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門鈴在凌晨兩點十七分響起時，我知道該來的終于來了。
兒子在臥室里翻了個身，我按住丈夫馮向東的手臂，他手心全是冷汗。
透過貓眼，樓道感應燈映出三個身影，最前面那人我認識，市紀委的沈明達。
開門時我甚至對他點了點頭，仿佛等候多時。
他們說話很客氣，但“配合調查”四個字像冰錐刺進深夜的寂靜。
向東回頭看我，嘴唇動了動，最終什么也沒說。
兒子穿著睡衣站在臥室門口，揉著眼睛問爸爸去哪，我說爸爸去加個班。
門關上后，整棟樓的聲控燈次第熄滅，只有我們家客廳的燈還亮著。
鄰居的窗簾輕輕動了一下，又迅速合攏。
我哄兒子重新睡下，回到客廳坐在沙發上，目光落在臥室五斗柜最下面那個抽屜。
那里鎖著一本黑色軟皮筆記本。
八年前買它時只花了九塊五毛錢，如今里面記滿了密密麻麻的數字。
所有人都以為我會哭會鬧會崩潰，單位同事連安慰的詞都準備好了，可我只是平靜地送孩子上學，買菜做飯，仿佛丈夫只是出差去了。
直到紀委副書記沈明達第三次找我談話，暗示調查陷入僵局時，我才從包里掏出那本已經卷邊的筆記本。
“沈書記，”我的聲音在會議室里顯得異常清晰，“這是我們家八年的流水賬。”
沈明達翻開第一頁時皺了下眉，但看到我用鉛筆在某些數字旁做的標記后，他的眼神變了。
那些看似尋常的“禮金”“稿費”“咨詢費”，在連續八年的時間軸上，呈現出一種精心設計的規律。
而這一切，始于八年前那個同樣深沉的夜晚，當馮向東第一次提著兩盒“茶葉”回家，眼神躲閃地說“朋友的心意”時，我就知道——有些東西開始腐爛了。
01
兒子睡著后，我坐在他床邊看了很久。
六歲孩子的睫毛在睡夢中輕輕顫動，像受驚的蝴蝶。
我給他掖好被角，關上臺燈，輕輕帶上門。
客廳的掛鐘指向三點二十，秒針走動的聲音在深夜里被無限放大。
廚房水龍頭有點漏水，滴答，滴答。
這毛病向東說了三次要修，總是忙，一拖就是半年。
現在不用急了，他有的是時間。
這念頭冒出來時，我自己都嚇了一跳，隨即感到一陣寒意。
我沒開大燈，只擰亮沙發旁的落地燈。
昏黃的光暈圈出小片溫暖，外面是沉沉的黑暗。
手機屏幕亮了又滅，單位的微信群靜悄悄的，但我知道明天不會這樣平靜。
起身走到臥室，打開五斗柜最下面的抽屜。
鑰匙在針線盒底層，摸出來時冰涼。
黑色筆記本躺在幾件舊毛衣下面，拿出來時揚起細細的灰塵。
封皮已經磨損，邊角卷起，側邊被膠帶反復粘貼過。
我坐回沙發，沒有立即翻開。
窗外的城市還在沉睡，偶爾有出租車駛過，車輪摩擦路面的聲音由遠及近又遠去。
這個小區住的多是機關單位的，此刻不知道多少扇窗戶后面，有人正透過窗簾縫隙看向我家。
他們想看什么？一個崩潰的妻子？一場深夜的哭鬧？還是明天一早紅腫著眼睛、步履蹣跚去買菜的可憐女人？
手指摩挲著筆記本封皮，粗糙的質感讓人安心。
這是結婚第三年開始記的，當時向東剛提了科長，應酬多起來。
我說要記賬，他笑我小市民心態，“咱們家又不缺錢”。
我沒反駁，只是堅持記。
第一筆是2005年3月12日，兒子奶粉，238元。
那時字跡還很工整，一筆一劃，日期、項目、金額、備注，像做財務報表。
后來字跡漸漸潦草，有時深夜等他回家，困得眼皮打架，還是要撐著記完當天開支才睡。
記著記著，就記了八年。
我輕輕翻開第一頁，紙張已經泛黃。
那些數字跳進眼睛里，像一個個沉默的證人。
翻到中間某頁時，我的手指停住了。
那一頁右下角有個很小的鉛筆標記，一個三角形。
那是2010年9月，向東第一次深夜提著“茶葉”回家。
當時他剛當上副處長不到三個月。
02
早晨六點半，鬧鐘準時響起。
我按掉鬧鐘，輕手輕腳起床洗漱。鏡子里的女人臉色有些蒼白，但眼神平靜。用冷水撲了撲臉，涂了點口紅。紅色太扎眼，選了支豆沙色的。
兒子醒來時有些迷糊，坐在床上發呆。
“爸爸呢？”
“爸爸出差了，過幾天回來。”我邊給他穿衣服邊說，聲音自然而平穩，“今天幼兒園有美術課對吧？你答應老師要帶水彩筆的。”
轉移話題對六歲孩子很有效。他跳下床去找畫筆，忘了追問爸爸去哪。我蹲在地上幫他整理書包，手指微微發抖，于是握緊拳頭，再松開。
送孩子到幼兒園門口，蹲下來給他整了整衣領。
“媽媽下午準時來接你。”
“拉鉤！”他伸出小手指。
我笑著勾住他的手指，“拉鉤上吊，一百年不許變。”看著他蹦蹦跳跳跑進教室，背影消失在走廊拐角，我才慢慢直起身。
轉身時看見隔壁班一個家長欲言又止的眼神。
我朝她點點頭，算是打過招呼，徑直走向公交站。
早高峰的公交車擠得像沙丁魚罐頭，我被夾在中間，聞著各種早餐混雜的味道。
車廂電視里正播放本地新聞，主持人字正腔圓地念著廉政建設相關稿件。周圍有人小聲議論，我閉上眼假裝休息。
單位在市政府對面那棟灰白色大樓里。我所在的檔案科在七樓最西頭，平時少有人來。電梯門打開時，走廊里幾個同事正在說話，看見我，聲音戛然而止。
“佳琪來了啊。”最先開口的是呂艷，她端著茶杯走過來，眼里的關切濃得化不開，“你還好吧？我們都聽說了……”
“我挺好的。”我笑了笑，從包里掏出辦公室鑰匙，“謝謝關心。”
“哎呀，這種事攤誰身上都難受。”呂艷跟著我走進辦公室，“你說馮局那么好的人，肯定是誤會。不過你也別太擔心，組織上會查清楚的。”
