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一年,幾乎所有主流自主車企都在用力干同一件事:把汽車搞到海的對岸去。
結合多家車企年度收官報告中的“汽車出海”絕對值,最終得到的結論是,這事兒大家不僅干的有聲有響,也挺有模有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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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瑞出口量達134.4萬輛,同比增長17.4%;上汽在海外市場銷量達到107.1萬輛,同比增長3.1%;比亞迪海外銷量首次突破100萬輛大關。
吉利全年海外出口銷量累計超42萬輛,達成年初既定目標;長城海外市場銷量50.61萬輛,同比增長11.68%;長安出口數量67.3萬輛,同比漲幅高達18.9%。
零跑海外交付量突破6萬輛;小鵬交付4.5萬輛,同比增長96%。
與數字躍升勢頭相匹配的,是上述車企于海外市場的布局力度。挑幾個有代表性的來看,零跑海外網點超過了800家;吉利在過去一年登陸了英國、意大利、巴西、南非等13個全新市場,并啟動了和雷諾的“巴西戰略”;比亞迪去年的半年報和三季報中的一些資產數值的顯著變化,就是由海外工廠建設所牽動。
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整理的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25年1-11月,汽車整車出口733.1萬輛,同比增長25.7%。將這一數據與五年前進行對比,2020年,我國汽車出口量為108萬輛,五年間實現了近七倍增長。
卻又是在這“變了”的五年間,業界關于汽車出海的論調沒有變,仍然是“中國汽車要從產品輸出邁向全球產業鏈整合”。
不出意外的話,自2026年開始的下一個五年,這個主旨也不會有任何偏移。
為什么?
是因為即便我們現在站到了700萬汽車出口量的臺階上,所有中國汽車出海的參與者們仍然帶有一重憂患,就是在承認中國汽車目前向全球所展示的“硬實力”的同時,又不能否認這實質上就是一塊夾心餅干的上下兩層——中間的餡料還是軟。
而恰恰是這一層“軟”,決定了在海的另一頭,中國車企未來能不能徹底地將“規模化”轉化為“站住腳”。
在戳中“軟”之前,先說硬,也就是中國車企之所以能在海外成功銷售那么多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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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個能力拆兩層,第一層就像“夾心餅干”的上層硬皮,最硬,硬到讓老牌跨國車企失眠,也是中國車企多年來在“地獄副本”中所練成的。
在中國車市這個全世界最卷的修羅場,我們早就習慣了一年三次改款、功能全部堆滿、價格貼身肉搏的節奏和強度,跨國車企五年都適應不過來。在這里,競爭范式早就不局限于技術碾壓,而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中產業的發展中企業的“經驗”碾壓。
當跨國車企意識到傳統的經驗不適用于日新月異的中國車市,也就導致自己與中國車企的較量過程中,輸掉了過去的一些年份。
其實跨國車企們不知道,在他們無奈的說“太卷了”的時候,大多數中國車企私底下也這么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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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這么卷,國外呢?且不論在國內活得不錯的中國車企,但凡是一家能夠活下來的中國車企,帶著被調教后的經驗主義走到海外多數市場的那一刻,感受的不是壓力,而是“寬松”。
倒完時差后的大家面面相覷,紛紛感慨:原來我們出海賣的不是“車”,而是一個“移動的智能終端”。超大屏、流暢的語音交互、豐富的App生態,這些對中國用戶已經乏善可陳的基礎體驗,對很多海外用戶而言,居然是美譽為“賽博科技”般的震撼。
跨國制造業巨頭“軟”且缺失的基因,被中國車企“硬”補上了。
能力的第二層,就像“夾心餅干”的下層硬皮,口感基礎也最容易被忽視,卻是中國車企出海的底層支撐。
在解析這一層之前,我們也自問一下,在過去的這些年,業界是不是常說新能源是中國汽車產業彎道超車的機遇?是不是也常說跨國車企的能源切換節奏放緩?
