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校侍衛官回憶：不了解這些標志和暗語，刺殺蔣介石就不可能成功

在民國那會兒，想送蔣介石上西天的人，多得能從南京排到重慶。

可怪就怪在，忙活了幾十年，愣是沒一個成功的。

甭管是“暗殺大王”王亞樵，還是日本人派來的頂尖殺手，最后都白忙活一場。

大伙兒都納悶，這蔣介石身上是不是有金鐘罩鐵布衫？

其實，他真正的護身符，是一座用人情、規矩和猜忌心壘起來的，誰也看不見的“紫禁城”。

想摸清這座城的底細，得從兩個人的回憶里找線索，一個叫沈醉，一個叫趙秉鈺。

這兩人，一個在城外頭站崗，一個在城里頭當差，看到的風景，那可是天差地別。

先說沈醉。

他在軍統里頭，大小也算一號人物，當過重慶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手里有兵有槍。

按理說，保衛一號人物，他總該是核心圈子里的人吧？

可實際上，他連內圈的門檻都沒摸著過。

他能干的活，就是在蔣介石官邸的外圍轉悠，帶著一幫人巡邏，防止有不開眼的家伙瞎闖。

他這輩子跟蔣介石離得最近、最讓他覺得有面子的一次，說出來都讓人覺得有點心酸。

那是在重慶，一個下著瓢潑大雨的天。

沈醉和手下在院子里巡邏，雨太大，他跑到屋檐底下躲會兒。

正巧，蔣介石從窗戶里看見了他，就隔著玻璃問了一句：“外頭的人，雨衣都帶了嗎？”

沈醉一聽，趕緊立正站好，扯著嗓子回答：“報告委員長，都帶了！

下雨也照樣巡邏！”

蔣介石聽了，點了點頭，就把窗簾拉上了。

就這么一問一答，成了沈醉后來寫回憶錄時最得意的一筆。

他覺得，你看，委員長還關心我們這些底下人。

可他沒想明白，這恰恰說明他就是個“底下人”。

蔣介石的信任圈子，劃得很死。

第一圈，是奉化老鄉和親戚，比如掌握他安保命脈的俞濟時；第二圈，是黃埔軍校的學生；再往外，才是戴笠、毛人鳳這些特務頭子。

像沈醉這種湖南人，既不是老鄉也不是黃埔嫡系，在蔣介石眼里，永遠是外人。

他幫著毛人鳳把鄭介民搞下臺，心里盤算著自己能當上保密局局長，結果到頭來，還是個給人家看大門的命。

沈醉在外頭遙望“紫禁城”的飛檐翹角，趙秉鈺則實實在在地活在“皇城”里頭。

趙秉鈺是蔣介石的侍衛官，中校軍銜，他們這幫人，被外面的人眼紅地稱為“御林軍”。

這可不是個虛名，是實打實的特權。

他們出門在外，憲兵警察見了都得敬禮，真正是“見官大三級”。

平時沒事，就穿著筆挺的西裝，腰里別著手槍，開著吉普車在重慶的大街上兜風，威風得不得了。

軍統的特務們見了他們，都得客客氣氣地喊一聲“長官”。

可這份威風，是用命換來的。

城里的規矩，比外頭嚴上一萬倍，一不留神，就沒命了。

侍衛官們身上都有一塊小小的圓形徽章，叫“識別證”，上面刻著“SG”，就是“侍衛”兩個字的縮寫。

這玩意兒就是通行證，可要命的是，上面的圖案天天換。

今天是梅花，明天可能就是蘭花，后天又變成了竹子。

你要是腦子一糊涂，第二天還戴著昨天的梅花證章來上崗，那對不起，不等刺客動手，暗地里盯著的督查人員就會把你當成奸細給“處理”了，連審問的機會都沒有。

除了證章，還有一套更復雜的暗號。

比如蔣介石要出門了，官邸的值班室就會打一通加密電話到各個警衛崗位，說的不是“委員長要出門”，而是說：“大夫要出診了，準備掛號。”