我打開電腦，把包放進抽屜，“嗯，我相信組織。”
呂艷靠在辦公桌邊沿，壓低聲音：“我聽說昨晚去了三輛車呢，陣仗挺大。沈書記親自帶隊，這規格……是不是問題挺嚴重啊？”
“我不清楚具體情況。”我打開文件夾，開始整理昨天的歸檔材料，“等調查結果吧。”
她還想說什么，科長推門進來了。
“都圍這兒干嘛？不用工作了？”科長是個五十多歲的老大姐，平時最煩八卦，“佳琪，那份2013年的規劃檔案找到沒？規劃局催了。”
“找到了，這就給您。”我從文件柜里取出厚厚一摞。
呂艷訕訕地走了。科長接過檔案，看了我一眼，聲音緩和下來：“要是家里有事，可以請假。”
“不用，謝謝科長。”我說，“工作能讓我分分心。”
科長點點頭，沒再說什么。辦公室里只剩下翻動紙張的聲音和鍵盤敲擊聲。窗外的梧桐樹葉子開始泛黃，秋天真的要來了。
我打開最底層的抽屜，里面除了辦公用品，還有一本和家里那本一模一樣的黑色筆記本。
這是副本，每周我會把家里的賬目謄抄過來。
兩本對照，確保沒有遺漏。
翻開到最新一頁，昨天那欄還空著。
我拿起筆，猶豫了一下，寫下：9月17日，日常開支，待補記。
03
午飯時我沒去食堂。
從抽屜里拿出早上買的面包，就著白開水慢慢吃。辦公室其他人都下去了，整層樓很安靜。手機震了一下，是母親發來的微信。
“琪琪，向東的事我聽說了。晚上我帶菜過去，給你和寶寶做飯。”
我回復：“不用了媽，我沒事。您血壓高別來回跑。”
消息剛發出去，電話就來了。母親的聲音壓得很低，背景音是電視戲曲節目：“真沒事？你別硬撐。要不要我過去住幾天？孩子總得有人接……”
“真不用。”我盡量讓聲音聽起來輕松，“才一天而已，說不定明天就回來了。您別擔心，也別到處打聽，對向東影響不好。”
母親嘆了口氣，“你啊，從小就這脾氣，什么事都憋心里。”她又叮囑了幾句才掛電話。
我盯著手機屏幕，直到它自動熄滅。
走廊傳來腳步聲和說笑聲，同事們吃完飯回來了。呂艷的聲音最響，在說孩子補習班的事。經過我辦公室時，她特意探頭看了一眼。
“佳琪你沒去吃飯啊？光吃面包怎么行。”
“不太餓。”我朝她笑笑。
她走進來，手里拎著個蘋果，“給，食堂發的。你臉色不好，得多補充維生素。”把蘋果放在桌上，她拉過椅子坐下，擺出長談的架勢。
“說真的，咱們這么多年同事，你有什么難處別自己扛。”呂艷身體前傾，“紀委那邊有認識人沒？要不要我幫你問問進展？”
“不用了，按規定來就好。”
“你這人就是太老實。”呂艷搖頭，“現在這世道，沒人脈哪行。我家老陳在檢察院有同學，要不……”
“真不用。”我打斷她，語氣依然溫和，“謝謝艷姐，但我相信組織會公正處理的。”
呂艷看了我幾秒，眼神復雜。那里面有同情，有好奇，或許還有一絲失望——她沒看到預想中的崩潰或求助。
“行吧，你有需要隨時開口。”她起身走到門口，又回頭說，“對了，明天局里組織的讀書會，你還去嗎？”
“去啊，為什么不去？”
她愣了愣，“哦，好，那明天見。”
門輕輕關上。我拿起那個蘋果，紅彤彤的，表皮光滑。看了很久，最終把它放進抽屜，和那本副本賬本放在一起。
下午的工作很瑣碎，核對檔案編號，錄入系統，裝訂成冊。機械性的勞動讓人平靜，時間過得很快。四點半，我準時關電腦，收拾東西準備接孩子。
電梯里遇到幾個其他科室的人，大家都默契地沒提昨晚的事，只是尋常寒暄。走出大樓時，夕陽正好，把整條街染成金色。
幼兒園門口已經聚了不少家長。我站在往常的位置，有個相熟的媽媽湊過來，小心翼翼地問：“佳琪，聽說馮局他……”
“配合調查，很快會有結果的。”我微笑著說。
對方顯然沒想到我這么平靜，準備好的安慰話卡在喉嚨里。正好放學鈴響了，孩子們像小鳥一樣涌出來。兒子看見我，飛奔過來撲進懷里。
“媽媽！我今天畫了大象！”
“真棒，回家給媽媽看看。”
牽著他的手往家走，路上買了點青菜和肉。菜市場賣肉的張師傅多切了一小塊排骨塞給我，“給孩子燉湯喝。”我沒推辭，道了謝。
回到家，開門，開燈，換鞋。房子突然顯得很大，每一個角落都靜悄悄的。兒子跑去看電視，我系上圍裙進廚房。
淘米，洗菜，切肉。水聲，刀聲，油鍋爆炒聲。這些熟悉的聲音填滿空間，讓人感到踏實。吃飯時兒子問爸爸什么時候回來，我說周末吧。
“那爸爸能帶我去動物園嗎？他答應我的。”
“等爸爸回來，我們一起去。”
晚飯后陪兒子畫畫，洗澡，講故事。九點整，他睡著了。我坐在客廳沙發上，終于拿出那本黑色筆記本。
翻到最新那頁，補記昨天的開支。筆尖在紙上沙沙作響，寫到最后一項時，我停頓了很久。
最終還是寫下：9月16日，其他收入，0。
而在旁邊，用鉛筆輕輕畫了一個問號。
04
第二天我照常上班。
出門前特意選了件淺灰色西裝外套，配白色襯衫，頭發梳得整整齊齊。鏡子里的女人看起來干練從容，除了眼底淡淡的青色，看不出任何異常。
公交車上人依然很多。
我抓住扶手，看著窗外掠過的街道。
經過住建局大樓時，心里緊了一下，但臉上沒什么表情。
那棟樓里有向東的辦公室，現在大概已經被查封了。
單位電梯里遇見沈明達。
他顯然也有些意外，朝我點點頭，“蔡同志上班？”
“嗯，沈書記早。”我平靜地回應。
電梯里還有其他人，大家都裝作沒聽見這簡短的對話。七樓到了，我走出去，能感覺到背后的目光。到辦公室坐下，泡了杯茶，開始一天的工作。
