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錄用需要考核網絡言論，考公大省惹爭議！

近日，某考公大省擬對新錄用公務員重點人員開展網絡社交平臺言論核查的新政，迅速引發輿論熱議。

這項旨在精準考察、甄別 “兩面人”、杜絕不合格人員進入公職隊伍的舉措，出發點不可謂不務實，但圍繞核查辦法、評判標準的討論，卻折射出公眾對權力邊界、言論尺度與人才選拔邏輯的深層關切。

畢竟，對社交言論的精準核查與定性難度極大，若能形成可復制的成熟機制，其意義不言而喻，但在具體落地前，諸多現實問題亟待厘清。

回溯十余年前的社會語境，一個頗具代表性的問題值得深思：彼時二胎政策尚未放開，一位體制內朋友曾公開直言獨生子女政策存在弊端，呼吁盡早調整。倘若這番言論被記錄在社交平臺上，放在當下的核查標準里，究竟該算作 “問題言論”，還是 “有價值的諫言”？無獨有偶，在過去特殊時期，不少人曾就公共議題私下議論、表達困惑，這些夾雜著個人思考的言論，又該如何界定其性質？

這些疑問的核心，在于言論評判的尺度與標準。公職人員理應堅守政治底線、恪守職業操守，但這并不意味著要抹殺個體的獨立思考與表達權利。

人皆有趨利避害的本能，若言論核查標準過于嚴苛、邊界模糊不清，極易催生 “沉默的螺旋”。大多數人會選擇 “學乖”，將那些可能存在爭議卻富有創新的想法深埋心底，不再敢于發聲。長此以往，看似規避了 “風險言論”，實則堵塞了思想交流的渠道，扼殺了突破常規的活力，這顯然不是政策制定者想要看到的結果。

不可否認，社交平臺上確實存在口無遮攔、妄議空談的現象，但公務員招錄的篩選機制本就層層把關：能夠通過筆試、面試、政審等環節脫穎而出的人，大多接受過高等教育，具備較高的認知水平與理性思考能力。倘若連這一群體的社交言論都要以 “顯微鏡” 式的標準嚴苛審視，那么照此邏輯，其他社會群體是否也需要被納入同等強度的核查范圍？這種 “特殊化” 的審視邏輯，本身就值得商榷。

正如有網友一針見血的評論：“愛發牢騷、敢說真話的，往往是有能力、有思想且埋頭干活的人；那些無所事事、養尊處優的‘混子’，反而從不會在社交平臺上留下‘把柄’。”

此言不虛。縱觀近年來引發輿論震蕩的案例，那些貪腐瀆職的 “大奸大惡”，鮮有在社交平臺上留下不當言論的記錄，他們往往內斂深沉、滴水不漏，卻不妨礙其背地里貪圖榮華富貴、踐踏公序良俗。相反，一些敢于直言的聲音，哪怕帶著幾分情緒、些許尖銳，反而可能藏著解決問題的思路。

當然，強調包容并非意味著放任自流。公職人員的身份特殊性決定了其言論必須恪守法律底線與職業準則，不能不顧身份地在社交平臺上口無遮攔、肆意妄為。但解決這一問題，本就有成熟的規則與邏輯可循，無需另起爐灶設立新的標準。

當前各大網絡平臺已建立起完善的審核機制，能夠對違法違規言論進行有效過濾；對于超出平臺審核范疇的問題，相關主管部門完全可以依法介入處理。這種 “平臺過濾 + 依法監管” 的雙層機制，既守住了言論底線，又為正常表達留出了空間，已然足夠成熟。

更值得玩味的是，開放的言論環境，恰恰是淘汰 “混子” 的有效途徑。“周公子” 事件便是最典型的例證：正是因為其在社交平臺上毫無顧忌地炫富、炫權，暴露了自身的淺薄與傲慢，才讓公眾得以窺見某些大國企內部的積弊。

倘若 “周公子” 在社交平臺上表現得老道成熟、滴水不漏，恐怕至今仍能混跡于體制內，繼續扮演著 “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從這個角度看，允許公職人員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大膽發聲，反而能讓那些尸位素餐的 “南郭先生” 無所遁形。

歸根結底，公務員的身份不應被過度神話與特殊化。他們下班后褪去制服，在網絡空間中亦是普通人，有喜怒哀樂，有七情六欲，其言論表達難免會有不夠嚴謹、不夠完美之處。對此，社會理應給予一定的包容度，為他們提供自我成長與修正的機會。

誰沒有年輕氣盛的時刻？誰沒有一時沖動的表達？誰沒有說過錯話、怪話？若對公職人員的過往言論過度苛責，動輒上綱上線，不僅會挫傷他們的工作積極性，更會催生 “唯唯諾諾”“明哲保身” 的消極心態，這無疑會帶來更深遠的負面影響。

鄭板橋有詩云：“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換個角度看，公務員在社交平臺上的那些不那么 “完美” 的表達，何嘗不是傾聽民間疾苦、了解真實民意的重要渠道？那些看似 “牢騷” 的話語，或許藏著對公共事務的深度思考；那些略顯 “尖銳” 的質疑，可能正是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相較于拿著顯微鏡在言論中挑毛病，鼓勵公職人員敢于發聲、善于建言，傾聽那些來自一線的真實聲音，或許更有利于推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評判一項政策的價值，終究要看其是否有利于人才的成長、是否有利于社會的建設。公務員言論核查的核心，應是甄別立場、堅守底線，而非扼殺個性、禁錮思想。

唯有在精準甄別與包容表達之間找到平衡，才能既守住公職隊伍的純潔性，又激發公職人員的創新活力，讓更多有思想、有擔當的人才投身于公共事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