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子圍中篇小說《上游》研討會在沈陽召開

2025年12月27日，由遼寧省作家協會、遼寧省期刊協會、《芒種》雜志社主辦津子圍中篇小說《上游》研討會在沈陽召開。

《上游》是遼寧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一級作家的津子圍繼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作品《蘋果紅了》之后又一篇鄉村題材小說作品，首發于2025年11期《芒種》，后被《小說選刊》第12期轉載。

研討會在春風文藝出版社首席編輯姚宏越主持下拉開序幕。《芒種》雜志社社長、主編李佳怡介紹《上游》刊發情況時表示，津子圍榮獲2023年度中國好書、2023年中宣部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第十七屆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的《大遼河》也是在《芒種》雜志社上首發。文學的生命力，從來扎根于對現實的深切書寫。津子圍在中篇小說《上游》中，用細膩的筆觸穿透當代農村生活，講述了一對相依為命的貧困夫婦，為兒子爭取公益崗位煞費苦心，歷經坎坷，終于在組織的關懷下達償所愿，以小切口關照大時代，于尋常家庭的悲歡離合間，表現大時代中個體的命運，表現了鄉土世界邊緣群體艱難的生存狀態，展現了政策對普通人生活和命運的影響和改變，既寫出了當下鄉土生活的艱辛與困惑，也寫出了鄉村的光芒與光芒，讓我們看到了當下的問題，也讓我們感受到了對未來的信心。

遼寧省作家協會主席周景雷表示，津子圍作為60后頭部作家，長期深耕于文學創作，創作出了一大批高質量文學作品，出版長篇小說《童年書》《十月的土地》《大遼河》等18部，中短篇小說近200部。中篇小說《上游》通過對鄉土問題的關注，為文學創作如何關注基層社會治理、如何釋放文學作用提供了獨特的經驗，提供有效思考，從而提升了作品的文學價值和社會價值。

《光明日報》文藝作品編輯室主任饒翔認為《上游》通過小切口，一個貧困家庭，面對國家如何防止復貧和返貧的政策，在公益崗位上出現了一波三折，結果是美好的，但在政策落實執行過程中怎么更人性化，怎么樣去契合地推行落地，造福于民，我們還需有許多工作要做。故事一波三折，設了許多扣子，在不斷的這個波折中，不斷的矛盾的解決中，不斷地推反轉，讓讀者一直處于期待中。通過這種新的變量和新的波折，不斷地給敘事以動力，最后贏得了一個中國人的大團圓結局。整個內容是很豐富的，人物也是非常有個性的。

