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智庫主席：中歐應是“全球伙伴”，而非所謂“制度性競爭對手”

編者按：近日，歐洲資深政治家、布魯塞爾智庫“重塑歐洲”董事會主席、葡萄牙前總理安東尼奧·古特雷斯任內重要部長瑪麗亞·若昂·羅德里格斯（Maria Jo?o Rodrigues）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與中國人民大學全球領導力學院聯合主辦的“區域國別論壇之全球名家系列”第五場活動發表題為“百年變局與中歐關系”的主旨演講，并就該主題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全球領導力學院院長王文展開對話。12月19日，觀察者網發布演講內容。現將演講內容發布如下，對話及現場互動環節實錄稍晚發布：（全文約6800字，預計閱讀時間18分鐘）

瑪麗亞·若昂·羅德里格斯：很感謝有此機會與中國人民大學杰出的學者和學生們一起交流，并且要特別感謝王文教授，很高興我能夠再次回到北京。

我在本世紀初就開始到訪中國，除了疫情期間，每一年都會到中國。我的主要職責也是歐盟政策的制定者，希望我可以給大家提供一些新的消息。

眾所周知，歐盟是一個發展完善的政治實體，它不是一個像經合組織或其他國際組織的性質，它本身是非常成熟的政治實體，有歐洲議會、有專門行使行政職權的機構——歐洲委員會、部長理事會、歐洲理事會等架構，并且歐盟在行使國家層面的行政職能，它不是聯邦制的架構，不是一個簡單的合作機制或合作組織，但這其實是一個好事情。

我會先為大家介紹一下歐盟的情況。歐盟擁有自身的法律，且這些法律凌駕于成員國法律之上，這有助于大家理解歐盟這個組織極為精準的定位。我想先聚焦于對當前全球國際秩序的評估，我們正走向何方。接下來，我會分析哪些主要趨勢正在塑造當前的全球秩序，哪些情境是我們能夠預見和預判的，還會探討如何改革全球治理，并在討論過程中探討中國和歐盟的合作在其中可發揮的作用。最后，我會簡要談一談中國與歐盟之間的雙邊關系。

長期以來，我一直認為自己是中國的朋友，并且一直堅持坦誠開放的交流。我們先從最顯而易見的方面開始談起，從人類的角度來說，目前我們存在著巨大的鴻溝。一方面，我們面臨著全球性的挑戰，氣候變化、貧困以及頻繁發生的沖突；與此同時，全球體系又未能跟上這些不斷展開的全球挑戰，所以，這兩者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我們有必要探討一下，當前哪些趨勢正在塑造著全球秩序。

首先，新自由主義的全球議程正逐漸喪失影響力。這一趨勢早在21世紀的前十年便已十分明顯。彼時，重大金融危機產生了深遠影響，G20的創立正是在這場全球危機的強烈沖擊下，才具備了尤為重要的意義。總理、領導人級別的對話，也是因這一新自由主義議程而發生的改變。

然而，疫情之后，尤其是在應對氣候變化以及當前生活成本持續攀升的挑戰時，新自由主義議程正不斷失去影響力，即便在西方國家也呈現出這一趨勢。我可以非常明確地告知大家，在歐洲人心中，新自由主義正走向衰落。

其次，所謂的“西方領導力”，一定程度上同上一個趨勢相互關聯。在我看來西方的領導力、影響力也在削弱，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簡單的原因是所謂的西方代表的全球經濟占比正在減少。

再次，現在的軍事沖突帶來的影響導致了一系列的復雜因素。我想提一下現在中東的局勢，中東局勢在過去一年多或幾個月以來變得非常復雜。此外還有一些非洲的問題，比如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動亂。

最后，現在涉及到我們生活中出現的最大的轉型——數字化轉型，它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會對安全、競爭性以及在我們可能了解到的人民福祉方面帶來非常大的影響，極大地改善了人們的生活條件。

除了以上講到的這些因素之外，最近我們開始關注一些關于關稅戰的情況。中國對這個情況一定非常了解，歐洲對此也非常熟悉。這個起點源自美國新一屆政府，而這其實也關聯到了一種新的政治運動，它可能是更多地“向內看”，更多地關注美國自己國內的問題，但可能會忽視全球要共同應對的一些挑戰。有些時候這些挑戰是非常明顯的，比如氣候變化，但美國在否認這一點。在上次聯合國大會的開幕式上，特朗普總統的發言講到了這一點，他說不存在氣候變化，在這方面不需要進行國際合作。