之所以會提這些,其實就是在講中國汽車產業的供應鏈優勢,就是要顯著高于國外。
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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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鋰礦到電池,從電機到車機屏幕,你在長三角或珠三角走一圈,基本能找到生產一輛智能電車99%的零件,且成本效率全球最優。
這不是單一車企的實力,這是國家層面制造業體系的集體勝利。它讓中國車企能像搭樂高一樣快速創新和降本,這是任何其他國家無法復制的根基。而又因為這些供應鏈優勢,讓一些現在看上去過得沒那么好的日系、韓系車企以及過得還挺穩定的特斯拉,已經將中國基地打造成面向全球的出口樞紐。
至此,將夾心餅干扭開,“軟”的部分就該露出來了。又該怎么合理定義這種“軟”呢?或許就用“規則深海”來描述更合適。
我們的汽車出海,或用CKD/SKD(零件出口,當地組裝),或用整車闖關,但是關門的掌控權在海外。尤其是當歐盟意識到,這一次的“中國沖擊”區別于以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消費品為主的上一次,而是涉及到了高附加值、復雜工業與消費產品,直接與歐洲工業中心競爭且影響當地企業經營的時候,勢必會做出反應。
反補貼調查其實就可以看作一個信號:來我這兒蓋工廠,用我的工人,帶動我的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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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賣商品”到“當地化生產”,這是從貿易商變成本地玩家的“投名狀”。而這一步,才是真正的硬骨頭,涉及文化沖突、工會談判、供應鏈移植,每一步都可能踩雷。我們為中國車企在海外各地建廠成績感到高興的同時,很難忽略這一點:中國汽車產業全球化,也不過是剛剛分批次的交上了學費。
可以做一些設想。
當歐洲區總經理面對總部的“統一執行”指令和本地工會的強烈抵制時,聽誰的?中國強大的中央決策基因,在需要高度自治、文化敏感和政治游說的海外市場,很容易變成“官僚主義盲動”。
中國對待數據的態度是“在保護前提下,最大化利用數據優化體驗”;而歐洲的態度截然不同,是“在絕對保護前提下,極其謹慎地有限使用”。可是,智能汽車的本質又是數據,我們的汽車采集和處理數據的能力極強,反倒在海外成了“原罪”。
比如被戲稱為“史上最嚴、世上最怪”的歐盟數據保護法GDPR,看上去就是一套基于不信任建立的復雜迷宮。而我們的車企為了合規,不得不花費巨資,在本地建立數據湖,接受苛刻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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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雖然在電池能量密度、智能座艙交互上做到了領先,但是歐盟的“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美國的《通脹削減法案》(IRA)中關于電池礦產“本地化比例”的條款,本質是一場“綠色技術冷戰”的埋伏。就算中國汽車產業鏈再強,一旦關鍵礦物來源、碳足跡核算方法被對方規則卡住,優勢瞬間可能歸零。
上述這些還算技術問題嗎?不算,是“信任”與“規則話語權”的問題。中國車企在這方面受到的最大的委屈,是自己仍然只是規則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
所以再回到最開始所提到的,下一個五年,中國汽車出海不可動搖的意志:中國汽車要從產品輸出邁向全球產業鏈整合。
誠然,我們已經證明了中國汽車產業最強的制造與成本控制體系,最殘酷市場競爭下存活的產品定義與迭代能力。
但還需要時間來證明我們擁有穿透文化壁壘、實現深度本地化運營的組織能力,在核心技術路線上定義全球標準的話語權,以及在當前建立的全球消費者認同感之上增強品牌信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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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簡單的一句話概括,當中國車企的海外工廠能夠像特斯拉上海工廠一樣高效運轉的時候,我們的智能駕駛標準成為歐盟參考范本的那一天,出海這事兒就成了。
所以,2026年,“出海”就是中國車企的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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