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叢治辰表示，這是一部有溫情的故事，從衰老的牙齒到集體大產生時的愛戀，這份人間溫情為讀者們提供了可讀性。這是一部有思想性的作品，因為一輛其實只值700塊錢，被認為是5000塊錢的三輪車，這個數據就改變影響了對一家人命運的判斷。以統計數據來判斷人民疾苦，是很難做到真正的為人民服務。這就涉及到現代化治理的問題，因為過去我們的治理是一個分層的、等級化的，然后每個人各司其職的。而在今天的扶貧環境下的基層治理與大數據之間矛盾，反映出了一個好的政策應如何落實執行的問題，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這部小說具有導向性，不是在簡單的講述一個脫貧攻堅的故事，通過高新科技、新的就業的描寫，對新時代的問題解決具有導向性。作品具有抒情性，津子圍以極其細膩的抒情筆觸抒寫農民的情感，細節讓人感動。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徐剛表示，作品的細節特別扎實，人物形象刻畫鮮活。主人公馬繼軍喜歡評書這個設定很巧妙，讓故事更生動，人物更立體。其次，故事曲折精彩且充滿時代氣息，從扶貧攻堅到鄉村振興，緊扣當下鄉村題材的核心主題。關于標題《上游》，一個簡單的標題，蘊含著深刻的隱喻，很有意思。作品呈現了地道的鄉村新現實，打破了“基層之惡”的刻板印象。作品中唯一的“惡”是大數據的“一刀切”，它雖能高效處理信息，卻可能忽略個體的真實困境，這種沒有壞人、卻因技術理性產生矛盾的設定，反映了當下鄉村的真實變化。作品塑造了地道的基層人物。馬繼軍和姜麗紅是殘疾加疾病的困難夫妻，但作品沒有渲染苦難，反而寫出了他們的“小心思”——遇到問題想通過假過戶三輪車來解決，這種底層人物的狡黠很真實，既不是“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也不是純粹的悲情，讓人物更鮮活。結尾兩人“秀恩愛”的情節，更添了一份溫暖，沖淡了生活的艱辛。基層工作人員一開始公事公辦，后來逐漸轉變成有溫度、有擔當，不再是高大全的形象，從一開始帶著“想升遷”的小心思投入工作，但在調研過程中對自己的私心感到羞愧，逐漸理解了“上游”的意義，這種不完美的正面形象既符合現實，又顯得自然可信，打破了傳統正面人物“偽光正”的刻板寫法。最后，結尾讓職高未畢業的牛麒麟在就業難的當下，憑借無人機技術獲得成功，這更多是作者對故事的美好期待。而現實中，很多鄉村青年可能沉迷游戲、陷入傳銷或電詐，這種更普遍的困境沒有被觸及，有點遺憾。但總體來說，作品對鄉村新現實和基層人物的書寫，非常深刻。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陳思從主題與內容、敘事形式兩大方面進行深入探討。一、《上游》在主題與內容上，精準捕捉時代節點，延續現實主義傳統。《上游》抓準了2025年“十四五”收官之年的關鍵節點，聚焦扶貧從攻堅進入常態化、從“人盯人”到靠大數據防返貧、阻斷貧困代際傳播的核心命題。二、在敘事形式，小說的本質是喜劇，用巧合傳遞信念。姜麗紅病重暴躁卻從未尋短見，馬繼軍奔波中沒遭遇意外，恰好遇到董小葵這樣負責、接地氣的年輕干部，董小葵的上訴剛好解決了大數據的漏洞，村主任沒有貓膩，兒子牛麒麟沒有沉迷網游、網貸或陷入傳銷，反而找到好工作。這些巧合是作家的意志選擇，體現了“鋼鐵意志”——堅定地讓故事向光明方向發展。當然，扶貧工作中也有“任務式脫貧”“農民不理解政策”等沉重現象，但作家選擇用喜劇形式呈現，自有其深意。就像苦難中的人物需要唱詞、流行歌曲提振士氣，喜劇在當下社會有特殊的正義性，能凝聚民眾意志，這也是東北文學的地域特色，更是共和國記憶的體現。小說結尾馬繼軍夫婦登上水庫大壩，為“上游”的標題增添了歷史深度。這種有歷史厚度的喜劇，能給當下的中國人帶來更多信念和力量。

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發展研究處處長聶夢表示，從目前創作來看，好的鄉村題材越來越少——大家都在寫“進城”，卻讓我們同時擁有了“進不了的城”和“回不去的鄉村”。在這樣的背景下，津子圍老師的《上游》，讓我倍感振奮。

第一，作品用“情分”填補了當下寫作的缺失。馬繼軍和姜麗紅患難與共，殘疾加疾病卻相互扶持；董小葵、大鳳、老蔫等人的熱心相助，形成了濃厚的情感氛圍。更難得的是，作品沒有刻意渲染苦難或負面情緒。把生活寫壞、把人寫壞很容易，但寫出真實可信的“好”卻很難，《上游》做到了，填補了當下寫作中“有情有義”的缺失。

第二，作品通過“雨”的意象，延續了鄉土敘事中的風景傳統。開篇拋出問題時在下雨，姜麗紅每次透析路上在下雨，馬繼軍與董小葵深度交流時暴雨如注，董小葵來訪時是“晴天漏”加彩虹，兩人臥床時是夜雨淅瀝。這些雨既是現實場景，也映射著人物的心境——馬繼軍和姜麗紅心中的“烏云密布”，那種呼吸困難、沉重下墜的壓抑感，都通過雨的意象精準傳遞。而作品又借次要人物之口點出“曬太陽的重要性”，讓整個小說透出透亮敞亮的感覺，這種風景與心境的融合，讓鄉土敘事的傳統得以延續。

