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把這件事干成,我們寧愿坐牢;如果我們坐牢,孩子由全隊社員撫養到18歲。”
1978年那個凍死人的冬夜,這句帶著血腥味的話被寫在一張皺皺巴巴的紙上。
這不是黑幫電影里的臺詞,也不是敢死隊的宣誓,這是安徽鳳陽小崗村18個老實巴交的農民,為了“一口飽飯”按下的生死契約。
很多人都知道小崗村,教科書上說那是改革開放的第一聲春雷。
但咱們今天撇開那些大道理,去翻翻那些發黃的檔案,你才會發現,這哪里是什么高瞻遠矚的改革,這分明是一場被餓肚子逼出來的“絕地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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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幫農民賭上的,根本不是前途,而是全家老小的性命。
把時間撥回到1978年以前,鳳陽縣這地方有個特產,不是吃的,是乞丐。
當時流行一句順口溜:“身背花鼓走四方,走南闖北去逃荒。”
那個年代,逃荒竟然成了一種被默許的“正經職業”。
檔案里記錄的事兒現在聽起來簡直離譜:村里的生產隊長給社員開具“介紹信”,上面的內容不是去出差考察,而是批準你去乞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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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想象嗎?
一個守著幾千畝土地的農民,懷里揣著公章蓋戳的條子,理直氣壯地去城里要飯。
為什么?
因為地里刨不出食來。
當時的制度叫“大呼隆、大鍋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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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工鐘聲一響,大家伙兒慢吞吞地往地里挪,到了地頭,鋤頭往那一豎,就開始侃大山,從東家長聊到西家短。
為啥不干活?
因為干多干少一個樣。
村里有個出了名的“懶趙”,一年出工不到幾十天,結果年底分的口糧,跟拼了老命干活的李大爺一樣多。
李大爺心里能痛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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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累死累活圖個啥?
還不如省點力氣留著去要飯。”
這就是個死循環:越窮越不干,越不干越窮。
到了1978年,小崗村全村的家當,就剩下一頭瘦得皮包骨的老牛,社員們餓得眼睛都發綠。
那時候,私自種地可是“高壓線”,誰碰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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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前兩年,村里有人偷偷在房前屋后種了幾壟紅薯,結果被上面發現了,當場鏟平不說,還被拉去批斗,帽子扣得嚇死人——“挖社會主義墻角”。
雖然那幾壟紅薯后來救了那家人半條命,但那種恐懼,像釘子一樣扎在每個人肉里。
可是,肚子餓是沒法講政治的。
1978年那個著名的晚上,嚴宏昌把全村18戶戶主叫到了那間破草屋里。
屋里連個火盆都沒有,冷風呼呼往里灌,但大家手心里全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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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要干的事兒,叫“大包干”。
說白了,就是把集體的地分給各家各戶,不再混在一口鍋里攪馬勺。
大家定了個規矩: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
這道理現在聽著天經地義,但在當時,這叫“分田單干”,是要坐牢的。
所以才有了開頭那份“托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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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心里跟明鏡似的,這一步邁出去,要么吃飽飯,要么蹲大獄。
如果帶頭的人被抓了,剩下的人得幫著把孩子養大。
這哪里是種地,這分明是在玩命。
1979年的春天,小崗村突然變了。
以前天大亮了還得隊長拿喇叭催著上工,現在天還沒亮,地里全是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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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老小齊上陣,連幾歲的娃娃都在地頭幫忙拔草。
沒人喊口號,沒人記工分,因為每一粒打下來的糧食,那都是自家的命根子。
為了保密,這幫人還得演戲。
白天在地頭裝模作樣地應付上面檢查,晚上則拼了命地精耕細作。
那時候的人,真是有股子狠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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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老天爺好像也被這幫拼命的農民感動了,風調雨順。
到了秋收,結果把所有人都嚇傻了。
這一年,小崗村的糧食總產量達到了13萬斤(6.6萬公斤)。
這是個啥概念?
這一年的產量,相當于全村過去15年糧食產量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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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曾經年年要去討飯的村子,破天荒第一次向國家上交了公糧,還把借了十幾年的貸款一次還清了。
當堆積如山的稻谷擺在曬谷場上時,很多七尺漢子抱著糧食嚎啕大哭。
那是壓抑了太久的淚水,是終于活下來了的慶幸。
但是,紙終究包不住火。
小崗村的豐收驚動了縣里,也驚動了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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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告狀,說小崗村在搞“倒退”,在復辟資本主義。
那陣子氣氛緊張得要死,大家伙兒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
這時候,關鍵人物出場了。
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親自來到了小崗村。
他看著滿屋子的糧食,看著村民臉上那種久違的、吃飽飯后的紅潤,只說了一句話:“既然能打到糧食,就先讓他們干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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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看一看”,給了小崗村一線生機。
隨后的故事,就像推倒了多米諾骨牌。
1980年,這把火燒到了北京。
面對黨內關于“包產到戶”的激烈爭論,鄧小平同志在那次著名的談話中一錘定音:“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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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僅僅是糧食的問題,更是人性的解放。
當農民不再被捆綁在“大鍋飯”的柱子上,他們的創造力簡直驚人。
村東頭的劉嬸,以前只會跟著大伙混工分,分地后她騰出一畝地種辣椒,專供鎮上的飯店,一個月賺的錢比以前一年都多。
有人開始養雞養鴨,有人買了縫紉機做衣服,還有人騎著自行車搞起了長途販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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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后來震驚世界的“鄉鎮企業”的雛形。
沒人教他們怎么做生意,只要給點陽光,中國農民就能燦爛。
我們現在回看這段歷史,往往會感嘆政策的英明。
但作為專門扒檔案的人,我想告訴你的是:所有的偉大改革,最初都源于底層人民最卑微的愿望——活著。
小崗村的18個紅手印,并不是為了當英雄,他們只是不想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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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是這種最樸素的生存本能,撞開了舊體制的大門,倒逼著上層建筑進行改革。
這就是“中國奇跡”的秘密:它不是自上而下的完美設計,而是自下而上的血肉探索。
1984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突破4億噸,中國人幾千年來第一次真正解決了溫飽問題。
那個曾經需要拿著介紹信去乞討的時代,徹底終結了。
如今,那張按著紅手印的契約復印件,靜靜地躺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里。
紙張已經發黃,字跡依然潦草,但它比任何宏大的史詩都更具震撼力。
因為它告訴我們:歷史的洪流中,真正的主角,永遠是那些為了美好生活而拼命掙扎的普通人。
參考資料:
鄧小平:《關于農村政策問題》(1980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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