等他回來了，暗語就變成：“大夫看完病，下班了。”

光有口頭暗語還不夠，還有一套肢體語言。

有時候是左手背到身后，有時候是右手插進褲兜。

這些小動作也是不定期更換的，你要是記錯了，或者緊張之下做錯了，下場和戴錯證章一樣。

在這么個高壓環境下，侍衛官們不光要防外頭的刺客，還得伺候里頭這位爺的脾氣。

在沈醉看來，蔣介石隔著窗戶還挺和藹。

可在趙秉鈺這些身邊人眼里，他就是個火藥桶。

遼沈戰役那會兒，鄭洞國、曾澤生在東北戰場上起義的消息傳到重慶，趙秉鈺親眼看見，蔣介石在客廳里氣得臉都白了，來回踱步，嘴里罵著“娘希匹”，最后突然拔出槍，“砰”的一聲，把他平時最喜歡的一條大狼狗給打死了。

狗的尸體就躺在血泊里，滿屋子的人，沒一個敢出聲的。

在這樣的人身邊當差，神經得繃得多緊，可想而知。

這座“移動紫禁城”的總設計師，不是戴笠，也不是毛人鳳，而是侍從室主任俞濟時。

他是蔣介石的表外甥，奉化老鄉，這層關系比什么都鐵。

戴笠活著的時候，雖然名頭響，但見到俞濟時也得恭恭敬敬。

毛人鳳更是個明白人，他從來不主動打聽蔣介石的行程安排，俞濟時讓他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只負責外圍的清場和警戒。

這么做，一來是避嫌，二來是甩鍋。

萬一真出了事，天塌下來，有俞濟時這個“內廷總管”頂著，板子打不到他身上。

俞濟時治下的侍衛處，紀律嚴到變態。

他規定，所有侍衛，不管蔣介石出不出門，都得從早到晚在崗待命，不準串門聊天，不準擅離職守。

誰要是敢違反，輕則關三個月禁閉，重則直接槍斃。

在這種環境下，根本不可能出現電影里演的那種，侍衛官偷偷跑出去跟地下黨接頭的情節。

你連上廁所都有人盯著，還想去接頭？

就算有刺客能神不知鬼不覺地混過外圍的沈醉，又躲過了內圈趙秉鈺他們那套復雜的識別系統，最后，他還得面對最難的一關，就是蔣介石本人。

蔣介石年輕時在上海灘混過，拜過黃金榮的碼頭，對江湖上那些下三濫的手段門兒清。

他的多疑，已經刻進了骨子里。

每次出門，標配是兩輛一模一樣的德國造高級防彈轎車。

可他到底上哪一輛車，這個決定，連趙秉鈺這樣的貼身侍衛都不知道。

往往是臨出門前，他才會臨時起意，隨便指一輛。

這就讓所有提前埋伏的計劃都失了效，你根本不知道該打哪一輛。

他的生活看似很有規律，每天下午會客、散步，每周固定去教堂做禮拜。

這好像給刺殺提供了機會。

可魔鬼就藏在細節里。

今天走哪條路？

在哪兒停車？

坐前面那輛車還是后面那輛？

這些全都是隨機的。

王亞樵之所以拿他沒辦法，就是因為這套系統根本不給你任何能鉆的空子。

你的計劃再周密，也算不過他的多疑和隨機。

1949年11月，趙秉鈺官升上校，奉命飛往昆明，為蔣介石的“西狩”打前站。

到了昆明，他見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時任云南綏靖公署保防處處長的沈醉。

他本以為，憑著自己侍從室的身份，再加上老友的照應，萬無一失。

結果，他沒等來蔣介石的專機，卻等來了盧漢的云南起義。

城里城外的兩個守衛者，趙秉鈺和沈醉，最終在同一座陸軍監獄里，成了階下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