第三，作品的戲劇性與影視轉化潛力。《上游》恰好具備這樣的破圈潛力：小說中有很多“扣子”，比如“盤子里的門牙”，情節上“兵分兩路”——馬繼軍準備撞車或推三輪車下山時，姜麗紅剛好談妥過戶，而董小葵那邊早已解決問題，這種恰到好處的沖突，平衡了“過于順利”和“過于狗血”的極端，很符合影視創作的需求。作品中的人物行動和節奏也很有“鑼鼓點”，充滿畫面感：姜麗紅進門關門后突然訓人，馬繼軍以為是說自己，膝蓋一軟，結果是訓母雞；馬繼軍瞞著媳婦辦事露餡后，一條腿跨過門檻，斷腿拖進來，膝蓋一軟險些摔倒，這些細節都能直接轉化為影視鏡頭。可以說，《上游》是鄉土文學跨界破圈的優秀范本。

《長篇小說選刊》主編宋嵩表示，寫農村題材作品，有農村基層生活經驗的作者，往往不會表達；而小有成就的作者又脫離農村太久，寫的是概念化的鄉村，要么是自然主義呈現，要么是理想主義虛構，這是當下農村題材小說的兩大弊端。而津子圍老師的《上游》，成功避開了這兩個問題。

《上游》，有兩個點特別值得關注：

第一，險中求勝的敘事技巧。小說推進到1/3時，就露出一個“隱患”——馬繼軍去查兒子信息時，說兒子叫牛麒麟，明顯不是一家人。有閱讀經驗的讀者可能會聯想到“破碎家庭重組”的套路，甚至放棄閱讀。但作家在小說后2/3圓滿解決了“爹姓馬、兒子姓牛”的家庭倫理問題，這種在開篇就拋出懸念、最后圓滿收尾的寫法，非常考驗創作信心和經驗。津子圍老師不僅能寫長篇，中短篇、小小說也駕輕就熟，形成了自己的藝術特色。

第二，“上游”標題的多重意蘊與人物塑造。小說明確提到“老百姓才是真正的上游，我們這些坐辦公室的其實是下游”，但大家忽略了一個重要背景：故事發生時，村子上游正在防汛，幾十年前建的水庫水利設施破敗，面臨很大壓力。這與標題形成呼應——上游水庫一旦潰堤，下游一切都將不復存在；同理，基層治理如果出了問題，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的職務、官位也會“被大水沖掉”。水庫意象在小說中反復出現，結尾更是點出當年修水庫的往事，既回望了大集體年代大修水利的火紅歲月，又契合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文化傳統，讓標題的內涵更加豐富。

董小葵的形象塑造非常成功。董小葵一開始帶有私心——看到年底可能空出的晉升崗位，認為“有為才能有位”，才主動去村里調研馬繼軍的情況，但在工作過程中，她的善良和責任感被喚醒，最終取得了遠超初衷的效果。這種“出發點不高尚、結果卻很高尚”的設定，非常符合現實——很多駐村第一書記一開始并非懷著“崇高使命”，而是帶著個人訴求或無奈，但到了農村后，被真實的困境觸動，才發自內心地幫助村民脫貧致富。相比之下，很多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的作品刻意拔高駐村書記的立場，違背了實際情況，而董小葵的形象更真實、更可信。

此外，馬繼軍喜歡評書、張口閉口瓦崗寨、水滸傳，姜麗紅喜歡唱歌、說話引用流行歌曲歌詞，這對夫妻的形象塑造很有特色。馬繼軍準備推三輪車下山的心理描寫，讓人聯想到《隋唐演義》秦瓊賣馬的情節，契合了他“評書迷”的人設，也體現了傳統敘事藝術對當代作家的潛移默化影響，這啟示我們，創作應自覺吸收優秀傳統文化的養分。

