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東的風,吹過小集水鎮的阡陌時,總帶著一股子泥土蘇醒的氣息。一九九八年的那個黃昏,牛久軍背著一床棉被,踩著剛下過雨的泥路,走進了鎮小學的校門。那年他十八歲,剛從縣城中專畢業,趕上了國家分配工作的末班車。
數學課上,他用粉筆在黑板上畫圓。粉筆灰落在洗得發白的藍色中山裝上,像落了一層薄薄的霜。孩子們的眼睛亮晶晶的,他卻常常望向窗外——遠處鎮政府那座三層小樓,在夕陽里泛著微光。
轉機發生在一個周末。叔父從縣里回鄉,在小酒館里抿了一口燒酒:“久軍啊,當老師清苦。”一個月后,牛久軍成了鎮黨委辦公室的秘書。那件中山裝換成了的確良白襯衫,袖口總要挽起一道,露出上海牌手表。
他學會了寫材料,開頭總是“在黨委的正確領導下”。學會了陪酒,敬酒時杯沿總要低人三分。也學會了在下鄉時,背著手走在田埂上,聽老農喊一聲“牛秘書”。
第三年秋天,他成了鎮組織委員。宣布任命那天,他獨自爬上學校后面的小山坡。曾經教過的孩子們正在操場上奔跑,笑聲隨風飄上來。他站了很久,直到夜色吞沒了那片奔跑的身影。
劉淺淺來的那天,鎮政府院子里的石榴花開得正艷。二十一歲的她穿一件碎花連衣裙,抱著檔案袋站在黨政辦門口,陽光在她發梢跳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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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久軍已經三十有五,眼角有了細紋。他教她整理檔案,教她寫會議紀要,教她在酒桌上如何巧妙地推掉不該喝的酒。他給她講自己如何從農家娃走到今天,講那些深夜加班寫材料的辛苦,講一個人在這小鎮上的孤獨。
“你像我年輕時候。”有一次加班到深夜,他突然說。窗外的月光很涼。
那個暴雨夜,防汛值班室只有他們兩人。雷聲滾過時,她手里的茶杯晃了一下,水灑在圖紙上。他伸手去擦,碰到了她的手。雨聲太大了,大得蓋過了所有的呼吸和心跳。
事情敗露的過程像一場蹩腳的戲劇。劉淺淺開始嘔吐的早晨,衛生院的熟人多了句嘴;藥房抓藥的單據,被買菜的原配偶然看見;直到那張B超單從劉淺淺抽屜滑落,像一片秋天的枯葉。
岳父提著砍刀沖到鎮政府時,牛久軍正在開會。老人被眾人攔下,刀咣當落地。那天夜里,牛久軍騎著自行車回家,在鎮東頭的拐彎處,一輛沒有牌照的摩托車從黑暗中沖出。
骨頭斷裂的聲音,在寂靜的夜里格外清脆。
醫院的墻壁白得刺眼。叔父坐在病床前,一言不發地削蘋果。果皮連綿不斷地垂下來,越來越細,始終沒斷。
“腿能保住。”叔父最后說,“其他事,也能。”
三個月后,牛久軍拄著拐杖出現在鎮政府。人們竊竊私語:原配瘋了,整天在河邊游蕩;劉淺淺消失了,聽說回了一百公里外的山村;而牛委員——現在該叫牛副局長了——要調去市招商局。
送行宴上,大家敬酒。他站起來,拐杖靠在桌邊:“感謝組織培養。”一飲而盡時,有人看見他眼角有淚光。不知是誰小聲說:“裝的吧。”
市里的舞臺更大。招商局的辦公室能看見漢江,江水日夜東流。牛久軍的腿好了,留下輕微跛足,走路時像在沉思。他學會了更高級的規則:如何讓企業家“自愿”投資,如何讓項目“合規”落地,如何在觥籌交錯間完成權力的互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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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尤其喜歡開發區的土地,平展展的,推土機一過,什么痕跡都不留。2015年升任開發區主任時,他站在規劃圖前,手指劃過那片即將崛起的樓群:“這里,這里,還有這里。”手指落處,都是金光。
直到那個冬天,省里的巡查組悄然而至。帶頭舉報的企業家姓陳,是他一手扶持起來的“兄弟”。舉報材料裝了三個紙箱,最上面放著一張照片——二十年前的小學教室,黑板上畫著一個歪歪扭扭的圓。
“那個圓,”審訊室里,牛久軍突然開口,“我當年沒教對。”
年輕紀委干部抬起頭。
“圓規一腳釘住中心,另一腳旋轉三百六十度,終點必須精準回到起點。”他望著天花板,“我告訴孩子們,差不多就行了。”
他交代得很平靜,像在說別人的故事。那些數字、那些交易、那些夜晚,一樁樁一件件。只是講到劉淺淺時,他停頓了很久:“她后來……嫁人了嗎?”
無人回答。
雙開決定宣布那天,窗外正在收割麥子。聯合收割機隆隆駛過,麥茬整齊劃一。牛久軍仔細聽著每一個字,聽到“開除黨籍”時,肩膀微微抖了一下。
他慢慢摘下眼鏡擦拭。恍惚間,仿佛回到二十年前的那個黃昏,他第一次走進鎮小學,黑板擦得干干凈凈,等著他畫下第一個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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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吹過麥田,新割的麥茬在陽光下泛著白光。遠處,不知誰家的孩子在奔跑,笑聲隨著風飄過來,又散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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