十點左右，科長過來說：“佳琪，下午的讀書會你真要去？要不我幫你請個假。”
“不用請假，我想去。”我整理著桌上的文件，“讀書會一個月才一次，缺席可惜了。”
科長欲言又止，最終拍拍我的肩，“那行，有什么事隨時說。”
讀書會是局里工會組織的，每個月一次，在職工書屋。
參加的多是女同事，讀讀書，聊聊天，算是繁忙工作里的一點調劑。
我幾乎每次都去，喜歡那種安靜的氛圍。
下午三點，我準時走進書屋。長桌旁已經坐了七八個人，呂艷也在。看見我，她眼睛睜大了些。
“佳琪你真來了啊。”她挪了挪位置，給我空出椅子。
“說好要來的。”我坐下，從包里拿出這期要討論的書，《平凡的世界》。
主持人還沒到，大家閑聊著。話題不可避免地轉到最近的熱播劇，又悄悄滑向某些八卦。我能感覺到，有幾道視線時不時落在我身上。
“佳琪，你最近在看什么書？”對面一位年長的同事問，大概是想把話題引開。
“重讀《紅樓夢》，每次看都有新體會。”我微笑著說。
“哦？這次讀到哪了？”
“剛讀到探春理家那段。”我翻開手里的書，“她說的好，‘這么大的家族，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必須先從家里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涂地。’”
書屋忽然安靜了幾秒。
呂艷干笑兩聲，“這書是深刻哈。”其他人也紛紛附和，氣氛有些微妙。好在主持人這時進來了，讀書會正式開始。
大家輪流分享閱讀心得，我認真聽著，偶爾做筆記。輪到我時，我談了談對孫少安這個人物的理解，講他如何在困境中堅守，語氣平緩自然。
一個半小時很快過去。散會時，呂艷和我一起走出來。
“佳琪，說真的，我挺佩服你。”在走廊里，她突然說，“要是我家老陳出這種事，我早垮了。”
“事情還沒定性，沒必要自己嚇自己。”我按了下行電梯按鈕。
“也是，也是。”她點點頭，又壓低聲音，“不過你聽說了嗎？好像不止向東一個人，牽出一串呢。司機、還有下面幾個科長……”
電梯門開了，里面有人，我們沒再繼續這個話題。回到辦公室，離下班還有一個小時。我打開電腦，卻沒什么心思工作。
腦海里反復回響呂艷剛才的話。
司機。彭濤。
那個總是一臉憨厚笑容的中年男人，給向東開了六年車。逢年過節會送些土特產，說老家帶來的，不值錢。向東推辭幾次，后來也就收了。
我記得賬本上，每次彭濤“送東西”后，都會有一筆不大不小的“其他收入”。
最初是五百，后來是一千，最多的一次三千。
備注寫的是“彭師傅的心意折現”。
當時問向東，他說是彭濤家里困難，他幫過忙，對方非要表示感謝。我信了，但還是在賬本上記下，用鉛筆做了標記。
現在想來，那些數字出現的頻率和時機，似乎和某些項目審批的時間點有某種對應關系。
抽屜里的副本賬本仿佛在發燙。
我深吸一口氣，關上電腦。該接孩子了。
幼兒園門口，兒子今天不太高興。問了才知道，班上有小朋友說“你爸爸被警察抓走了”。老師已經批評了那個孩子，但傷害已經造成。
“媽媽，爸爸真的是壞人嗎？”回家的路上，他仰著臉問，眼睛里噙著淚。
我蹲下來，平視他的眼睛，“爸爸是不是壞人，要等調查結果。但不管爸爸做了什么，他都愛你，媽媽也愛你。明白嗎？”
他似懂非懂地點頭。我抱住他小小的身體，聞到他頭發上淡淡的奶香。這個瞬間，我突然很感激自己這八年來近乎偏執的記錄。
那些數字或許冰冷，但至少能告訴孩子一個確切的真相——無論那真相多么殘酷，都比流言和猜測要好。
晚飯后，兒子睡著。我再次翻開黑色筆記本，找到所有與彭濤相關的記錄。一共二十三筆，時間跨度五年三個月，總金額四萬七千五百元。
每一筆旁邊，都有那個小小的鉛筆三角形。
05
周末兩天過得異常平靜。
我帶兒子去公園，去圖書館，像往常一樣買菜做飯。母親還是來了，提著一保溫壺的排骨湯，眼睛紅紅的，顯然哭過。但她在我面前強撐著笑容。
“寶寶，外婆給你講故事好不好？”
“好！”兒子撲進她懷里。
我進廚房熱湯，聽見客廳里母親溫柔的聲音。她講的是我小時候聽過的故事，關于誠實和勇氣。湯在鍋里咕嘟咕嘟冒泡，熱氣模糊了玻璃窗。
周日晚上，母親要走時拉住我的手。
“琪琪，媽知道你心里苦。”她聲音哽咽，“但日子總得過下去，為了孩子也得挺住。”
“我知道，媽。”我握緊她粗糙的手，“我真的沒事。”
送走母親，哄兒子睡下，我終于有時間仔細梳理賬本。
把筆記本攤在餐桌上，旁邊放著一沓白紙和計算器。
臺燈的光圈籠罩著泛黃的紙頁，上面的字跡從工整到潦草，記錄著這個家庭八年的點滴。
最開始確實只是普通家庭記賬。
2005年3月，奶粉238元。4月，尿不濕156元。5月，向東升職請同事吃飯，380元。每一筆都清清楚楚，備注里甚至記了聚餐有哪些人。
轉折點在2008年底。
向東從科長提副處長，應酬突然多起來。
賬本上開始頻繁出現“禮金”項目，最初是二百、三百，后來是五百、一千。
備注寫的是“同事結婚”“老人生病”“孩子滿月”。
我問過這些錢，向東總說：“人情往來，沒辦法。今天我隨出去，明天咱家有事人家也會還回來。”
但賬本上，收的禮金和隨出去的份子錢，漸漸不平衡了。