同時，當面對這些問題時，我們可以在學術界和學術論壇上共同探討一些問題。例如，識別出某些場景，開展一些跨學科的研討。我們并非要去預測未來，而是探尋哪些方法能讓我們更好地塑造未來。

所以，我認為存在四個全球治理正在發生或可能發生的場景。同時，我也將其稱作當下全球治理場景的碎片化、分散化。

第一個場景，數字化轉型這一議題實際上會引發極為復雜的狀況，并且幾乎能對全球秩序產生影響。如今，我們可以看到AI技術極為強大，AI或許會帶來諸多復雜的結果，這就要求我們更好地掌握人工智能應用。倘若全球治理處于高度碎片化的狀態，人工智能的發展將為人類帶來令人憂心的局面。

第二個場景與全球秩序相關。在不同領域，全球治理的影響力存在差異。與數字化轉型不同，我們能夠察覺到一種“脫鉤”現象。因此，我們要高度關注是否會出現第二種場景。

第三個場景是許多國家需要進行協調并解決一些問題，例如平等問題、軍事沖突、氣候變化以及更好地管理海洋等，涉及諸多主題。在這些領域中，我們看到不同聯盟正攜手應對這些問題。

第四個場景是關于多邊主義的改革。若要使多邊主義更好地適應當下這個多極世界，我們需要構建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多邊主義體系。如此，我們才能擁有一個高效、包容且公平的多邊主義體系。

以上便是我所觀察到的四個場景。由于我們此刻身處中國人民大學，所以我非常希望能與大家就這一議題展開互動。倘若我們認為這四種場景可能出現，那么我們可以提出一些問題，比如這四個場景會如何發生？這四個場景是否會同時出現？我們該如何評估全球政治的狀況？全球政治舞臺上究竟發生了什么？尤其是如何讓這四種場景都有發生的可能呢？所以，我想分享一下我個人的見解。

其次，我認為截至目前，有三個主要的系統性運動正在重塑全球秩序。

第一點需要著重指出，這一點此前就已較為顯著。部分國家僅關注自身利益，認為國際協調以及應對全球共同挑戰并不重要，這會導致一定的分歧，而這種分歧極有可能引發沖突風險。我們能夠看到此類運動，例如美國的MAGA運動，旨在讓美國再次強大。實際上，這種運動在全球或多或少都有出現，我們不僅在美國看到了這種情況，在拉丁美洲、非洲、亞洲的某些國家也有所發現。在歐洲，我也觀察到一些國家出現了類似運動，這是一種更為“向內看”的視角和觀點，如今更為盛行。

第二點是我們仍需維護基于規則的秩序，不應認同這類“向內看”的運動——這類運動不僅明顯，而且影響力巨大、來勢洶洶。

由此，我認為會出現第三種運動。我們需要一個基于規則的秩序，目前這些規則或許不夠有效、不夠公平，所以我們需要對其進行更新。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基于新規則的秩序，這實際上包括全球許多國家出現的一些反對運動。盡管改革整個全球治理存在一定困難，但這些運動仍在不同時期持續進行。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在美國體制內發生的一場運動。大約在2024年9月，未來峰會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召開，會議希望改革全球秩序，形成全球未來契約。當這份文件需要在聯合國大會上進行投票表決時，有些國家表示不喜歡這個契約。后續情況如何呢？我給大家講講這個故事，當時我就在現場。

首先，一些非洲國家發言稱，這份契約雖不完美，存在諸多不足，但確實是重要的一步，因此他們支持《未來契約》。中國和歐盟也發言表示支持《未來契約》，此后，許多國家也紛紛發言支持該契約，最終《未來契約》得以通過。我講述這個故事，是想表明在中國和歐盟立場一致的情況下，在全球政治舞臺上會產生強大的影響力，這切實能夠改變世界的走向。

如今，我們處于一個頗為有趣的局面。由于《未來契約》已經通過，今年還舉辦了一系列峰會來推動其實施。我們在西班牙舉行了聯合國第四屆發展籌資大會，在日內瓦召開了一場關于數字化的會議，還有關于人工智能的會議，11月在多哈舉辦了一場關于社會發展的會議，最近在巴西進行了一場關于氣候變化的會議，大家或許都有所了解。所有這些會議均在極為關鍵的時刻舉行。在這些會議上，所有國家齊聚一堂，共同探討如何以切實可行的方式落實《未來契約》，這無疑是一種十分新穎且有趣的形式。

