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春季,軍事科學院有一通電話。在秘書第三次轉接未成功之后,葉劍英放下話筒苦笑,稱宋時輪這是故意躲避他。此時距離他們兩人初次相識已經過去了三十八年。從北平軍調部針鋒相對的談判桌,到軍事科學院燈火明亮的編纂室,這對老搭檔首次遇到帥令在中軍帳無法出去的尷尬情形。而引發這種情況的原因竟然是葉帥一定要讓宋時輪為《葉劍英傳略》撰寫序言。
我認為宋時輪的回避并非是在擺架子。這位開國上將有著三段特殊的入黨經歷,這使得他比其他人更加清楚名分的重要性。1927年第一次入黨之后因為清黨而入獄,1930年在進行游擊作戰的時候重新入黨,在長征的路途當中又因為AB團嫌疑被開除黨籍長達三個月。這樣在組織邊緣反復出現的遭遇,讓他對于僭越二字格外敏感。如同他之后向傳記組解釋的那樣:元帥的傳記序言,應當是由中央領導或者史學泰斗來撰寫,我宋時輪算是什么?
記得在翻閱檔案的時候看到一個生動的對比情況。在1946年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的時候,宋時輪擔任執行處長并且和美蔣代表拍桌子,葉劍英是他非常有力的后臺。有一次為了爭奪河北安平鎮的調停權,宋時輪連夜起草了長達十二頁的抗議書,葉帥看完之后只添加了一句“勿謂言之不預也”,然后轉過頭來對秘書開玩笑說:“這頭湖南騾子,撞了南墻還得啃塊磚頭”。這樣的默契情況,到1980年啟動元帥傳記編纂的時候就有了不同的變化情況。葉帥點名讓軍事科學院負責自己的傳記,宋時輪作為院長自然就成為了總負責人。
1935年長征途中葉劍英截獲張國燾密電一事,在80年代被部分黨史學者質疑稱并無此事。宋時輪沒有隨波逐流,將這件事寫入傳記,還特地派人去核查當年的電報收發記錄。葉帥后來知道此事,摸著輪椅感慨:宋時輪認死理的樣子,和當年在軍調部查值班表時是一樣的。草地電報事件成了一個被檢驗的事情。
推動序列風波背后存在著更為深刻的時代狀況。1984年中國軍隊正在進行現代化轉型。兩位老帥對于如何確定歷史有著細微的不同意見。葉劍英想要突出謀臣的形象,宋時輪卻堅決主張要書寫南昌起義前葉參座偷地圖的莽撞舊事。這種對于歷史書寫權的較量,難道不也是對于軍隊未來走向的一種暗示?如同宋時輪私下所說的:總是把元帥寫成謀劃得十分周全,那么年輕人或許會覺得革命好像是棋盤推演一樣了。
或許可以這樣來看,宋時輪的拒絕實際上是另一種忠誠。他在主編《合成軍隊戰斗條令》的時候存在一個習慣,每一篇稿子都得念給炊事員聽,如果炊事員聽不懂就重新進行書寫。他這種貼近實際的執著,使得他認為元帥傳記的序言應該由更加貼近群眾的人來執筆。之后他雖然沒有撰寫序言,但是在后記里添加了一段話,提到葉帥最可貴的地方是始終用延安窯洞的油燈去衡量北京的電燈。這樣的評價比任何進行歌功頌德的序言都更具有實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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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傳記正式出版的時候,葉劍英撫摸著沒有序言的扉頁說道:這頭騾子終究沒有愿意戴上籠頭。宋時輪在軍事科學院進行終審會議的時候,針對傳記里葉帥三次重大決策失誤的段落拍桌子表示:一個都不修改!歷史并非是用來梳妝打扮的鏡子!這看起來相互背離的堅持,如同他們初次相識時共同飲用的那壇汾酒一樣,在辛辣的背后有著共同的本質。革命者之間最為深刻的相互理解就在這個地方。
兩位老帥的故事好似一面鏡子。當我們在史料中尋覓完美的革命者時,他們借一場推序風波予以提醒:歷史的重量并非在于光環的疊加,而是存在于很多帶有缺憾的選擇之中。宋時輪在晚年常常念叨,如果葉帥的傳記被寫成圣人傳,那可真的對不起葉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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