收的多，出的少。
差額部分，向東說是“稿費”“咨詢費”“講課費”。
他在大學兼過課，偶爾也給行業刊物寫文章，這些理由聽起來合理。
直到2010年9月那個夜晚。
他凌晨一點才回家，手里提著兩盒包裝精美的茶葉。“朋友給的，明前龍井，你嘗嘗。”他說話時不敢看我的眼睛。
我沒拆穿，只是第二天在賬本上記下：9月13日，茶葉兩盒（未拆）。在旁邊用鉛筆輕輕畫了個三角形標記。
那是第一個標記。
從那以后，類似的“禮物”漸漸多起來。煙酒、購物卡、保健品，甚至有一次是一張美容院的年卡，面值五千。每次我都記下，做標記，但從不追問。
向東大概以為我不知道。
或者他知道我知道，但我們默契地誰也不說破。
婚姻變成一場沉默的表演，我們在孩子面前扮演恩愛夫妻，在朋友面前扮演模范家庭。
只有深夜，當我翻開賬本記錄時，才直面那些不斷增加的鉛筆三角形。它們像一個個傷口，在紙頁上悄悄潰爛。
2013年向東提副局長后，情況變了。
直接送東西的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更隱蔽的方式。
賬本上開始出現一些莫名其妙的“收入”：某次向東說幫朋友寫了份項目建議書，收到三千“潤筆費”；某次說參加評審會，有一千八“評審費”；某次說給企業做了次培訓，五千“課酬”。
這些錢數額不大，頻率也不高，分散在正常工資收入中，毫不顯眼。如果不是連續八年記錄，根本看不出規律。
我拿起計算器，把所有這些帶有標記的收入加在一起。
數字跳出來時，我的手抖了一下。
不是因為這數額有多大——八年總計二十四萬七千六百元，平均每年三萬多，對于副局長來說不算驚人——而是因為它的持續性。
這不是一時糊涂，是長達八年的、持續不斷的越界。
更讓我心寒的是記錄里的細節。
有些日期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兒子發燒住院我獨自守夜的晚上，向東說在開會，但賬本顯示那天有一筆“咨詢費”入賬；那是我母親做手術需要簽字的時候，他說出差趕不回來，而那天有筆“稿費”。
我把臉埋進手里，肩膀微微顫抖。但沒哭出聲，只是深呼吸，一次，兩次，直到情緒平復。
臺燈的光靜靜地照著那些數字。
它們沉默地躺在紙頁上，卻比任何控訴都更有力量。
這八年來，我用最笨拙的方式，一點一點收集著證據——不是為告發誰，只是為了有一天，當一切崩塌時，能知道究竟塌了多少。
窗外傳來汽車駛過的聲音，遠處有狗叫。夜很深了，整棟樓只有我家還亮著燈。我合上筆記本，鎖回抽屜。
鑰匙轉動時發出清脆的“咔噠”聲。
這聲音在寂靜的夜里傳得很遠，又很快消散。就像這些年我心里的某些東西，碎了，但碎得悄無聲息。
06
周一上班，沈明達的秘書打來電話。
“蔡佳琪同志嗎？沈書記想請您下午兩點來紀委談話室一趟，了解一些情況。”
“好的，我準時到。”我聲音平靜。
掛掉電話，繼續整理檔案。中午沒去食堂，在辦公室吃了昨天剩下的面包。一點五十，我對著衛生間鏡子整理了一下頭發和衣領，走向紀委所在的辦公樓。
談話室在三樓，不大，一張桌子幾把椅子，窗戶開得很高，陽光斜斜地照進來。沈明達已經在里面了，還有一位年輕的女記錄員。
“蔡同志，請坐。”沈明達指了指對面的椅子。
我坐下，雙手放在膝蓋上。他推過來一杯水，“別緊張，就是常規了解情況。”
“謝謝沈書記，我不緊張。”
沈明達翻開面前的文件夾，看了片刻，“馮向東同志被帶走調查已經五天了。這期間，他承認了一些問題，但也堅持說有些款項是正常人情往來、勞務報酬。調查現在遇到一些困難。”
我安靜地聽著，沒接話。
“作為家屬，你了解馮向東的經濟情況嗎？”沈明達問，“比如，除了工資，他有沒有其他收入來源？”
“他在大學兼過課，也寫過文章，有一些稿費和講課費。”我說。
“具體數額清楚嗎？”
“不太清楚，他的錢自己管。”
這是實話。
從結婚起，向東就堅持各管各的錢，家里大件開支他出，日常開銷我負責。
他說這樣避免矛盾，我也樂得輕松。
現在想來，或許從一開始，他就為今天做了準備。
沈明達點點頭，手指輕敲桌面，“蔡同志，我知道這對你來說很艱難。但馮向東的問題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嚴重。如果你知道什么，希望你能如實向組織反映。”
談話室里很安靜，能聽見記錄員寫字的沙沙聲。陽光從高窗移過來，落在我手背上，暖洋洋的。我盯著那片光斑，看了很久。
“沈書記，”我緩緩開口，“我家里有一本記賬本。”
沈明達抬起頭，“記賬本？”
“嗯，記了八年，從2005年到現在，家里的每一筆開支和收入。”我的聲音在安靜的房間里顯得異常清晰，“里面可能有些你們需要的東西。”
沈明達和記錄員對視一眼。
“什么樣的東西？”他問。
“我也說不清楚，”我實話實說，“但里面有些收入，我始終對不上來源。我用鉛筆做了標記，一共十七處。”
沈明達身體前傾，“賬本現在在哪里？”
“在家，鎖在抽屜里。”我說，“如果需要，我可以現在去取。”
沈明達沉吟片刻，“這樣，我讓小劉開車送你回去取。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希望暫時保管這本賬本。”