我們舉辦過眾多聯合國峰會，以往每次峰會美國都會參與，但如今美國不再參加這些會議了。盡管美國會參與一些談判，卻未參與這些峰會，這是一種新情況。我們看似更易達成共識，但具體實施起來存在一定難度。

接下來，我想談談中國和歐盟之間應如何開展合作。在談及此點之前，《未來契約》中有一些極為重要的議題，應每兩年舉辦一次關于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的峰會，并將其與聯合國相關機構及G20的工作相結合。目的很簡單，我們需要關注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推進情況，分析哪些方面取得了進展，哪些方面仍存在阻礙，探討金融機構能否為這類活動提供支持。

首先，我們要審視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同時關注發展銀行網絡。許多發展銀行位于中國和亞洲，在我看來，上述條件能夠為提升中歐合作機會奠定基礎，使我們期望實現的合作成為現實。

其次是社會發展。由于最近一輪的多哈峰會剛剛落幕，社會發展又有了一項新議程，重點聚焦于減貧。在這一領域，中國堪稱最佳典范。在減貧方面，有諸多值得我們向中國學習之處。第二個目標是創造高質量的工作崗位，這是當下各國的首要任務。尤其是在許多國家，青年群體在人口中占比最大，他們極為關注創造優質工作崗位，且這些崗位要與他們的教育水平相匹配。因為很多時候，兩者之間存在差距，對許多國家而言，這個領域都面臨著挑戰，非洲國家尤為如此。所以，各方達成共識，要努力創造這樣的優質就業崗位。

最后一部分是社會包容和社會保障。我們要探討如何提供公眾可獲取的服務，以及提高社會保障的可及性，中國的案例尤其值得我們關注。我本人是專注于社會政策的學者，我認為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像中國這樣，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構建起如此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著實是一項龐大的事業。在此情形下，中國同樣可以與歐洲開展合作，并產生巨大影響，而且我們還可以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攜手合作。

第三個領域是氣候變化。在巴西峰會上，我們看到各國提出了更具雄心的減排目標，會上還涌現出推動綠色低碳減排發展的新技術，十分引人注目。中國在技術上提供的支持和推動相當可觀，歐洲也極為關注這個領域。不過，中歐雙方在有些領域存在分歧，例如在化石燃料逐步淘汰的立場上，歐洲部分方面希望更為激進。我們在這個領域進行了坦誠對話，期望推動公平轉型。因為我們明白，一個國家在致力于快速發展時，需要有其他能源資源可供選擇，這些國家必須得到公平對待。

與此同時，我們意識到在推動各國工業化進程中要尋求綠色化工業進程，非洲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我們不應要求非洲國家僅專注于原材料和農業生產，這既不現實也不公平，他們必須走上自己的工業化道路。但如果他們能夠以更環保、更綠色的方式實現工業化，對非洲自身和世界而言都是更好的結果。我們需要與非洲攜手推動其綠色工業化進程。

第四個領域是發展融資，該領域存在嚴重問題。仍以非洲為例，在部分非洲國家，支付公共債務利息的費用有時會超過教育和醫療開支，這顯然是有問題的，這使得這些國家陷入金融困境，沒有財政空間進行投資，也無法對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進行進一步建設，這帶來了根本性的問題。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說當前的可持續發展進程未能按照預期速度推進，中歐也需要在這方面尋找解決方案，我們要看看是否能給予致力于推動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國家足夠的空間？有些國家真心希望推動可持續發展目標，卻缺乏必要的財政空間。因為稅收問題是根本性問題，一方面，這些國家雖有國家層面的征稅體系，但大量稅基流失，致使稅收資源無法留存國內。

在此要特別強調，這就是聯合國稅收公約極為重要的原因。我也坦率地說，我對歐盟在這一議題上的立場持批判態度，因其立場有時極為模糊，時而支持，時而猶豫不決。他們一方面宣稱要在經合組織的框架下解決稅務問題，但問題在于經合組織并不代表全世界，它只是西方國家的組織。

