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文化中蘊含的寶貴精神價值

山東是中華文化長河的重要源頭之一，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一脈相承，儒家、法家、墨家、兵家百家爭鳴。這里是中華文化版圖的巍然高地，孔子、孟子、墨子、荀子、孫子圣賢輩出，書圣、算圣、醫圣、農圣、工圣智者云集，董仲舒、王羲之、李清照、辛棄疾、蒲松齡等歷史文化名人群星璀璨。齊魯文化蘊含的許多寶貴的價值理念至今依然熠熠生輝。

“為政以德”“仁民愛物”的治理觀念。“仁愛”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曾以“修己以安百姓”為最高境界。戰國時期，面對想要大興刀兵的梁惠王，孟子阻止道：“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罰，薄稅斂……夫誰與王敵”。其意為只有對百姓施行仁政，輕刑薄稅，才能不戰而勝，體現了鮮明的“德治”理念，也是其“民貴君輕”理念在國家治理中的體現。儒家認為，統治者的德行具有示范教化和導向引領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統治者若以身作則，率先垂范，就能“上行下效”，從而治理好國家。除了儒家之外，齊魯文化其他不少學派同樣強調“仁民”“愛物”，如管仲、晏嬰主張為政應利民、富民，順應民心，因民之俗，從民之欲。管仲認為“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他提出“民富則易治”的觀點，即百姓富足了，就會遵禮守義，畏刑懼罰，容易治理。管仲在齊國為官期間，著力推進各項重大改革，尤其重視經濟發展，提高百姓物質生活。墨家強調“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制定并施行對國家、百姓有利的政策，廢止于國于民有害的弊政。

“修齊治平”“經世致用”的責任擔當。憂國憂民、家國天下是齊魯文化諸多學派的一個突出特點。“此務為治者也”，司馬遷曾這樣評價包括儒家、墨家在內的“六家”，強調這些學術流派致力于實現天下安寧。孔子提出“修己”以“安人”，主張實行王道仁政，倡導“內圣外王”人格修為和治國之道，逐步形成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價值追求，實現了個人人格修為和家國責任擔當的有機結合。孟子認為“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提出“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即是勸誡統治者只有以天下為己任，認真對待天下百姓的“憂樂”，才能使天下歸服。與孔孟側重于更為宏觀的價值觀思辨相比，管仲的觀念更加具體化，側重于實踐的應用。管仲對齊國的經濟、外交、軍事、文化等進行了大刀闊斧的變革，他的一些為政觀點順應了時代發展趨勢，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齊魯文化中“修齊治平”的責任擔當雖經千年而不衰，經磨礪而精進，充分體現了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由此之后，在中華大地上，“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天下情懷因其而流傳；舍生取義的仁者境界，至大至剛的浩然正氣，舍我其誰的擔當意識歷久而彌新；“知行合一”“明理致用”“篤行踐履”的務實精神經久而愈彰。

“革故鼎新”“剛健有為”的創新精神。“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儒家歷來推崇詩中所蘊含的創新精神。與時俱進的開拓創新精神展現了齊魯文化的“精氣神”，體現了中華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創新性，是齊魯文化生命力的源泉。管仲為“法家先驅”“圣人之師”，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改革家，提出“粟者，王之本事也”，推動“均地分力”“相地衰征”“作內政而寄軍令”等改革；提出“無市則民乏矣”，大力推動商業發展，還率先推行了鹽鐵專營制度。管仲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打破了分封世襲制，為封建社會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墨子是極富創造精神的“科學家”，他在幾何學、物理學、光學等領域都進行了卓越的科學探索。在當時齊魯文化其他一些學派眼中，儒家學派相對保守，但是不斷進取、有所作為仍然是其重要特質。孔子主張積極入世，為了宣傳自己的學說游走于各國之間，被人譏諷，但他并沒有退縮，有人勸他放棄，他以“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回應，表現了愈挫愈勇的進取精神。孟子主張“善養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認為浩然之氣廣大而且最剛健，充盈于天地之間，這與“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剛健精神如出一轍。

“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德規范。“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這句話出自《論語·學而》，道出了儒家所倡導的做人的根本和德育的全部精髓。“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是做人的根本，也是儒家進行德育教育最為重要的內容。孝悌忠信，有層層遞進之意，其關鍵在于行忠孝之道，屬于內心深處的道德自覺。儒家認為孝是一切道德的基礎，推行以孝悌為根本的道德教化，使其內化于心，則其他德目的推進，就水到渠成了。在儒家看來，忠孝實為一體，密不可分，對君（國）盡忠，即是在家盡孝的延伸，“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誠實守信也是儒家德育的重要思想，“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認為取信于百姓對于治國同樣重要，一國可以“去食”“去兵”，唯獨不能“去信”。齊魯文化把誠信看作日常行為的準則，管仲提出“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認為誠信是團結天下的紐帶，是工商興盛繁榮的關鍵。“孝悌忠信”側重于人們內化于心的道德修養，禮義廉恥是人們外化于行的處世準則。管仲對此深有洞見，強調“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之中禮是關鍵，既是國家層面政治制度的組成部分，也是社會層面行為規范的核心。左丘明在《左傳》中提出，禮可以“經國家，定社稷”，“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孔子告誡弟子“不學禮，無以立”，要做一個“文之以禮樂”的君子。

齊魯文化蘊含的優秀價值理念還有很多，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倫理準則，“和而不同”“協和萬邦”的處世觀念，“誠意正心”“三省吾身”的修身之道，“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治學態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君子人格等，都體現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具有鮮明的時代價值。要堅持守正創新，以守正創新的正氣和銳氣，深入挖掘并傳承弘揚齊魯文化中蘊含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元素，為推動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貢獻力量。

◎本文原載于《學習時報》（作者：高浩磐），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