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斬殺線”擊碎“美國夢”

近期，一條被稱為美國“斬殺線”的收入標準在輿論場引發熱議。

“斬殺線”，原是游戲術語，指角色血量跌破某一閾值后極易被一擊擊倒。這一措辭并非官方術語，放在美國的現實環境中，被用來形容許多看似仍在體面生活的家庭一旦遭遇失業、大病等風險，就可能迅速從體面生活跌入困境甚至無法自救的財務危機現象。

與此同時，美國國內一篇提出“一個四口之家年收入需達到14萬美元，才能勉強維持體面生活”的文章意外走紅，再度點燃了社會對中產人群真實生活成本與收入邊界的討論。

在看似清晰的統計線條背后，越來越多美國中產家庭正游走在“看似穩定，實則高度脆弱”的臨界地帶。

中產滑落

長期以來，美國被包裝成“機會無限”的成功樣本，所謂“中產階層普遍富足”的形象廣為流傳。

然而，隨著社交媒體上大量來自普通民眾的真實經歷被不斷呈現，這一單一敘事正被逐步打破，美國社會在高成本、低保障背景下所暴露出的結構性矛盾與現實困境，日益進入公眾視野。

在社交媒體和新聞報道中，關于體面中產迅速滑落的案例屢見不鮮。

美國一對在TikTok上擁有大量關注者的年輕夫妻Abby和Matt Howard公開講述，他們在一次妊娠意外后收到了超過3.2萬美元的醫療賬單。盡管兩人都有收入來源，也并非長期貧困人群，但這筆突如其來的費用還是迅速吞噬了家庭的儲蓄，生活節奏被打亂。

類似情況甚至發生在高收入人群中。一名曾在Meta工作、年薪數十萬美元的工程師，在被裁員后，因為房貸、醫療自付費用和高生活成本疊加，導致現金流枯竭，最終失去住房。

在外界看來，他原本屬于高收入中產，但一旦收入中斷，其現有資產并未有足夠的緩沖能力。這類故事的頻繁出現，并非個體理財失敗，而是結構性壓力的集中體現。

《紐約時報》對部分二三十歲美國人的采訪顯示，相關收入標準遠不足以反映他們的真實生活處境。盡管他們在經濟學意義上屬于中等收入群體，且不少人收入已高于全職勞動者6.336萬美元的年收入中位數，但現實壓力并未減輕。

他們并不認為自己“貧窮”，卻普遍感受到不平等加劇帶來的擠壓：買房、養家、偶爾外出就餐等傳統中產生活要素，正變得遙不可及，或需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

這種情緒折射出一個更深層的變化——美國社會長期堅信的“努力就能實現向上流動”的預期，正在這一代人中明顯動搖。

CNN也在1月的報道中稱，“美國夢”從未像現在這樣遙不可及。許多美國人陷入了令人沮喪的困境：進入了更高的稅級，卻無法享受高收入帶來的種種好處，還有一些人感覺自己的生活越來越不如從前。

根據全美真實生活成本聯盟的數據，截至2024年6月，65%的美國中產人群認為他們面臨經濟困境，并且預計這種情況在他們余生都不會有所改善。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在2025年12月發布的一篇文章中也寫道，全美各地的中產人群都在為生活負擔能力苦苦掙扎。

這份調查中，中產的定義遵循“收入處于中間60%人群”的經濟假設。

分析發現，收入不足以負擔居住地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中產家庭比例總體在23%到57%之間。

布魯金斯學會的分析表明，全美沒有哪個主要城市能夠讓所有中產階層都負擔得起基本生活需求。因此，生活成本問題不僅存在于紐約或舊金山等最大或最富裕的城市，也存在于覆蓋美國所有州的160個都市區。在其研究的160個美國大都市中，經過調整當地收入范圍和價格差異后，至少有20%的中產收入者負擔不起在當地的生活。

夾在富裕階層和中下層家庭的困境之間，中產人群已經出現數量萎縮。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1971年，61%的美國人生活在中等收入家庭。到2023年，這一比例下降到51%。

中產人群的收入也使他們面臨越來越嚴峻的財務挑戰，這可能會在未來十年顯著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雅虎新聞稱，退休、兒童私立教育、高速互聯網和高級流媒體服務、個人健身和健康服務、專業醫療護理、有機和特色食品、新科技工具、環保家居升級、綜合保險計劃、房屋所有權可能在不到10年的時間內就會成為中產人群負擔不起的東西。

“ALICE門檻”

2025年年底，華爾街投資組合經理邁克爾·W·格林（Michael W.Green）的一番言論，無疑給關于美國經濟健康狀況的討論投下了一顆重磅炸彈。

他提出“美國官方貧困線是一個謊言”的說法，引起了廣泛關注。在他看來，這種說法與現實嚴重脫節，維持基本生存的實際門檻比政府目前認為的要高出4倍多。

根據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數據，2024年四口之家的貧困線為31200美元，但格林指出，實際數字應該更接近136500美元。而美國四口之家的收入中位數是125700美元。這意味著，按照這種計算方式，大多數美國家庭都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格林為一個四口之家制定了一份“基本需求預算”。預算中不包含任何額外開支，只涵蓋2024年維持工作和養育子女的基本生活所需。這份預算大致如下：

兒童保育：32773美元

住房：23267美元

食品：14717美元

交通運輸：14828美元

醫療保?。?0567美元

其他必需品：21857美元

所需凈收入總計118009美元，加上大約18500美元的聯邦稅、州稅和工資稅，總收入需求約為136500美元。

這就造成了格林所說的“死亡谷”：收入太高而無法享受福利，收入太低而無法獲得穩定的生活。

這篇爆紅的博客文章引發了大量回應，一些專家認為他的計算方法存在問題，是“基于錯誤的假設和選擇性證據”，《華盛頓郵報》認為，格林對美國經濟當前整體情況的把握較為準確。