最后提一點小意見：小說中村主任作為農村基層自治的代表，但農村黨支部似乎缺席了，忽略了黨組織在鄉村治理中的核心作用，這在當下的政治語境中不夠真實，建議修改完善。

遼寧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東北文藝振興研究院副院長胡哲表示 ，《上游》帶給我很多驚喜——它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很多看似會按套路發展的情節，都出現了拐點，提供了新的閱讀經驗。

今天大家都在討論“如何書寫當下鄉村”，這確實是個重要問題。《上游》提供了一個新視角：當下鄉村的農民如何應對大數據？我們城里人面對AI寫作、智能寫作還云里霧里，農民在數據時代的境遇，為鄉村書寫開辟了新維度。

我把發言稿和大家分享一下：《上游》是一幅當代中國鄉土底層的生存圖景，通過馬繼軍、姜麗紅夫婦為兒子牛麒麟爭取公益崗位的曲折歷程，展現了普通人在命運洪流中的掙扎、堅守與覺醒。“上游”既指向地理空間中的大沙河上游，更象征著人性源頭的質樸與堅韌。作品摒棄宏大敘事，深耕生活褶皺，在柴米油鹽、病痛與希望的交織中，揭示了底層群體的三重困境：

一是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擠壓。馬繼軍修水庫致殘，靠電動三輪車維生；姜麗紅患尿毒癥，每周透析如同無底洞；兒子牛麒麟待業在家，沉迷游戲，與母親關系緊張。這個家庭的貧困不僅是經濟匱乏，更是尊嚴缺失、情感斷裂的綜合體現。大數據篩查否決牛麒麟資格的情節，尖銳暴露了技術理性對個體經驗的漠視——電動三輪車是馬繼軍的“腿”，卻被系統折算為5300元資產，這種“數字暴力”折射出基層治理中精準扶持與人文關懷的斷裂。

二是政策善意與現實堡壘的碰撞。公益性崗位本是防止返貧的“暖陽”，卻因大數據否決，讓名額競爭淪為新的博弈。村主任的躲閃、勞動就業指導中心的按流程辦事，與馬繼軍夫婦的奔波形成鮮明對比。作者沒有簡單批判制度缺陷，而是通過董小葵的調查與反思，展現基層干部在規則與人情之間的掙扎。當董小葵寫下“百姓才是真正的上游”的報告時，她完成了從政策執行者到民生共情者的身份覺醒。

三是鄉村倫理的嬗變與堅守。馬繼軍夫婦與村民的互動，展現了傳統熟人社會的瓦解與重建——血緣親情在利益算計面前退縮，但鄰里互助、基層干部的擔當，又構建了新的倫理關系。這種“變與不變”的辯證，構成了小說最動人的現實底色。

“上游”的標題蘊含三個維度，為小說注入了思辨色彩：

1. 地理上的上游：大沙河上游的水庫是馬繼軍與姜麗紅的青春坐標，這里有馬繼軍為接近姜麗紅主動引爆啞炮的往事，有姜麗紅當廣播員的夢想，也有兩人因世俗阻隔錯過的遺憾。晚年重返水庫，兩人坦露心跡，完成了對青春創傷的和解。水庫既是地理水源地，也是情感記憶的源頭，見證了個體在歷史褶皺中的疼與愛。

2. 精神上的上游：小說中反復出現的菜地，是馬繼軍的精神寄托。他對著黃瓜、茄子對話，在與土地的交流中獲得對抗虛無的力量，這種質樸與善良，恰是社會最深厚的滋養，印證了“老百姓才是真正的上游”。

3. 命運上的上游：馬繼軍夫婦的人生雖向下墜落（疾病、貧困），卻在向下中完成了向上的精神攀登——馬繼軍從“懦夫”到擔當者，姜麗紅從“控制狂”到和解者，牛麒麟從叛逆者到自立者。這種下沉與上浮的張力，揭示了中國人苦中作樂、向死而生的生命智慧，正如暴雨后的彩虹、清洗后的三輪車，生活的污濁終將在直面與堅韌中綻放光亮。