“可以。”我站起身，“我現在就去拿。”
女記錄員小劉是個二十多歲的姑娘，開車時很沉默。路上等紅燈時，她突然說：“蔡姐，你真的很冷靜。”
我看向窗外，“不然呢？哭鬧解決不了問題。”
“可是……”她欲言又止，最終還是沒說完。
到家門口，我掏鑰匙開門。屋里靜悄悄的，陽光透過窗簾縫隙照進來，灰塵在光柱里跳舞。我徑直走進臥室，打開五斗柜最下面的抽屜。
黑色筆記本安靜地躺在那里。
我拿出來時，封皮上的灰塵在陽光下清晰可見。
八年了，它記錄了這個家庭所有的柴米油鹽，也記錄了一個女人日益加深的恐懼。
鎖上門，回到車上。小劉看了眼我手里的本子，沒說話，發動了車子。
回到紀委談話室，沈明達還在等。我把筆記本放在桌上，推到他對面。
“就是這個。”
沈明達翻開第一頁，眉頭微皺。前幾頁都是奶粉尿布之類的日常開支，看起來再普通不過。他快速翻到中間，看到那些鉛筆標記時，動作慢了下來。
“這些三角形是什么意思？”他指著其中一個標記問。
“是我覺得有疑問的收入。”我平靜地說，“這些錢，向東說是稿費、講課費、咨詢費，但我覺得不對勁。”
“為什么？”
“因為頻率和時機。”我翻開其中一頁，“比如這里，2012年5月8日，收入三千，備注‘項目建議書潤筆’。那段時間向東正在負責老城區改造項目的審批。”
我又翻了幾頁，“還有這里，2014年11月23日，收入五千，備注‘企業培訓課酬’。當時他剛帶隊檢查完一批建筑企業的安全資質。”
沈明達的臉色越來越嚴肅。他招手讓記錄員過來，“把這幾頁拍下來。”
拍照聲在安靜的房間里響起，咔嚓，咔嚓。我坐在對面，看著自己的字跡被一頁頁記錄。那些曾經只屬于我的秘密，現在要公之于眾了。
拍完照，沈明達合上筆記本，鄭重地說：“蔡佳琪同志，感謝你向組織提供重要線索。這本賬本我們需要暫時扣留，作為調查材料。”
“可以。”我說，“不過我有個請求。”
“你說。”
“如果可以的話，調查結束后，請把賬本還給我。”我看著他的眼睛，“它記錄的不只是數字，還有我八年的生活。”
沈明達沉默片刻，點點頭，“我盡量。”
談話結束了。小劉送我回單位，路上我們依然沉默。在辦公樓前下車時，我說了聲謝謝。她突然說：“蔡姐，你會恨馮局長嗎？”
我站在車邊，想了想，說：“不知道。恨也需要力氣，我現在沒有多余的力氣去恨誰。”
說完，轉身走進大樓。下午的陽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長，斜斜地印在臺階上。
07
賬本交上去的第三天，沈明達又來找我。
這次談話地點在他的辦公室。他給我泡了茶，態度比之前溫和許多。“蔡同志，你那本賬本對我們幫助很大。”
我端起茶杯，沒說話。
“我們核對了賬本上十七處標記的收入，發現其中十二筆，和馮向東經手的項目審批時間高度吻合。”沈明達打開一份文件，“更重要的是，這些錢的支付方，都指向同一批企業。”
“是通過彭濤嗎？”我問。
沈明達愣了一下，“你知道彭濤？”
“他是向東的司機，跟了六年。”我喝了口茶，茶水有點燙，“賬本里有二十三筆記錄和彭濤有關，都是他‘送土特產’之后，會有筆現金收入。”
沈明達深深看了我一眼，“你記了八年，為什么現在才拿出來？”
這個問題我預料到了。
“因為之前我一直在說服自己，這些只是正常的人情往來。”我放下茶杯，“直到那天晚上你們把他帶走，我才不得不承認，有些事終究瞞不過去。”
“你早就懷疑了？”
“從2010年他第一次深夜提著茶葉回家，我就知道了。”我看著窗外的梧桐樹，“但我沒有證據，只有這些數字。而且……而且我總抱著僥幸心理，希望是自己多心。”
沈明達嘆了口氣，“你為什么不早點問他？”
“問過，每次他都有理由。”我苦笑，“稿費、講課費、咨詢費，聽起來都合理。而且數額都不大，最大的單筆也就五千，分散在八年里，平均到每個月也就兩千多。”
“這正是高明之處。”沈明達說，“小額多次，刻意規避監管紅線。如果不是你這本連續八年的記錄，單看任何一筆，都很難定性。”
辦公室里安靜下來。窗外的梧桐葉子在秋風里搖擺，有幾片已經黃了。
“彭濤昨天被我們請來談話了。”沈明達突然說，“他很配合，交代了不少問題。根據他的說法，馮向東從不直接收錢，都是通過他轉交。每次金額控制在五千以下，名義是‘感謝費’‘咨詢費’。”
我想起那個總是一臉憨厚笑容的司機。
每次來家里都拎著東西，說“老家的土特產，不值錢”。
向東推辭，他就說“馮局您幫了那么大忙，這點心意再不收就是看不起我”。
表演得真好。我們都在表演。
“蔡同志，我們需要你協助核對一些細節。”沈明達拿出幾張打印紙，“這是根據你的賬本整理出的時間線，你看看有沒有錯漏。”
我接過那些紙，上面密密麻麻列著日期、金額、備注。
從2010年9月13日第一筆標記收入開始，到今年9月15日最后一筆。
八年，十七處標記，總金額二十四萬七千六百元。
看著那些數字，我突然感到一陣窒息。
不是因為這數額，而是因為這漫長的、持續八年的過程。
每一天，我記錄著，懷疑著，恐懼著，卻還要裝作什么都不知道。
“都對的。”我把紙還回去，聲音有些啞。
沈明達收好文件，“還有個情況要告訴你。馮向東知道賬本的事后，情緒很激動。他要求見你。”