無獨有偶，美國“團結為ALICE”組織也曾提出過一個類似“斬殺線”的概念。ALICE（Asset Limited,Income Constrained,Employed，即資產有限、收入低微，但有工作）。

該組織發布的2025年報告顯示，美國陷入經濟困境的家庭數量，長期以來被官方統計口徑低估。2023年，按照聯邦貧困線計算，美國約有13%的家庭被界定為貧困家庭。然而，這一指標未能覆蓋另外29%的美國家庭，這部分家庭被稱為“ALICE家庭”，同樣正承受著顯著的經濟壓力。

和中產群體略有不同，“ALICE家庭”的收入水平高于聯邦貧困線，但仍不足以承擔其所在縣域的基本生活開支。報告稱，將“ALICE家庭”與官方認定的貧困家庭合并計算，2023年美國約有42%的家庭處于“ALICE門檻”以下。各州情況差異明顯：北達科他州的比例約為33%，路易斯安那州則高達50%。

“ALICE家庭”遍布美國所有縣域，涵蓋各類人口群體。處于“ALICE門檻”以下的勞動者，往往從事著維系經濟正常運轉的基礎性工作。然而，即便是全職工作，他們仍難以維持家庭的基本生計。

處于這一門檻以下的家庭，往往被迫在基本生活需求之間作出艱難取舍，例如在支付水電費還是修理汽車之間權衡，在購買食品還是配齊處方藥之間猶豫。然而，他們的收入水平又往往高于公共救助項目的資格標準，難以獲得相應支持。

需政策干預

美國是典型的消費型經濟體，中等收入群體承擔著密集而剛性的支出結構。除水電煤等日常賬單外，美國家庭還需支付住房按揭與房產稅、助學貸款、車貸、醫療保險以及個人所得稅。在儲蓄率長期偏低的背景下，這些固定成本顯著壓縮了家庭財務緩沖空間，使中產階層普遍處于一種“緊平衡”狀態——收入尚可，卻幾乎沒有犯錯余地。

從本質上看，這場爭論并非圍繞“貧困”，而是圍繞“需求”。

類似的討論并非新鮮事。南加州大學公共政策教授大衛·布雷迪說，18世紀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劃定的底線是能夠體面地出現在公共場合。在斯密時代的蘇格蘭，這意味著能夠買得起一件亞麻襯衫。今天，這一“參與成本”在美國更多體現在住房上。

住房，正成為中產最清晰，也最殘酷的門檻。即便是雙職工家庭，許多受訪者仍認為在城市地區置業越來越遙不可及。美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數據顯示，1991年首次購房者的普遍年齡為28歲，而今年已升至40歲。

25歲的結構工程師埃里克·富夸年收入達8.6萬美元，他清楚自己買不起亞特蘭大社區的房產。不斷上漲的房價和高利率迫使他只能考慮遠離市中心、單程通勤90分鐘的地區。最終，他放棄了購房，繼續租住市區?！盀橐惶子肋h買不起的房子苦熬幾年，沒有意義。”他說。

這種現實正在改變年輕中產的行為模式。芝加哥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購房前景渺茫的年輕人更傾向于將資金投入休閑消費或高風險資產，而擁有住房或更接近擁有住房的人，財務決策更為謹慎。與此同時，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愛德華·沃爾夫指出，35歲以下人群的財富積累速度明顯放緩，與占據財富份額越來越大的“嬰兒潮一代”形成反差。

住房之外，生育與家庭規劃同樣被推遲。養育費用令人望而卻步。據倡導組織“兒童保育意識”（Child Care Aware）稱，在美國，兩個孩子的托兒費用都比抵押貸款或房租更貴。該組織發現，2024年兒童保育的平均年費用為13128美元，比上一年增長了13%。

36歲的百貨商店經理基亞娜·費德里克已還清助學貸款，卻仍與父母同住，她形容自己“人生似乎還沒真正開始”。

費城的電氣工程師格雷·瑟斯頓年薪約9萬美元，在學生貸款、托育費用和教育支出預期的擠壓下，生孩子或是需要勇氣去做的一件事。他說，一旦生了，“作為父母，總想為孩子創造更多機會”。而這也意味著更多開銷。

布魯金斯學會稱，目前收入水平難以維持生計的現象普遍存在，這是一個全國性的挑戰。國家層面最直接的政策干預措施是提高收入水平和降低生活成本，或者兩者兼顧。

為了提高收入，政策制定者可以提高聯邦最低工資標準。自2009年以來，聯邦最低工資一直維持在每小時7.25美元（小費工人的最低工資自1996年以來為每小時2.13美元）。許多州已經提高了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但仍有20個州沿用聯邦最低工資標準。此外，收入不平等長期以來與工會代表權密切相關，因為集體談判協議賦予工人要求更高工資的權力。保護工會活動并加強國家勞工關系委員會的權力，是幫助中產階層在城市和鄉鎮維持生計的另一種途徑。

降低生活成本是支持中產家庭的另一條途徑，而這需要一系列政策結合。由于生活成本涵蓋住房、食品、醫療保健、兒童保育和交通等各項開支，因此降低這些必需品的價格需要有針對性的政策。在國家和州層面，降低中產家庭的生活成本可以考慮增加對全民醫療保健、兒童保育以及對公共交通和補充營養援助計劃（SNAP）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