了總后勤部的指示，要求為志愿軍采購騾馬，培訓汽車駕駛員和衛生員，以及提供被服等物資。

本來陜西軍區已經很好地完成了這一指示，然而在事后查賬過程中卻發現了問題。

軍區會計在核查上一季度經費支出時，發現了一筆3600萬元（舊幣）名為“軍事設施專款”的支出，賬面顯示這筆款項已經全部支出，但根據會計核查后發現，這筆款項并沒有完全支出，至少還有2360萬的費用不知去向。

要知道在當時，這筆數字并不小，要是直接用于支援抗美援朝，能夠購買三架飛機。

圖|劉金軒

會計核查之后發現，這筆款項的經手人是時任軍區司令員的劉金軒。

這件事經軍區后勤部上報給了軍區，最終擺在了政治部主任牛書申的辦公桌上。

牛書申的性格很耿直，一聽說可能出現了貪腐的情況，立馬就對這件事情展開了調查，最后所有的線索都匯聚到了軍區司令員劉金軒身上。

也因為牽涉到了劉金軒，這件事立馬就變得難辦了許多。

牛書申很想就此事直接上報上級單位，但考慮到劉金軒是自己的直屬上級，繞過他直接向上級匯報，于情于理又說不過去。

萬一這件事有其他隱情，鬧大了對誰也不好。

思來想去，牛書申決定向劉金軒攤牌。

2

一天晚上，牛書申抽了個時間，專門去找了劉金軒一趟，并談到了賬本上數目對不上的情況，劉金軒為人也很磊落，見牛書申到來后，從抽屜里拿出了一大堆的單據。

毫無疑問的是，劉金軒并不是貪污了這筆款項，而是將這筆錢用于其他軍區項目開支。

牛書申這才知道，當時軍區向上級申報項目，每次都要多預報一部分開支，這部分多出來的開支，其實也沒有落在了個人身上，而是用在其他項目上。

之所以要多報一些經費，和我們國家實際情況有很大關系。

新中國成立之初，大規模的國家建設陸續展開，這其中還包括抗美援朝的開支，那時國家非常困難，每一筆錢都要掰成兩半花，所以對一些項目的審核也就格外的仔細認真。

可這么一來，對下級單位開展項目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有些專項資金獲得審批消耗時間太長，很有可能會耽誤事。

所以當時各大單位在申報專項資金時，通常都會多申請一部分用于軍區儲備，以減少審批時間過長而引起的延誤。

無疑這種做法是違反了紀律，可由于多出來的款項并沒有被個人貪污，而是用于其他項目，所以軍區后勤部在核查過程中，對此行為通常也只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事實上，也不光是陜西軍區，當時全國范圍內這種情況都很普遍。

1951年，根據中央指示，全國各地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很多人都被查出了有類似的問題，也因而造成了錯批。

比如原湖北省冶金工業廳副廳長王盛榮。

1950年，王盛榮任重工業廳廳長期間，曾奉周總理指示，將國民黨當局在香港凍結的1000噸鎢礦出口到蘇聯，換購了一批當時國家急需的機械設備和運輸車輛。

“三反五反”期間，有人將此事揭出，誣陷王盛榮貪污，以至于王盛榮后來被判處死刑。

周總理得知此事后，向毛主席匯報了這件事，后來還是毛主席說了公道話：

“當年他拿著巨款都沒有貪財跑路，如今又怎么會貪污？”

毛主席所提的往事，是1933年紅軍打漳州時得到了一筆數萬美金的巨款，中央后來考慮把這筆錢送到上海，但因途中有人貪污，送了兩次都沒送成，后來還是王盛榮將安排給他的3.5萬美元一分不少的送到上海。

受到錯批的還有時任46軍政委的李中權。

1951年“三反五反”期間，時任46軍政委的李中權調空軍任職，時任軍長張秀川發現該軍賬目有問題，恰逢運動期間，李中權被卷入其中，46軍的一份報告指控李中權1949年至1951年貪污了8400萬（舊幣），并有嚴重的生活腐化、宗派主義問題。

對于上述所有指控，李中權本人是不認的，他稱指控他的所有項目開支均為正常開支，然而他后來的申訴并未獲得支持，導致了李中權后來授銜時，本可以被授予中將，但僅被授予了少將。

后來包括時任總參謀長的黃克誠在內，很多人都認為對李中權的處分不公平，就連譚政也承認他當年處理此事部隊。

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李中權的錯誤處分才被糾正。

3

劉金軒的情形與上述幾個例子雖然不同，但情形有相似之處。

時任陜西軍區政治部主任的牛書申后來主持軍區政治部會議期間，不少人都曾為劉金軒求情，說“劉司令沒做壞事，就是太實在了，想把軍區快點建設好”。

不過當時也有人認為，劉金軒畢竟是違反了紀律，如果都可以諒解，那還要紀律干什么。

會議最終還是決定：

“紀律不能違反，該上報上報，由上級軍區定奪。”

不久之后，劉金軒被調離陜西軍區，到南京軍事學院學習，等于說是被撤職，當時軍區也給了劉金軒通報批評的處分，牛書 申也被批評“事前監督不力”。

不過，牛書申并沒有被調離陜西軍區，后來還升任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

從客觀角度上講，劉金軒在這件事情上雖然他本身沒有私心，確實是違反了紀律，如果是在戰時年代，因交通不便難于請示，或可情有可原，但在和平年代卻并不是個很恰當的行為。

牛書申在這件事中堅持按紀律處理，無疑是最正確的決定，只是他和劉金軒之間處事方法確實存在沖突，上級大概也是考慮到了這一點，最終選擇將兩人分開。

與之情況相同的例子，也許可以說明白上面一些事兒。

1952年2月，余秋里調任西南軍區后勤部部長兼政委，因為當時正值“三反五反”期間，余秋里上任后不久，就查出了軍區后勤部各種違反紀律的問題，因為一開始從嚴從快，導致了很多人因為一些小問題被迫離開崗位接受審查，軍區后勤部的工作也無人處理。

針對這一情況，余秋里采取了折中的辦法，他在軍區后勤部黨委會上講：

“犯有嚴重錯誤的人絕不放過，但如果只是小錯，其本人已經意識到了不對、做出深刻檢討，組織就該給他一個機會。”

不過，有一件事余秋里還是采取最嚴肅的處理辦法。

當時川東軍區遷到北碚后，新建營房的開支有很大問題，經過調查后發現，川東軍區通過虛報、假賬等手段，多報了51億元。

氣憤之余，余秋里將川東軍區副政委叫來狠狠批評了一頓，這名副政委也很委屈，他解釋道：

“并不是哪個人要用，就是擔心將來部隊有什么地方需要錢，但組織一時沒批會耽誤事。所以就先儲備點經費，應對不時之需。”

盡管川東軍區此行情有可原，但余秋里還是察覺出了不對勁兒。

圖|余秋里

川東軍區為修建營區，私下里虛報開支，雖然名義上是為了軍區建設，可實際上是一種非常嚴重的本位主義，可他們自己并不認為是錯，相反還覺得自己是為了集體。

余秋里認為，這是個很危險的信號，如果下面的單位都是如此想，那么工作還怎么開展。

不久之后，余秋里開始徹查各單位私藏小金庫的情況，經一次性清理出10258億元（舊幣），可見當時這種多報、虛報的情況已經蔚為成風，如果不及時處理，后果不堪設想。

余秋里的這次清理，不僅為國家節省了大筆資金，在事后清查倉庫物資的過程中，還發現了大批已經“吃灰”的物資其實還可以使用，為國家節省了巨額的開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