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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錄用公務員將考察報考動機”登上熱搜,同時“立體掌握考察人選8小時內外表現”“核查重點人員網絡社交平臺言論”等相關內容均受到關注。
有人感慨,還得是山東啊,這個編制重鎮(zhèn)再次走到了前面。
其實不是的,今年早些時候,新疆阿勒泰地區(qū)、湖北兩地也曾明確“公務員錄用增加網絡行為審查”“延伸了解考生網絡日常言行和表現”。
這種考公審查網絡言行可以說大勢所趨,那站在普通人視角上,也很難不支持,為啥呢?
第一、從宏觀角度來說,公務員作為我國整體素質最高、對于社會言論風氣影響力最大的人群,他們的“偉光正”不僅僅是紙面要求,更應當是基本的硬性工作指標。
社會行為學中的“社會認同理論”顯示,人們會主動向權威群體或公眾人物的價值觀靠攏,公務員作為執(zhí)掌公共權力的核心群體,其言行本身就帶有榜樣效用。就像古人說的“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放到網絡時代更是如此——公務員一句不負責任的吐槽,可能比普通網友的十句激進言論傳播得更快;他們若在網上釋放負面情緒,更容易引發(fā)跟風效仿,破壞整個網絡輿論的公序良俗。
政治學里有個經典論斷:“公共權力的合法性源于公眾的信任,而信任的基礎是言行一致的示范”。公務員的網絡言行,本質上是公共形象的延伸,審查網絡言行不是搞道德綁架,而是守住公共信任的第一道防線,畢竟沒人愿意讓一個網上滿嘴戾氣的人,線下為自己辦理民生事務吧?
第二、從網絡輿論環(huán)境來說,公務員人群(包括其家屬)披著馬甲在網絡上暴露“家底”從而引發(fā)惡劣輿情的案例急劇增多,過去一段時期以來諸多引發(fā)群眾憤懣、甚至將群眾引入灰色價值觀、加劇社會對立情緒的網絡言論都與此有關。
諸多事件的當事人或親屬打著xxx的旗號在網絡上言行囂張,曝光之后又繼續(xù)試圖操控輿情,直接點燃了公眾怒火,最終不僅當事人被追責,還嚴重損害了公職人員群體的公信力。
這背后其實是“沉默的螺旋”理論在作祟:少數公職人員的不良網絡言行(有些是現實中的丑惡言行被放上了網),會被算法放大推送,形成看似主流的負面聲音,讓理性的聲音不敢發(fā)聲,進而加劇群體對立。
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些公職人員披著馬甲在網上“炫特權”“踩群眾”,本質上是把公共身份帶來的優(yōu)越感,當成了網絡炫耀的資本。就像社會學家觀察到的,“網絡匿名性會降低人的道德抑制機制”,這些人以為躲在屏幕后就安全,卻忘了網絡有記憶,他們的每一句不當言論,都是在侵蝕干群關系。
第三、從普通人的視角來說,公務員的本質是經過多種途徑選拔出來從事公共事務服務的人群,盡管崗位職責不盡相同,但這個原理應該是一致的。公共事務服務在本質上也屬于服務行業(yè),此類行業(yè)最忌諱的就是“欺上瞞下”“心口不一”“既要又要”“陰險狡詐”,所以從選拔環(huán)節(jié)就提出更高的審查要求,是從制度上有利于杜絕“引狼入室”的,有關部門討厭兩面人,人民群眾又何嘗不討厭兩面人呢?
荀子早就講過:“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
這些網上一套、線下一套的“兩面人”,比單純的能力不足更可怕——他們可能在面試時說著“為人民服務”的漂亮話,轉頭就在網上吐槽群眾“事多”;在政審時承諾“廉潔奉公”,私下卻在社交平臺炫耀“灰色收入”。
對普通人來說,我們找個外賣員都希望他誠實可靠,更何況是掌握我們社保、戶籍、審批等關鍵權益的公務員?革命導師列寧說過,“吹牛撒謊是道義上的滅亡,它勢必引向政治上的滅亡”。
考公審查網絡言行,就是要把這些“口是心非”的“國妖”擋在門外,保證進入公職隊伍的人,是真正言行一致的正經人。
所以,各地考公審查網絡言行必須支持。因為這件事對于普通人有好處,屬于新形勢下的“把權力關進籠子”。它不是要限制個人言論自由,而是要明確:當你選擇成為公職人員,就要接受更高的道德和行為約束。當然這不是說你不考公就可以隨便亂來——網絡本來就不是法外之地,只不過明確的考公審查制度將這句話具象化了,更容易執(zhí)行了。惟愿自此之后天下無俠:鍵盤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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