《上游》的價值在于以小敘事承載大時代，在電動三輪車、尿毒癥透析、大數據篩查等日常細節中，觸摸到了中國鄉村轉型時期的精神命脈。作者沒有廉價的樂觀，也沒有刻意的悲情，而是讓人物在泥濘中自己站起來，馬繼軍清理三輪車、姜麗紅尋找丈夫、牛麒麟承諾每月寄錢，共同構成了平凡人向光而生的生命篇章。

沈陽師范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教授張維陽認為，津子圍老師的創作具有一個重要的特征——敏銳的時代性，從90年代以來的消費主義沖擊、知識分子理想崩塌、機關職員壓抑、商人欲望膨脹，到如今的鄉村轉型，他始終緊跟時代脈搏。《上游》看似是一個鄉土故事，它最核心的問題是“數據與社會現實的關系”。我們現在的社會太迷信數據和統計，在統計學意義上，每個人的生活似乎都很好，但現實體驗未必如此。小說把這個時代的“痛”呈現了出來，僅憑這一點，就非常了不起。

小說的時代性還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互聯網時代農村青年的出路問題。過去農村青年只能進城打工改變命運，但現在互聯網為他們提供了新可能。當然，作者采用了美好的想象——互聯網幫助牛麒麟成長，但現實也有另一面，很多農村青年沉迷游戲、小視頻，喪失拼搏斗志，這是值得關注的社會問題；二是傳統血親家族互助模式的失效。在傳統鄉土社會，苦難家庭會得到宗族幫助，但小說里馬繼軍找弟弟、外甥幫忙過戶三輪車，都被拒絕，甚至被當成騙子和風險。這說明傳統互助模式已經失效，在這樣的時代，社會制度的保障尤為重要，鄉村振興不能只追求漂亮數據，更要在實際生活中為群眾兜底。

小說的重要性還體現在對基層治理者形象的探索。傳統社會“皇權不下縣”，靠宗族治理；只有共產黨真正把黨支部建在村里，實現了最廣泛的政治動員，這是偉大創舉。每個時代都需要文學作品來展現這種創舉的實踐過程，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時代，我們需要能代表這個時代的基層領導者形象，但目前還缺乏讓人滿意的典型。《上游》中的董小葵、大鳳，就是作者的探索——董小葵有成長轉變，有復雜性，不是完美的“天使”；大鳳有擔當、有智慧，打破了傳統村干部的刻板印象。

遼寧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津子圍在分享《上游》創作過程時表示，我一直是個業余作者，寫了40多年，默默無聞卻從未間斷。總結這40年的堅持，核心就是“信賴”——對世界的信賴，對文本的信賴，對創作的信賴。而寫《上游》這部小說，我想到的詞是“臣服”。小說的原型都來自真實生活。兩年前我走遼河時，聽到了這個故事：殘疾的丈夫、患尿毒癥的妻子、為兒子爭取公益崗位的艱辛，都是真實發生的。當時我特別有感觸，一口氣頂在胸口，但遲遲沒寫——我擔心自己會陷入熟悉的套路，用道德判斷或簡單的是非評判來處理這個故事。

直到今年年初，我遇到了主人公的親屬，問起他們的近況，沒想到主人公自己都沒我記得清晰，生活依然在繼續，太陽照樣升起。這讓我突然意識到：作家不能用自己的寫作去規約或規定創作，而是要尊重生活本身的軌跡，讓小說的主人公找到自己的生命源頭。作家更像是輔助者，要對生活、對普通人的生命抱有敬畏和尊重，也就是“臣服”于真實，還原他們的精神源頭。

此外，遼寧省期刊協會會長張啟智、遼寧省作家協會創研室主任周曉楠、《當代作家評論》編輯薛冰、《藝術廣角》劉宏鵬參加研討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