我抬起頭，“現在嗎？”
“如果你愿意的話。”沈明達說，“有些話，你們當面說清楚也好。”
我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陽光漸漸西斜，辦公室里的光線暗下來。最終，我點了點頭。
“好，我見他。”
08
見面的地方是紀委指定的談話室，和上次那間差不多。
我進去時，馮向東已經坐在里面了。
五天不見，他瘦了一圈，眼窩深陷，胡子拉碴，身上的西裝皺巴巴的。
看見我，他的眼神復雜，有憤怒，有羞愧，還有一絲我看不懂的情緒。
“你來了。”他的聲音沙啞。
我在他對面坐下，中間隔著一張桌子。沈明達和記錄員坐在旁邊，但馮向東的眼睛一直盯著我。
“為什么要記那個賬本？”他問，聲音里壓著怒氣，“記了八年，你一直在監視我？”
“不是監視，是記錄。”我平靜地說，“普通家庭記賬而已。”
“普通家庭記賬？”他冷笑，“用鉛筆做標記？記得那么詳細？蔡佳琪，你從什么時候開始懷疑我的？”
我想了想，實話實說：“從2010年9月13日，你凌晨一點提著兩盒茶葉回家，說朋友送的。你看我的眼神在躲閃。”
馮向東愣住了，顯然沒想到我連具體日期都記得。
“就因為這個？”
“不止。”我說，“后來類似的‘禮物’越來越多。煙酒、購物卡、美容卡……每次你都有理由，但我不是傻子。”
“那你為什么不早說？”他的聲音高起來，“為什么不早點制止我？非要等我走到這一步，拿出那個破本子來當證據？”
我看著他，突然覺得很累。這個男人，我的丈夫，到現在還不明白。
“我說過的，不止一次。”我的聲音很輕，但在安靜的房間里格外清晰，“我問過那些錢哪來的，你說稿費、講課費。我問那些東西誰送的，你說朋友的心意。每次你都說得天衣無縫，我要怎么制止？撕破臉大吵一架嗎？”
馮向東張了張嘴，沒說出話。
“而且我有孩子。”我繼續說，“我不想讓他看見父母吵架，不想讓這個家散了。所以我選擇記下來，每一個數字，每一處疑點。我想，也許有一天你會自己停下來，也許是我多心了。”
我頓了頓，“但我錯了。你沒停，那些‘禮物’和‘收入’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到后來，我已經不敢細想了。”
談話室里只有記錄員寫字的沙沙聲。馮向東低下頭，雙手插進頭發里。
“彭濤都交代了。”許久，他啞聲說，“那些錢，大部分是他轉交的。企業不敢直接送，就通過他，每次三五千，說是‘感謝費’‘咨詢費’。我覺得數額不大，就……就收了。”
“不止彭濤吧。”我說，“賬本上還有五筆，和彭濤沒關系。”
馮向東身體一僵。
“那是我自己收的。”他聲音低得像耳語，“兩次是過年，企業老板來拜年，塞的紅包。三次是項目審批后，對方說‘一點心意’。金額都不大，我就……”
“就收下了。”我替他說完。
他點點頭，肩膀垮下來。那個總是意氣風發的馮副局長不見了，現在坐在我對面的，只是一個疲憊、蒼老、滿臉悔恨的男人。
“佳琪，”他突然抬起頭，眼睛紅了，“我知道我對不起你，對不起孩子。但那個賬本……你記了八年，是不是早就準備著這一天？準備著把我送進去？”
這個問題像一把刀，扎進我心里。
我看著他，一字一句地說：“如果我想把你送進去，不會等八年。賬本我留著，不是為舉報你，是為給自己一個交代。我要知道，這些年我到底生活在什么樣的謊言里。”
眼淚終于掉下來，但我沒去擦，“馮向東，你問我為什么不早制止你。那我問你，如果八年前，你第一次收那兩盒茶葉時，我跟你大吵一架，把茶葉扔出去，你會停嗎？”
他沉默了。
“你不會。”我替他回答，“你會覺得我不懂事，不給面子，小題大做。然后下次你會更隱蔽，更小心，但不會停。因為從你收下第一份不該收的東西開始，就已經走上這條路了。”
沈明達輕咳一聲，“馮向東，你還有什么要說的？”
馮向東看著我，看了很久。他的眼神從憤怒到困惑，最后變成一種近乎絕望的平靜。
“沒有了。”他說，“賬本上的都是真的。我認。”
記錄員把筆錄推到他面前。他拿起筆，手在抖，但還是簽下了名字。放下筆時，他問沈明達：“我能和我妻子單獨說幾句話嗎？”
沈明達看向我。我點點頭。
他們出去了，談話室里只剩下我們兩個人。馮向東隔著桌子看著我，突然說：“兒子……兒子還好嗎？”
“還好，就是總問爸爸什么時候回來。”
“你怎么說？”
“我說你出差了。”
他苦笑，“還能瞞多久呢？”
“能瞞多久是多久。”我說，“他還小，有些事不需要知道得太清楚。”
馮向東點點頭，又沉默了一會兒。“佳琪，如果……如果我還有出來的那天，你……你還愿意……”
“別問這種問題。”我打斷他，“現在說這些沒有意義。”
他眼里的光暗下去，“是啊，沒有意義。”他站起身，走到窗邊，背對著我，“你知道嗎，我最后悔的不是收那些錢，是每一次你問我的時候，我都選擇了說謊。一次又一次，把你推得越來越遠。”
我沒說話。
“那個賬本，”他轉回身，眼睛里有淚，“你記了八年。這八年，你每次翻開它，每次記下一筆，心里都在想什么？”
我想了想，誠實地說：“最開始是困惑，后來是害怕，再后來……是麻木。就像看著一棟房子慢慢被白蟻蛀空，你知道它遲早會塌，但不知道是哪一天。”
“所以你早就等著它塌了？”