另一個領域是數字領域，數字轉型可謂是我們生活中規模最大的一次轉型。如今有全球數字契約，該契約明確了一些根本性原則，對全球范圍內應遵循的網絡安全、物理安全以及開發向善、人工智能向善等核心原則作出了相關規定。

不過，我要特別和大家分享一件事，下一屆聯大的一個主題將聚焦數字領域。截至目前，我們一直采用美國模式，即對相關平臺進行監管，尤其是對美國的部分平臺和APP。但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僅采取這一行動是不夠的，我們需要開發自己的平臺，發展我們自己的人工智能。我們需要探索適合自身的有效路徑，推動數字轉型。

我也想給大家介紹一下布魯塞爾的最新動態。不久前，我們舉辦了一場主題為“歐洲數字主權”的峰會，這也體現了歐盟自身定位的變化。我們與中國之間的經驗交流與合作將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

這自然引出我最后一個想分享的觀點，我想和大家分享全球面臨的挑戰以及可采取的行動，包括中國和歐盟如何開展合作，為全球治理提供更好的解決方案。同時，我也想談談中歐雙邊發生的情況。

最近，我們也看到這帶來了幾個方面的影響，值得關注的是汽車行業。因為中國在汽車行業，尤其是新能源汽車量產方面遙遙領先，這也是中歐關系變化中一個非常有趣的案例。我給大家介紹一下，歐盟正在經歷的變化，實際上是一種外部帶來的變化。現在新自由主義議程并未真正在歐盟得到執行，一個典型例子是，歐盟突然決定制定自身的產業政策，并要求歐盟層面和成員國層面都出臺相關產業政策。所以，歐盟的經濟政策工具正在發生變化。現在歐盟更多地將國家援助或公共采購等方式作為推動本土創新的基本工具。歐盟在應對外國直接投資時，也將采取更為精準的政策手段。

從歐盟的角度來看，這并不意外，中國也在做同樣的事情，我們確實需要產業政策，我也認為產業政策是必要的。我的想法是，中歐之間的產業政策需要更新和重新評估。我們應該認識到，中歐是兩大市場和兩大技術力量。我們要探討的雙邊合作不僅包括貿易合作，還涉及新興供應鏈的發展，這一領域需要我們進行更廣泛深入的討論。

在此基礎上，我們還面臨一些更難跨越的障礙。尤其是目前歐洲大陸仍在進行戰爭，這出乎預料，而且這場戰爭已持續了近四年。對歐洲來說，重啟我們之前的綜合投資協議很困難。因為這份全面投資協議其實在2019年就已基本達成一致，卻突然陷入停滯甚至被擱置。有人認為，當時歐洲議會與中國政府之間發生的外交事件導致了這一重要投資協定擱淺，但事實上，深層次原因并非如此，它涉及中歐雙方經濟協議更深層的因素，此外俄烏沖突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最后，來探討一下如何推動中歐戰略伙伴關系升級。從歐盟的視角來看，自2000年起，我們便著手發展這種戰略伙伴關系。我們也在與全球其他地區發展戰略伙伴關系，但中歐之間的戰略伙伴關系在諸多領域堪稱最為全面。我們對比發現，中歐在數十個領域均為戰略伙伴關系。近期，歐盟對與中國關系的定義增添了幾個關鍵詞，我們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競爭者”，還有所謂的“制度性的競爭對手”。或許中方不太認同這樣的定義，我們也期望能坦誠地看待并交流這一問題，有必要構建全新的戰略定位。

在戰略概念里，我們應保留“伙伴”這一表述，因為在眾多領域我們能夠開展合作。這不僅對雙方意義重大，對全球其他國家也十分關鍵。因此，我們應探索一種全新的合作發展模式，借助數字化轉型的潛力來達成這一目標。屆時，中國和歐盟或許已擁有該領域最為先進的實驗室。這種新的合作模式應依托數字技術解決方案，這更契合雙方的共同利益。

第二，關于競爭。我們需要營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確保雙方經濟保持開放。所以，我們需認識到歐洲實際上有兩個 “范疇”，涵蓋貿易和競爭政策，以及產業政策，我們可在這些領域展開更多對話。

第三，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我期望用“全球伙伴”取代“制度性的競爭對手”這一概念，以此推動全球治理改革。我認為這不僅可行，而且十分必要，甚至極為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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