“不。”我搖搖頭，“我一直在祈禱，希望是自己多心，希望房子是堅固的。但我也做好了準備，如果它真的塌了，我和孩子不能埋在廢墟里。”
馮向東閉上眼睛，兩行淚流下來。他哭得很安靜，沒有聲音，只有肩膀在微微顫抖。
門外傳來敲門聲，時間到了。
我站起身，走到門口時，聽見他說：“對不起，佳琪。”
我沒回頭，只是輕輕說：“好好配合調查，為了孩子。”
然后拉開門，走了出去。走廊很長，燈光很亮，我的影子拖在地上，筆直地向前延伸。
09
從那天起，我不再去紀委。
沈明達偶爾會打電話來，告知調查進展。彭濤的證詞很關鍵，牽出了七八家企業，都是向東分管領域里的。金額都不大，但累積起來也夠量刑標準了。
賬本成了最重要的物證。那些密密麻麻的數字，在辦案人員眼里，是一張清晰的行賄受賄網絡圖。每一筆標記收入，都能對應到某個項目、某個審批環節。
我照常上班，接孩子，做飯。
單位里關于我的議論漸漸少了，不是大家不關心了，而是習慣了。
習慣了看到一個平靜如常的蔡佳琪，就像習慣每天太陽東升西落。
呂艷不再打探消息，反而開始有意無意地回避我。
有時在走廊遇見，她會匆匆點個頭就走。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一個能默默記錄丈夫八年賬目、關鍵時刻交出證據的女人，太可怕，太不可測。
我不在乎。這些年我在乎的太多，現在只想在乎該在乎的。
母親每周來兩次，幫我接送孩子，做頓飯。她從來不問調查的事，只是絮絮叨叨說些家常。有次她燉了雞湯，看著我喝，突然說：“琪琪，你瘦了。”
“沒有，體重沒變。”
“心里瘦了。”母親摸摸我的臉，“媽知道你心里苦，但別憋著。想哭就哭，想罵就罵，別總這么平靜，媽看著心疼。”
我握住她的手，“媽，眼淚解決不了問題。日子還得過下去，我得為孩子撐住。”
母親眼睛紅了，轉過頭去擦眼淚。
十月底，沈明達正式通知我，案件調查結束，移送司法機關。
馮向東涉嫌受賄，金額二十四萬余元，鑒于認罪態度好，積極退贓，可能會從輕處理，但刑期免不了。
“賬本可以還給你了。”沈明達說，“我們做了復印件存檔，原件你拿回去吧。”
再次見到那個黑色筆記本時，它被裝在一個透明文件袋里。
封皮上的磨損還在，邊角的膠帶還在，但感覺不一樣了。
它不再只是一個家庭記賬本，而是一件證物。
我接過文件袋，說了聲謝謝。
“蔡同志，有個問題我一直想問你。”沈明達送我出來時，在走廊里停下腳步，“這八年，你一邊記錄一邊生活，是什么感覺？”
我想了很久。
“就像抱著一顆定時炸彈生活。”我說，“你不知道它什么時候會炸，但你知道它遲早會炸。每天醒來，第一件事是檢查炸彈還在不在，然后假裝它不存在，該吃飯吃飯，該上班上班。”
沈明達沉默片刻，“你很堅強。”
“不是堅強，是沒得選。”我笑了笑，“女人很多時候都沒得選。發現了問題，不能說，因為說了家就散了。不能問，因為問了就是不相信。只能看著，記著，等著。”
“現在等到了。”
“是啊，等到了。”我看向窗外，梧桐葉子已經黃了大半，“也好，總比一直等下去強。”
回到家，我把賬本從文件袋里拿出來。它靜靜地躺在餐桌上，在夕陽里泛著柔和的光。兒子跑過來，好奇地問：“媽媽，這是什么？”
“這是咱們家的記賬本。”
“記了什么呀？”
“記了寶寶從出生到現在，所有花的錢。”我翻開第一頁，指著上面的字，“看，這是你第一次買奶粉，花了238元。”
兒子睜大眼睛，“這么貴呀！”
“是啊，所以寶寶要好好吃飯，不能浪費。”我笑著說。
他用力點頭，跑去看電視了。我坐在餐桌旁，一頁頁翻著賬本。那些熟悉的數字跳進眼睛里，喚起許多幾乎遺忘的記憶。
這一筆是兒子第一次發燒住院的費用。
那一筆是家里冰箱壞了換新的。
還有這一筆，是結婚十周年，向東說帶我去旅游，最后因為工作忙沒去成，賬本上記的是“旅游基金（未使用）”。
翻到最后一頁，最新記錄是昨天。買菜42.5元，兒子文具18元，公交卡充值50元。都是再普通不過的開支。
我在空白處停頓了很久，最終拿起筆，寫下今天的日期，然后是新的一行：10月28日，生活繼續。
字跡工整，像八年前剛開始記賬時那樣。
合上賬本，鎖回抽屜。鑰匙轉動時，發出熟悉的“咔噠”聲。這一次，聲音里沒有了恐懼，只有一種沉重的平靜。
晚飯后陪兒子畫畫，他畫了一棟房子，三個人。“這是爸爸，這是媽媽，這是我。”他用蠟筆仔細涂色，把每個人的衣服都涂成鮮艷的顏色。
“媽媽，爸爸什么時候回來呀？”他邊畫邊問。
“要很久。”我摸摸他的頭，“但媽媽會一直陪著你。”
“那爸爸回來還會愛我嗎？”
“會的。”我抱住他，“爸爸永遠愛你。”
他滿意地繼續畫畫。我看著他專注的側臉，心里涌起一陣酸楚，但很快平復。該流的淚，這八年已經流完了。現在，我只想好好生活，為了孩子，也為自己。
窗外的天色完全暗下來，萬家燈火次第亮起。
每一盞燈后面，都有一個家庭，都有各自的故事。
有的幸福，有的艱難，有的像我們家一樣，表面光鮮內里千瘡百孔。
但日子總要過下去。
就像賬本上的數字，無論昨天記了什么，今天總有新的一筆要記。那些過去的，就讓它過去。未來的，一天一天來。
我起身去廚房洗碗，水聲嘩嘩，溫暖而踏實。
10
冬天來的時候，判決下來了。
馮向東因受賄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
聽到消息時我正在單位整理檔案，手機震動，是沈明達發來的短信。
我看了幾秒，然后把手機放回口袋，繼續工作。
下班時在電梯里遇到呂艷，她小心翼翼地問：“佳琪，聽說馮局的判決下來了？”
“嗯。”
“三年緩四年，還好，不用進去。”她觀察著我的表情，“你……你有什么打算？”
“沒什么打算，照常過。”電梯門開了，我走出去。
她在后面說：“那個……你要是想離婚，我認識個不錯的律師……”
“謝謝，暫時不用。”我頭也不回地說。
走出大樓，寒風撲面而來。我把圍巾裹緊些，走向公交站。路邊的梧桐樹葉子已經落光了，光禿禿的枝椏指向灰白的天空。
回到家，兒子正在寫作業。他上小學了，每天作業不少，但很認真。我放下包，進廚房做飯。切菜時，手機又響了，這次是母親。
“琪琪，判決你知道了？”
“那你……”母親猶豫著，“怎么想的？”
“沒怎么想。”我把青菜放進鍋里，油鍋刺啦一聲，“該怎樣就怎樣。”
母親嘆了口氣，“媽尊重你的選擇。不管怎么樣，媽都在。”
“我知道，謝謝媽。”
掛掉電話，繼續做飯。青椒肉絲，西紅柿雞蛋湯，蒸了米飯。和兒子吃飯時，他問：“媽媽，爸爸是不是做錯事了？”
我夾菜的手頓了頓，“是的。”
“那爸爸是壞人嗎？”
這個問題我想過很多遍。現在終于可以回答：“爸爸做了壞事，但不一定是壞人。有時候好人也會做錯事，重要的是能不能改正。”
兒子似懂非懂，“那爸爸會改正嗎？”
“媽媽希望他會。”
他沒再問，低頭吃飯。
晚上幫他檢查作業時，發現他寫了篇小作文，題目是《我的爸爸》。
里面寫：“我的爸爸很高，很忙，但會帶我去動物園。爸爸說做人要誠實，不能說謊。”
我看著那些歪歪扭扭的字，眼睛突然濕了。但很快忍住，用紅筆在作文后面批注：寫得很好，繼續努力。
周末帶兒子去看馮向東。他在城郊一個社區矯正中心，每周要參加學習勞動。見面室很小，我們隔著一張桌子坐著。
他看起來比上次好些，胡子刮干凈了，臉色也紅潤些。看見兒子，眼睛立刻亮了。
“寶寶長高了。”
“爸爸！”兒子想撲過去，被我輕輕拉住。
“坐下好好說話。”我說。
兒子乖乖坐下，開始嘰嘰喳喳說學校的事。馮向東認真聽著，不時點頭，問幾句。他的目光偶爾掃過我，但我一直看著兒子。
時間快到時，馮向東說：“佳琪，謝謝你帶他來。”
“應該的。”我看看表，“該走了。”
“等等。”他叫住我，從口袋里掏出個小盒子，“給兒子的生日禮物。下個月他生日，我可能見不到他。”
我接過盒子，沒打開，“我會給他。”
“還有……”他猶豫著，“那個賬本，你還留著嗎？”
“留著。”
“能……能給我看看嗎？”他問，“我想看看，這些年你到底記了什么。”
我想了想，“下次吧，今天沒帶。”
他點點頭，沒再說什么。我們起身離開，兒子一步三回頭。走出矯正中心，冷風一吹，兒子突然說：“媽媽，爸爸看起來好難過。”
“那我們還能像以前一樣嗎？”
我蹲下來，看著他的眼睛，“寶寶，有些事變了就回不去了。但我們還是家人，只是和以前不一樣了。明白嗎？”
他想了想，點點頭。孩子其實比大人想象的更懂，只是他們不說。
回家的公交車上，兒子靠著我睡著了。我摟著他，看著窗外掠過的街景。城市在冬天里顯得蕭索，但櫥窗里已經擺出圣誕裝飾，紅紅綠綠的，很熱鬧。
生活就是這樣，無論個人遭遇什么，世界照樣轉動。
季節更替，節日來臨，該熱鬧的熱鬧，該沉寂的沉寂。
而普通人能做的，就是在變動中找到自己的節奏，一天天過下去。
晚上兒子睡后，我再次翻開那個黑色筆記本。
這一次，我從頭到尾慢慢看。八年的時光濃縮在數字里，從新婚的甜蜜到孩子的出生，從日常瑣碎到隱秘的恐懼，從完整的家到如今的破碎。
翻到最后一頁，最新記錄是今天：公交卡充值100元，兒子牛奶48元，買菜67.5元。
我在下面新起一行，想了想，寫下：12月15日，人生如賬，收支終需平衡。
然后合上本子，鎖回抽屜。
鑰匙轉動的聲音在寂靜的夜里很清晰。這聲音我聽了八年，從最初的隨意到后來的沉重，再到現在的平靜。就像一個儀式，記錄著生活的變遷。
走到窗前，外面飄起了小雪。細細的雪花在路燈的光暈里飛舞，輕輕落在地上，很快就化了。但我知道，只要一直下，總會積起來，把整個世界染白。
就像時間，一天一天，看似微不足道，但累積起來，就是八年，就是一生。
手機亮了，是母親發來的微信：“下雪了，明天多穿點。”
我回復：“好的，媽您也注意保暖。”
放下手機，繼續看雪。客廳的鐘敲了十一下，夜深了。明天還要上班，還要接孩子，還要買菜做飯。日子周而復始，像賬本上的數字，一頁一頁，永無止境。
但這樣也好。
至少真實，至少踏實。
雪越下越大，窗玻璃上蒙了一層水汽。我伸手在上面畫了個笑臉，看著它慢慢模糊，消失。然后拉上窗簾，關燈，走進臥室。
兒子睡得正香，呼吸均勻。我躺在他身邊，輕輕摟住他溫暖的小身體。
窗外，雪靜靜地下著，覆蓋了道路，覆蓋了屋頂，覆蓋了所有昨天的痕跡。
而新的一天，正在來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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